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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水利》电视片有关内容的提示

1.新中国发展水利的历史地理背景

(1)自然环境特点: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三级阶梯形地形,三种不同气候区;除青藏高寒气候区外,水热同期,有利于农业和植被生长,使中国东部大约1/2的国土面积,承受了世界1/5~1/4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同时,由于气候、地形复杂多变,在季风和海洋热带气旋的作用下,洪、涝、旱灾频繁,局部地区十分严重。

(2)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经济衰败停滞,水旱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

1)主要江河水系发生重大变化,改变了防治洪涝灾害的格局(黄、淮、海关系,江湖关系的变化)。

2)水旱灾害极为严重:大江大河都发生过历史最大或接近历史最大洪水;100多年之间发生了(1846—1847年,1856—1859年,1875—1878年,1899—1902年,1922—1930年,1934—1936年,1941—1944年)多次连续严重干旱(参阅《中国水旱灾害》附录)。

3)经济衰败,江河治理,农田灌排停顿,原有设施破坏失修,防治水旱灾害的能力全面下降。

4)西学东渐,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统水利发展向近代水利发展策略转变。

2.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起步和重点建设时期(1949—1957年)

(1)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水旱灾害形势。

1)为了在战后迅速恢复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必须尽快摆脱严重水旱灾害的被动局面。

2)历史遗留的严重水旱灾害局面,继续发展(1949年全国大水,1951年淮河大水,1951年、1953年东北华北大水,1954年江淮大水,洪涝灾害十分严重;全国大部分地区虽处于丰水期,但每年旱灾面积仍然很大,受灾面积在3100万~25800万亩之间,成灾面积在840万~10800万亩之间,每年粮食因灾减产,减产在59万~622万t之间)。

(2)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和亲自领导指挥。在利用已有科技力量、已有科技资料的基础上,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全面开展水利设施的修复,抢建对付较大洪水的过渡性设施,进行重点江河的治理和建设中小型农田水利。

(3)主要成绩和特点。1954年大水前主要江河防洪设施得到恢复,防洪能力比抗日战争开始前有所提高。

灌溉面积从2.4亿亩(其中水田1.9亿亩,旱地灌溉约5000万亩)增加到1957年的4.1亿亩,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亿斤,超过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前(1936年)的水平(大约3200亿~3600亿斤);大型水库从1949年前的5座增加到19座,中型水库从1949年前的15座增加到82座。

在黄河上中游积极开展了水土保持。

特点:重视工程质量,重点工程较严格地按基建程序办事;从治标逐步向治本转变,积极开展了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资料不足,科技水平低,江河治理和重点工程标准偏低,配套设施跟不上;群众工程,因陋就简,工程质量较差,遗留问题较多。

3.“大跃进”期间的水利建设——1958—1960年

(1)基本指导思想。依靠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建设,尽快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水利贯彻“三主方针”,充分动员群众人力,物力(对农民进行无偿平调)积极投入水利的群众运动。

(2)成就。据统计1962年:灌溉面积4.6亿亩;机电排灌面积从1957年的1800万亩,发展到9200万亩;水库1973年达到7.2万座,其中大型283座,中型1833座,小型7万座,绝大部分是“大跃进”期间开始修建的;机井达到11万眼(1961年);机械排灌动力从1957年的56.4万马力(其中电动机9.7万马力)到1962年达到614.7万马力(其中电动机224.1万马力);对部分地区提高了防洪、除涝和抗旱能力,1957年和1960年完成工程量(举例据统计)见下表:

估计1958年、1959年可能比1960年大得多。

根据李葆华同志1959年水利会议报告:1958年完成土石方580亿m 3 ,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治涝2.1亿亩,初步控制沿海水土流失面积30万km 2

1962年水利会议(1962年12月)《水利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全国基本建成和已提供的大型水库207座(1949年前5座,1957年19座),中型水库1282座(1949年前15座,1957年82座),小型水库7401座;灌溉面积达到5亿亩,比1957年增加1亿亩,还有2亿多亩农田,已完成骨干枢纽工程,配套后即可受益,其中大型水库灌区还有7000万亩,中型水库灌区约5000万亩。

大量修建的水利工程设施在防御水旱灾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多数得到了保留和完善。

(3)教训、失误和遗留问题:

1)教训和失误:违反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客观条件和基本规律,急于求成,造成人力、财力的重大浪费。

将“三主方针”绝对化、片面化,对当时水利建设严重误导,造成重大失误。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修建,黄河下游拉河建闸引水灌溉,甘肃引洮工程是严重失误的例证。

2)遗留问题:

大量病险水库。

大量“半拉子”工程。

大量边界纠纷(河系破坏,调整疏路任务很大),配套工程重务很大。

大量碍航闸坝(约800处,缩短通航河道)。

大量移民占地(约1000万人)。

大量林草、植被破坏。

这些遗留问题,挫伤了群众修建水利的积极性,对农村正常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水利工作进展;加重了部分河流和地区的防汛负担;形成了新的农村困难群体,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大跃进”的功过是非值得客观地进行分析研究,吸取经验教训。 9B53ddRdrougQc1jrYDBTU7WmWiFCRJ/n4113OWjFVwB+gJpIWUW59iZj3gMT1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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