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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以来，徐乾清同志多次要和戴定忠同志来看我，认认我的新居，我约他们25日来我家。但以后北京遭遇寒潮，天气十分寒冷。我在乾清同志病后出院时，曾去他家探望，见他插着鼻饲管送我到门外，就感到于心不忍。想到他还要插着鼻饲管，冒着凛冽的寒风来我家，很可能感冒，而感冒对于他却可能致命。因此，待到25日晨，一看窗外阴沉沉的天气，我就打电话给老戴，请他转告乾清，取消约会，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请他们来我家吃饭。谁知没过半个月，他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于2010年1月9日去世。回想他多次要来看我，是否已有预感？是否对水利、对我们经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有新的感悟，有什么遗言？据老戴事后回忆，当他得知我约定时间后，还十分高兴，我更痛感后悔。尽管我不让他来是出自好意，但毕竟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这将成为我终生的歉疚。他有什么话想对我说？这将使我终生思索。
早在1950年我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就认识乾清同志。听说他毕业于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员，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不错，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干部。由于我很快就去治淮委员会工作，没有和他在工作中接触。1953年我去中央水利部工作时，他已在我之前调京，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水利和电力两部合并后，他在规划局任副处长。虽然和他有些工作关系，印象很好，但了解不深。“文革”中他属于“逍遥派”，无声无息，几乎被人淡忘。以后下放“五七干校”、乌江渡水电站工地。“文革”结束后回水电部，任科技委处长。
真正发现他这个人才的，还是当年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张彬同志。“文革”以后，我们党组决定加强科技委员会的工作，增加一位水利方面的副主任，并一致认为，要肃清“文革”流毒，选用一位真正重视知识的人。在党组会上研究时，干部司提了几个人选，都没有通过，最后张彬同志提出徐乾清。张彬说，有一次带他去重庆出差，发现他经常去书摊上淘旧书，以后注意到他读书很多，知识广博，善于思考，对一些问题很有见地。经张彬一提，大家联想到他长期以来的表现，认为确实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才，一致通过了对他的任命。我也开始与他加深交往，以后他任水电部计划司副司长，分管水利，逐渐成为我处理水利问题的主要助手之一。我在水利电力部任职期间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主持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他在论证工作中任防洪课题组的组长。
1988年，水利电力部分为水利和电力两部，我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进入七届政协，他在水利部任副总工程师。我请他和朱惠琴及一些已退、未退的同志，共同编写《中国水利》一书。他除负责撰写《防洪》章外，还协助我审改其他各章。我建议将他列为副总编，他坚决推辞。1993年，他从工作岗位退下，进入八届政协。我们又开始新的合作，曾对贵州、广西、宁夏、新疆等地以及洞庭湖、黄河和淮河组织调查，其中有些报告是由他起草，经我修改后定稿的。我们先后进入中国工程院后，合作更加密切，在《对1998年长江洪水的分析》项目中，他是我的主要助手；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中，他是防洪减灾课题组的副组长（我兼组长）；以后他因鼻咽癌手术，在《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项目中，改任项目组顾问。他在东北项目开始不久，就向我提交了内容丰富、很有价值的有关项目区自然和人文历史变迁的背景报告，使我深受教益。在《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和《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中，他虽然身体日趋衰弱，仍认真参加研究，恪尽顾问的职责。我们的最后一项合作成果是《关于淮河中游洪涝问题与对策研究》，在研究后期，他又经历了一场大病，报告的起草工作由宁远同志担任，最后的讨论会他也不能出席，但仍在病床上审阅签署了宁远同志送去的报告稿。他在最后提出要来我处探望时，是否还想就淮河问题向我说些建议或感想呢？
在长期的交往中，深感他为人正直，克己奉公；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勤奋好学，严谨工作；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如果要以一个称谓概括他的最大特点，我以为应当称他为一位真正的学者。我认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探索真理，这是一位真正学者的本质。他读书并不限于工程技术，甚至不限于自然科学，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古文也很有功底，而且善于观察和研究事物。他一般不评论别人，但有时当我征求他对某个人的印象时，他会根据平素观察入微的分析，提出他的认识，而且切中要害。在“文革”中就充分显示了他的特点，我不记得他有什么大字报或在批判会上有什么发言，更没有参加这派那派，但实际上，他静静地观察，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和乾清同志的性格和作风完全不同：我的性格外向，锋芒毕露，工作比较粗糙；他的性格内向，思虑周密，处事稳健。但我们为人处世治学的态度都是认真的，这是我们之间合作和友谊的基础。我总是努力以他的优点补我的缺点，将他作为我处事的“矫正器”、“安全阀”。我处理一些复杂问题、起草一些重要报告时，如与他的专业有关，一般都请他参与。他会直言相告，提出不同意见或问题。在讨论会上或和人谈话时，如果我火气很大，他也会温和地为我“压火”。
他最后一次书面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在我和陈家琦、冯杰署名的《中国水利的战略选择》一文中，提到美国的水资源管理比中国先行，但据文中数据，美国的人均用水量比我国高很多，因此发生疑问：他们的用水效益是否比我们先进？我在写稿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美国的人均用水量较高，但我确信我们的结论，因此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接到他的信后，我委托冯杰同志做了专题研究，写了一份报告：《中美用水效益的比较》，说明用水效益的比较，应以万元GDP的用水指标为准。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比我国大很多，他们的用水总量相对也比较大；而他们的人口较我们少，因此人均用水量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的万元GDP用水量比我们低很多，他们人均GDP比我们高的倍数，超过人均用水量比我们高的倍数，因此美国的用水效益比我们高。报告送他审阅后，在《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弥补那篇文章的不足。这是我接受乾清同志的最后一次帮助，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朋友的最高层次是“诤友”。我在多年经历中，有幸结识多位可贵的诤友，乾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在我70岁生日的前夕，他曾给我写了一封贺信并附一首七言律诗，诗的前六句都属于鼓励，最后两句是：“自古治水多怨谤，功垂千秋勿求全。”这两句道出了水利工作的艰辛，是对所有真诚从事水利事业工作者的抚慰。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走出个人功过是非的小圈圈，放眼人民的利益，虚心正视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总结经验教训，力求在有生之年，尽最大可能，依靠后来居上的同志们，改正和弥补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客观上，由于水利工作涉及天、地、人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真理总有一些距离，很难达到“全”；但从主观上，应努力“求全”，使人民以极大代价建成的水利事业，能“功垂千秋”。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痛失良友，教益永记。
此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