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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的工作始终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形势变化过程而改变的。从总体上看，这60年可分为两大阶段：前30年（1949—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时期；后30年（1979—2009年）以改革开放为主导，以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除建国初期和“一五”期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经济工作任务明确，工作有序外，其余20多年都是在紧张的政治气氛和无序的（或大部分时间无序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受到不断开展的以反右为核心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对一个家庭出身不好又有参加过某些反动组织的人来说，这种影响更加严重，几乎成为每次运动批判和接受审查的对象。我的出身也不太好，属于“黑五类”家庭，即与地富反坏右有关的家庭。在土改时我家被划为“小土地经营者”，即占有少量耕地，长期未脱离农业生产但主要靠雇工搞农业生产，父亲又是一个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地方小官吏另有收入的人。由于父亲社会交往复杂，又是老国民党员，交往中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因此在解放后审查历史问题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曾被政府管制，长期不给摘掉“帽子”，因此家庭其他成员和我都受到这种影响。所幸我参加工作时已是地下党员，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同时我所工作的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的领导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受过高等教育，政策水平高，对待出身不好的干部比较宽容，因此对我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我深深感到像我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言行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年代都顺利地通过了各次运动，但是在工作中还是感到我与出身好的党员还是有所不同。因此对党内有些看不惯的坏作风和少数高层领导的错误行为不敢提出意见，在党的会议中，也不敢完全讲真话，以求自保，这是我长期感到内疚的。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政治路线越来越左，阶级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亮，对家庭出身越来越重视，“红五类”和“黑五类”出身的干部处境差别越来越大，我对自己以后的前途越来越失去了信心。在不断学习中，虽然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去考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长期存在，共产党总会有一天再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认识并未发生动摇，但对我这样在当时年过半百、身体多病的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期待美好未来的。在1969年冬下放劳动以后，对再回到北京继续做原来的工作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只希望结束劳动接受“再教育”告一段落后能找到一个给饭吃的落脚点就很不错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生活没有遇到较多的困难，工作和学习还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完成了所承担的各种任务，工作中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失误；在学习方面，最初的六七年成效最好，基本补上了大学时期学习的缺失，也适应了工作的要求，自认为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低级水利科技工作人员；但在以后的大约20年中，受各种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一般政治学习，各种政治运动中专门问题的学习讨论和参加审查、批判会议的时间，估计要占除睡眠、做饭、吃饭以及不可缺少的家务劳动以外的一半以上时间，这其中有用的学习和有价值活动的时间占得非常有限，真正钻研业务和提高知识水平的系统学习少得可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前面曾经讲过的几种工作外，很少连续性的工作，和进行有用的学习；在此期间身体还是不断闹毛病，1969年的夏秋之交还曾一度被怀疑身患肺癌，检查观察了近2个月。可以说“文革”十年是人生的最大浪费，也是悲观、失望、彷徨，不知所措的十年。
从1979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思想言论行动比较自由；身体状况在切除左肺休养恢复以后大为好转，体力和精力都有所增强，生活、工作、学习可以说走入一个比较正常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在职期间大约7年，工作方式与过去相同；此后虽然还继续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几项准备建设的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直到1992年2月离休为止。1993年至今，离开行政机关，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融入社会，除在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担任3年（1994—1996年）顾问，在汛期经常参加每天早晨的汛情汇报和汛情紧急时的协商会外，很少再坐办公室。这三年了解了一些基层的防汛情况，感到做防汛工作与防洪研究工作的思路很不相同，前者总要求防汛万无一失，防洪的标准越高越好；后者则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综合，对防洪建设的要求有取有舍，同时我也感到在某工作岗位上工作过久，受岗位局限性很大，视野太窄，因此我认为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待得太久，应当适时调换工作岗位，开阔视野，对工作可能更有利。2001~2007年可以说是带病工作，主要围绕工程院的活动和水利部的全国性规划工作活动，尚能保持正常人的心态，尽力所能地去工作，但对广泛的社会活动，则尽量不参加。在2008年老伴去世后，可以参加的各种活动已经不多，大概在不离北京的一些活动尚可参加，但离开北京就不行了，因此参与工程院的几项咨询工作，大都只能在讨论的时候参加，外出考察就很难参与了，因此未能做到应有的努力，未能发挥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未能参加到最后阶段，真是有点遗憾。
概括这一生的工作和学习，可以说：对工作学习始终是积极的、认真的、负责的，马马虎虎、对对付付地去对待工作和学习的态度还是较少的，但只是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没有作出突出的贡献；对学习，养成了天天读书的习惯，杂学旁揽，贪多不厌，知识的面比较广，广博有余而深入严重不足，深入系统了解的专业知识不多，这也是对工作缺乏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因此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概括起来说：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学生，不合格的大学生，参加工作之初是一个不合格的水利科技干部，通过工作和学习，达到一个平庸的、一般的水利科技工作者，虽然后来被选作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院士，获得了一个不应得到的荣誉。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吃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以及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