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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一词，发展至今，已经拓展到很多个领域。随着全球范围内在水资源、能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气候变暖等方面生态危机情况的加剧，“生态学”的研究范畴由注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和谐拓展至人与环境、人与人的更为宽广的领域，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都形成了广泛的交叉与渗透，其中，贯穿始终的是生态主义思想以及以综合系统的方式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体系 [1] 。以科学为导向的生态主义思想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并以多学科的交叉互渗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从盲目地顺从自然到片面地改造自然以至当今整体地尊重自然，在思维模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主义思想也经历了从自然本体论向人类本体论，继而向生态本体论的转化。
人类自从告别动物界，以生存实践探索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以来，经历了原始文化时期、农业文化时期、工业文化时期以及目前正在转向的生态文化时期，按照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以其主体意识与自然的关系为判断基准，生态环境美学认为人类的存在本体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自然本体论又称宇宙本体论，是从原始文明时期、农业文明时期到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的存在本体论。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受制于大自然。随着农业耕种和动物驯养，人类开始了自我意识的增强，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人类生存仍要靠天吃饭。因此，宇宙本体论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对自然环境要存敬畏和归附。中国儒家思想虽然提出了“天地人”三元合一的理论，认为应当“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的本质是人要合天，即人应归属于自然，人的生存本体是依存于自然。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人要“上敬天，下孝地”，“存天理，灭人欲”。道家更以自然为根本，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东方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与西方发端于巴门尼德、经由柏拉图创立到亚里士多德完成的哲学本体论，本质上都是宇宙（或称自然）存在本体论。针对这种以自然为本体的存在理论，马克思指出它“把人作为了自然奴隶”，人对自然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同时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的生产力形成了依附于自然的自然经济社会关系，使得人同样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否定了同时也丧失了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身实践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忽视了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的能动作用。因此，这一历史时期从存在本体论上讲，人类处于以宇宙或自然为世界本体的时期。
这一阶段对应着工业文明时期，从文艺复兴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态本体论转型。文艺复兴后，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光辉灿烂的工业文化。主客二分的工业文化把人的形体与外在世界看作机械性的物质，形成了一种机械论文化，并由此发展成为带有主体性极端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以满足物欲为动力，片面追求生产力或经济增长。人们对于人类拥有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无限能力”深信不疑。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的论断，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提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都在张扬着人是宇宙和大自然主宰的理念 [2] 。自然与人的关系由“自然本体论”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人不再是依附于自然的卑微生物，而是自然的统治者，是万物的主宰，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拥有“生杀大权”，自然由此变为了人类的奴隶，任由人类挞伐。“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片面化和功利化世界观的驱使下，自然所具有的价值多样性被消解了。在人们眼里，茂密的森林只是一堆木材、木炭或一沓沓的美元，自然的科学价值、生态价值、审美和情感价值荡然无存。虽然人类由此为自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人类肆意按照自己的目的随意役使自然，对自然造成了过度侵害，过度的碳排放和原始森林的逐渐消失破坏了拥有地球外衣之称的大气圈，大气的臭氧层出现空洞，强烈的太阳紫外线穿透大气层，使地球不断变暖、海平面水位不断上升、各种恶劣极端的天气不断破坏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对自然界的每次胜利，都将会得到自然界的报复。这种报复逐渐敲醒了居高于自然的人类，人们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本体论、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开始反思。
20世纪70年代，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危机，人类对环境现状和自身行为开始反思，生态认知和意识开始觉醒。人类究竟该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再对立，成为人们对世界存在本体的思考重心。联合国号召世界各国积极面对生态危机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3] ，终于在20世纪末叶形成了从“人类本体论”向“生态本体论”的转向。生态本体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基础，对自然本体论和人类本体论进行了否定之否定，摆脱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范式，认为人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与自然界共处于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之中，人与自然是平等互利、和谐共生、圆融共舞的关系，体现了“体证生生以宇宙生命为依归”的生态审美观念。生态本体论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完美沟通：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是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基于“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价值取向。既要强调人的自然化，把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里与宇宙本体论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有着本质的区别），研究系统的整体存在和演化规律；同时肯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差别，肯定人具备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主体能动性，肯定未来的发展将由基于人的现实认识实践能力，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思、协调和重构途径来实现。
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转向为洞察和反省景观设计的模式、过程和相互作用提供了依据。它不仅揭示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而且能够进一步作为解读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
“景观”（landscape）一词，最早与风景、景致、景色的含义相一致，在东西方关于风景的描述中，来自自然风景或者山水的视觉美学意义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景观以不同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展现出或自然或人工的景观所赋予人们的美学意蕴。到了19世纪中期，“景观”一词被德国动植物学家、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引用到地理学中成为一个科学的术语，后由俄国地理学家引申为包括生物与非生物的景观整体，而形成了“景观地理学”。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生物地理学家Troll率先提出“景观生态学” [4] ，标志着作为生态系统载体的景观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系统的观念强调自然现象空间关系与生态区域内的功能关系所共同影响的景观整体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至20世纪60年代，“景观可以理解为地表某一空间的综合特征。” [5] 从这个角度来说，景观已经不仅包括了物化实体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还逐步延伸到人的视觉所触及到的景观像及像的历史发展。随着生态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景观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形成交集，使得景观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展现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功能导向。
与景观概念发展相一致，景观设计的指导理论与评价标准也发生着变化。在农业时代，景观设计以“工艺美”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注重人工改造的形式美感或园艺美感，出现了为帝王服务的皇家园林样式、文人山水园林样式等多种形式。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时代，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公共绿地、公园等景观的出现，体现了面向公众，改造城市景观环境，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景观设计思想。自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城市化问题带来的众多负面影响，在城市环境质量与人的生存质量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主义观念也逐步渗透到城市规划的设计思想之中，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理论和当代艺术思潮从另外一个角度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景观设计提供了观念和艺术形态的支撑 [6] 。因此，以生态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考虑城市景观设计在城市环境的生态质量、人的生存质量以及城市形象的文脉特点与个性方面，城市景观设计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视觉审美意义上的“工艺装饰”或“修饰”，而是以整体系统的处理方式，结合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工艺和新材料，营造全新的景观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在此基础上，跨学科交叉已成为当今景观设计的必然趋势。今天，景观设计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孤立的具体对象的单独设计，而是存在于大的环境之中，与整体的人类生态系统息息相关的各个部分共同作用的一个要素，是多部门、多学科异质性知识耦合的跨学科创新 [7] ，是为达成整体优化目标的设计整合与系统规划与实施的过程。
另外，注重局部景观设计的差异化和个性化也成为当今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和千人一面的城市景观设计方式不同，依据地域性文化传统、当地习俗文脉所形成的文化景观设计开始成为界定并彰显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同时，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内涵，正逐步深入并拓展到对地域独特的气候、地理、动植物等局部微气候、微环境的调适与优化的综合设计之中，以与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微环境的景观设计，达到局部景观的差异性和个性化设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