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水利》电视片有关内容的提示

1.新中国发展水利的历史地理背景

（1）自然环境特点：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三级阶梯形地形，三种不同气候区；除青藏高寒气候区外，水热同期，有利于农业和植被生长，使中国东部大约1/2的国土面积，承受了世界1/5~1/4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同时，由于气候、地形复杂多变，在季风和海洋热带气旋的作用下，洪、涝、旱灾频繁，局部地区十分严重。

（2）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经济衰败停滞，水旱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

1）主要江河水系发生重大变化，改变了防治洪涝灾害的格局（黄、淮、海关系，江湖关系的变化）。

2）水旱灾害极为严重：大江大河都发生过历史最大或接近历史最大洪水；100多年之间发生了（1846—1847年，1856—1859年，1875—1878年，1899—1902年，1922—1930年，1934—1936年，1941—1944年）多次连续严重干旱（参阅《中国水旱灾害》附录）。

3）经济衰败，江河治理，农田灌排停顿，原有设施破坏失修，防治水旱灾害的能力全面下降。

4）西学东渐，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统水利发展向近代水利发展策略转变。

2.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起步和重点建设时期（1949—1957年）

（1）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水旱灾害形势。

1）为了在战后迅速恢复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必须尽快摆脱严重水旱灾害的被动局面。

2）历史遗留的严重水旱灾害局面，继续发展（1949年全国大水，1951年淮河大水，1951年、1953年东北华北大水，1954年江淮大水，洪涝灾害十分严重；全国大部分地区虽处于丰水期，但每年旱灾面积仍然很大，受灾面积在3100万~25800万亩之间，成灾面积在840万~10800万亩之间，每年粮食因灾减产，减产在59万~622万t之间）。

（2）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和亲自领导指挥。在利用已有科技力量、已有科技资料的基础上，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全面开展水利设施的修复，抢建对付较大洪水的过渡性设施，进行重点江河的治理和建设中小型农田水利。

（3）主要成绩和特点。1954年大水前主要江河防洪设施得到恢复，防洪能力比抗日战争开始前有所提高。

灌溉面积从2.4亿亩（其中水田1.9亿亩，旱地灌溉约5000万亩）增加到1957年的4.1亿亩，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亿斤，超过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前（1936年）的水平（大约3200亿~3600亿斤）；大型水库从1949年前的5座增加到19座，中型水库从1949年前的15座增加到82座。

在黄河上中游积极开展了水土保持。

特点：重视工程质量，重点工程较严格地按基建程序办事；从治标逐步向治本转变，积极开展了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资料不足，科技水平低，江河治理和重点工程标准偏低，配套设施跟不上；群众工程，因陋就简，工程质量较差，遗留问题较多。

3.“大跃进”期间的水利建设——1958—1960年

（1）基本指导思想。依靠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建设，尽快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水利贯彻“三主方针”，充分动员群众人力，物力（对农民进行无偿平调）积极投入水利的群众运动。

（2）成就。据统计1962年：灌溉面积4.6亿亩；机电排灌面积从1957年的1800万亩，发展到9200万亩；水库1973年达到7.2万座，其中大型283座，中型1833座，小型7万座，绝大部分是“大跃进”期间开始修建的；机井达到11万眼（1961年）；机械排灌动力从1957年的56.4万马力（其中电动机9.7万马力）到1962年达到614.7万马力（其中电动机224.1万马力）；对部分地区提高了防洪、除涝和抗旱能力，1957年和1960年完成工程量（举例据统计）见下表：

估计1958年、1959年可能比1960年大得多。

根据李葆华同志1959年水利会议报告：1958年完成土石方580亿m ³ ，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治涝2.1亿亩，初步控制沿海水土流失面积30万km ² 。

1962年水利会议（1962年12月）《水利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全国基本建成和已提供的大型水库207座（1949年前5座，1957年19座），中型水库1282座（1949年前15座，1957年82座），小型水库7401座；灌溉面积达到5亿亩，比1957年增加1亿亩，还有2亿多亩农田，已完成骨干枢纽工程，配套后即可受益，其中大型水库灌区还有7000万亩，中型水库灌区约5000万亩。

大量修建的水利工程设施在防御水旱灾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多数得到了保留和完善。

（3）教训、失误和遗留问题：

1）教训和失误：违反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客观条件和基本规律，急于求成，造成人力、财力的重大浪费。

将“三主方针”绝对化、片面化，对当时水利建设严重误导，造成重大失误。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修建，黄河下游拉河建闸引水灌溉，甘肃引洮工程是严重失误的例证。

2）遗留问题：

大量病险水库。

大量“半拉子”工程。

大量边界纠纷（河系破坏，调整疏路任务很大），配套工程重务很大。

大量碍航闸坝（约800处，缩短通航河道）。

大量移民占地（约1000万人）。

大量林草、植被破坏。

这些遗留问题，挫伤了群众修建水利的积极性，对农村正常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水利工作进展；加重了部分河流和地区的防汛负担；形成了新的农村困难群体，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大跃进”的功过是非值得客观地进行分析研究，吸取经验教训。 6kf8DsUJaDb18RM4AQGejB1QNcU9bbqIMNnVTh96OUzBTqkvwtB4h+zCz6TYOm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