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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水利部正式通知我离休，原希望从此成为一个可以自由生活轻松度过残年的人，但在1993年初，估计由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提请水利部推荐我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93年3月至1998年2月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每年政协的各类会议和组织的各种活动。我属于农业界的小组，委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了农、林、水利各个部门，以农业部门的委员最多，各类谷物种植、果树蔬菜栽培、农药化肥等方面的科研和生产专家都有委员，林业、水利相对较少。政协是一个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场所，各行业的信息较多，开会时可以听到各个方面内部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提出的建议和书面发言内容似乎也没有明确要求。由于我的思想保守，难以摆脱行业的局限性，因此发言或建议大都是当时水利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有关政策的建议。在1993—1997年5年间提案和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农田灌溉节约用水，排灌系统配套完善，主要江河防洪减灾和注意污水处理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的提案有：①围绕节约用水和低产田改造，积极开展各类灌区的改造；②加强主要江河防洪工程体系中薄弱环节的衔接、完善，尽快形成完整的工程体系，使其发挥整体作用，减少常遇洪水时的漫溢泛滥，缩小灾害范围；③尽快完成一批使用频繁的分蓄洪和行洪滞洪区的安全建设，完善使用灾后救济、补偿和恢复的保障政策措施，改变当前防汛中超标准洪水处理的艰难被动局面；④加速发展西北内陆区的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为全面开展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准备条件。其他较小问题的具体建议每年都有好几件。这些提案和建议大都只得到有关部门的简单回应，真正有效的落实不多见。在政协期间，参加多次参观考察活动，大部分是钱正英副主席组织的有关水利、水电方面的考察和林业部门组织的林区参观考察。印象比较深及得到较多收获和启发的主要有：
（1）1994年、1995年和1996年洞庭湖、鄱阳湖先后发生较大洪水，城陵矶、湖口都发过超规划控制水位，说明江湖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洪灾风险增大。在此背景下长江中游江湖关系的考察成为重要的活动，对过去长期关注的洞庭湖区、江汉平原的洪涝渍灾害和历史演变问题有了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的了解。
（2）滇西和金沙江上游的考察，对滇中高原水资源开发的困境，水电发展的潜力和金沙江虎跳峡以上江段的自然景观特色、历史文化底蕴和水电开发前景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开发方式设想。
（3）对西北关中地区、甘肃沿黄干旱台地、河西走廊和宁蒙河套平川地带的水利发展得到新的认识；对沿黄高扬程提水灌溉、老灌区的节水改造等老问题改变了过去存在的错误看法，树立了新认识；对关中地区水利进一步发展、三门峡库区遗留问题的全面解决等问题的迫切性、重要性，得以重新认识；同时对黄河上中游水资源的重新分配问题，也认为应该得到特别关注。
（4）先后参加了林业部门组织的东南沿海防护林带和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林区的考察，在林业专家的帮助下，对林业和林业存在的问题的特殊性，林区与洪水的关系等方面得到很多新的知识和启发，使过去一些抽象的认识得到感性认识的充实和纠正。
（5）1995年的8月，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老先生提出了在新疆开荒扩大耕地1000万亩，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引水50亿m 3 ，从内地移民100万人，建立新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宏伟的方案，政协领导十分重视，组织以钱伟长副主席为组长的专业考察组，8月初赴新疆实地考察。这个考察组以政协科技界委员为主，同时邀请了农业、水利专业的委员参加，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全国有名的土地问题专家石玉林先生，他是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此以后我们便成为交往亲密的朋友。这次考察首先到乌鲁木齐，听取了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然后从乌鲁木齐穿越准格尔盆地中部到阿勒泰地区考察，首先考察了富蕴县的乌伦古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水系和土地状况；之后又考察了额尔齐斯河中游拟建水库的635坝址，阿勒泰市以南的成片荒地；再向西考察了额尔齐斯河水量最丰富的支流布尔津河；再经过中哈国界，穿越阿尔泰山区丰富的天然草原牧区到达布尔津河上游。浏览了新疆北部最美的风景区喀纳斯湖区及湖区下游一连串冰迹小湖和不多见的原始森林，虽然还在盛夏8月，但两侧山上仍可见积雪，清澈的湖水倒映着两侧雪山和青翠无比的原始森林，踏着浓密的草地，真是美不胜收，我觉得这里的自然景观可能比博格达峰下的天池还要吸引人。来去3天，回到布尔津县城后，又考察引额济乌（乌鲁木齐）工程的上游总干渠部分。这时引额济乌引水25亿m 3 的巨大工程，已有了规划但还没有正式启动。阿尔泰地区有水可引，荒地很多，但适于种植业的优质土地是很少的。阿尔泰地区考察后，沿准格尔盆地西侧，经克拉玛依油田到伊犁河流域考察。这是第三次到伊犁了，仍然经过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到伊宁。赛里木湖景色依旧，仍然十分媚人，但果子沟则景色大大不如以前，以往溪流的清澈，路两侧林木的茂密、山坡灌草的丰盛已大为逊色。林木过伐，水土流失明显加重，溪流浑浊，昔日浓郁的天然美景已不再见。到伊宁后，听了市州介绍的情况，然后考察了伊犁河干流下游、左岸部分支流和察布查尔以南的一片平川。这块平川加上其以南的岗地大约有500万亩多，是过去考虑未来可开垦的地方，但具体一看，这是一片以砂砾为主的荒漠草原，并不是适于开垦种植为主农田的地带。据石玉林院士介绍，连片的土质较好的荒地已经不多，只有未开垦的河谷原始草地才是肥沃的土地，但这是牧民的生活生产基地，坚决反对开垦的土地。看来伊犁河同样水资源丰富，但宜农荒地不多。野外考察结束后与市州领导座谈，在他们听完钱老先生所提开荒引水方案以后，立即提出反对意见，特别对大面积开荒种植，并准备大量移民的计划大加反对。后来座谈已难继续进行，伊犁河谷的优美景色依旧，但这次考察已与过去两次那种热烈欢迎的气氛大不相同。次日到边境地区考察后即沿天山北麓自治区的主要经济带返回乌鲁木齐。考察组内部意见也有分歧，我与石玉林院士认为开荒方案不大符合新疆的发展方向，可能打乱自治区以北水南调为中心的各种部署。此外在新疆建立新的粮食生产基地有很多难处，似乎没有必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类似观点，考察组未形成统一的考察报告，就此结束了考察。后来据说钱老先生亲自写了考察报告提交政协领导。这一年的10月中旬，钱正英副主席受政协领导的委托，组织了很少人的小组再到新疆对钱老先生方案作进一步研究，钱正英副主席带领我和石玉林等少数几个人又到乌鲁木齐。这次没有进行现场考察，只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听取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后就结束了这项工作返回北京。
在政协最后一次考察是在1997年8月对黑龙江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林区的防火灾考察。这是我第一次到达黑龙江流域林区的考察，对大小兴安岭林区面积之大、森林的茂密和1991年春森林大火损失、破坏之大，感到震惊，对森林防火艰巨和困难有所体会。对森林滞蓄洪水的作用有了具体了解。这次考察到达了我国的北极黑龙江岸边的漠河镇，中长铁路的北端满洲里、著名的呼伦贝尔湖，并看到了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印象十分深刻。在政协这5年，认识了不少与水利有关的农林水方面的老专家、老领导，从他们那里了解和学习了很多东西，他们都保持着诚挚友善和同志式的互相关怀，互相交流各方面的情况，有不少同志至今仍使人怀念不已；另一方面许多年轻的专家委员，给人一种感觉，他们自视很高，有一种高人一等和自认为了不起的感觉。自1998年2月以后我再也没有参与过政协的任何活动，也没有与政协机关打过任何交道，在政协的经历算是告一段落。
1993—1995年期间除参加上述活动，我对水利工作以来的经历断断续续地作了一些回忆和反思，作一些不成体系的文字记叙，后来南京水文研究所，邀请我去讲述一些当代水利问题，于是在1995年10月自新疆返京以后于11月初去南京，先后讲了5次，后来按录音整理报告内容时，选用了3次报告内容，印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中国几个水利问题的回顾和探讨》，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水利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21世纪初水利发展的展望和西北水利发展的方向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重新翻阅，其观点尚无重大缺点，尚有一定值得借鉴的内容。
1998年汛期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最大洪水，松花江流域也发生了超过1932年的特大洪水，松花江支流嫩江则发生了179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国动员投入汛期防汛抢险工作。整个汛期我都在关注汛情的发展和洪水的特点和演变，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未能到第一线考察防汛工作，只参加了两次防汛办召开的咨询座谈会。这一年长江的大洪水，从6月下旬到8月下旬宜昌先后发生了8次洪峰，都对中下游防汛产生了巨大压力，虽然洪水总体上小于1954年，但是由于江道泄洪能力和通江湖泊的调蓄能力下降，中下游主要洪水控制站的最高水位除宜昌、汉口外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和规划安排的保证水位，洞庭湖口莲花塘水文站和鄱阳湖口水文站超标最大。防汛形势的严峻和困难都是空前的，大约200万军民防汛大军奋力抢险、加高堤防（大部分是修筑临时子堤），昼夜堤防查险，按照部署严防死守，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通过。在当时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防洪策略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沿江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即使江道超标准行洪，也应严防死守，尽量做到堤防不决口漫溢，尽量少使用分蓄洪区，既保了眼前局部利益，又减少汛后恢复重建的困难，但是这种做法要冒堤防在某些薄弱部分突然决口的更大风险；一种是按部里部分领导和防汛办公室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主张，在沿江主要控制站水位超过规划保证水位时，按照预先安排启用分蓄洪区减少下游防洪压力，减少防汛困难和费用，这样可减少堤防自然决口的风险，但要承担分蓄洪区居民临时撤退安置的负担和困难以及汛后救济、恢复、重建的沉重负担。这两种策略一直存在争论，给具体负责防汛指挥领导增加了不少困难。当时担任防汛前线总指挥的温家宝副总理不得不对可能最先使用的分蓄洪区（如荆江分洪区）安排准备分洪的工作，同时令沿江防汛大军继续严防死守，抢险加固堤防。在此期间，社会对发生大洪水的原因也争吵不休，一部分人认为主要是长期以来森林的过度砍伐和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所造成的；水利、气象部门的科技人员则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固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对这种大洪水气候的特殊条件和降雨量过多过分集中还是主要原因。1998年8月24日，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了一个小型防汛座谈会，水利部有我和陈清濂、赵春明3人，气象局有丁一汇（研究员）、裘国庄（气象局专家）等5人参加，听取意见的除江总书记外，尚有曾庆红、滕文生、王沪宁和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一位领导。座谈会开始后，江总书记宣布这是一次漫谈会，没有任何讨论决策的意见，想学一点知识。他又讲了一段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社会对大洪水发生原因的炒作。之后叫我先发言。我在先一天接到通知以后，作了一点简单准备。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对洪水特点、灾情和在当前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设施基础上可能采取的两种策略（如上所述）作了具体分析，听的领导都很认真，不时提出问题，我作了简要回答。最后我也表明了我对当时防汛策略的基本看法和几点汛后的建议，主要是：到8月下旬，汛期已接近尾声，在严防死守下，已经通过7次洪峰，各可能分蓄洪的场所，绝大部分已被涝水淹没，人为分洪和自然漫决损失都差不多，当时防汛队伍士气很旺，只要能坚持到8月底或9月初，按当时水情变化趋势，汛期会发生重要转变，因此我主张继续严防死守，除非遇到特殊险情外可不考虑分洪。发言结束前，我对汛后防洪减灾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①长江中下游当时所依据的防洪规划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料研究编制的，1980年被肯定下来，三峡工程最后一次可行性论证继续肯定了这个规划成果，这项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控制站保证水位一直延续使用到1998年汛期。近20年来的水文和江湖演变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原规划中这些关系地区利益的控制指标应当尽快修改调整。②堤防是江河防洪的基础措施，现有长江主要堤防质量差，隐患多，又不够完整，必须全面改造加固，对重要堤段和经过大中城的江堤应加修防渗心墙，尽量减少隐患的产生。③分蓄洪区是处理超过江道安全下泄能力大洪水的重要措施，但它本身的安全设施不全，问题很多，必须加快处理解决，迅速扭转防汛的被动局面。④三峡工程已开工建设，应加速进行，建成后对今后大洪水、特大洪水的防洪安全将起关键作用。⑤大水之后河湖关系会发生变化，荆江河段还将发生剧烈冲刷，自然裁弯还可能发生，应抓紧时机进行调查研究，防患于未然。会议以后不久，最后一次洪峰在沙市水位超过保证水位45m达到45.22m时，安全下泄，9月底主汛期走向结束。这是一次大胆的估计，所幸言中，否则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在会上，我也对黄河治理策略中的靠挖河疏浚解决黄河防洪问题提出了否定意见。此后一段时间，人大常委会、中科院工程院两院联合召开了1998年大洪水防汛座谈会，我都应邀参加，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汛后，在钱正英院士主持下参加了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和长委会有关单位专家参加的关于1998年长江大洪水全面分析研究工作，对当年洪水特性、灾情损失和大洪水产生原因进行汛后总结性研究。经过大约2个月的工作，提出了给国务院的报告，但没有下文。我估计是由于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灾情损失比国务院汛期向外界公布的数字小得多，不好重新公布。1998年大洪水的有关参与就这样结束了。
1990年前后至2000年，除上述工作外，还参与了“八五”“九五”国家安排的科技攻关项目，在“85—16”长江防洪系统的研究、“85—126黄河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和“96—912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3个项目中，担任专家组组长。对前两个项目只起到一般性的咨询作用，实际参与的不多；对后一个项目主持了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分阶段研究提出咨询意见，主持项目各课题成果的验收和鉴定，对部分课题进行了现场考察和征求了有关地方意见，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八五”“九五”期间先后主持开展了两期“黄河流域水沙变化的研究”，比较系统地了解了黄河上中游水沙的分布和特性，具体研究成果主要依靠黄委会和相关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上述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在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规划和工程院有关西北咨询项目中得到应用，部分专题研究成果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此外，在此期间参与了《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和部分审稿工作，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的综论部分，担任了3年《中国水利年鉴》的主编，还担任了《中国水利工程防洪效益分析方法与实践》、《建国以后水利建设经济效益》、《中国水旱灾害》三套书的编写顾问，具体参与内容策划、审稿、修改和部分审定工作，促进完成了全书的编写。以上这些书对水利基础研究和水利规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期间结合实际工作，应各方的邀请，撰写了有关水利规划、防洪、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数十篇文章和多次学术报告，其中少数几篇文章可能提出少许有学术价值的观点，但大多数都是一般平庸的文章。
自1997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启动《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我被邀请担任全书主编，按一般“百科全书”再版修编要求，要对前一版全书条目进行全面核查，过时或错误严重的可取消，发现缺失错误要补充修改，全书至少有1/3的条目需得到补充、修改或重写；根据时代的发展可补充新的条目，这种新条目须是在理论和应用中成熟的，社会上存在争议的不能采用。《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一版由于水平较高，审稿严谨，大部分条目得到保留或只做较少修改；但毕竟出版已过去10多年，这10年又是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年代，需要和可以增加的条目还是很多，但对于行业中广泛流行或使用的所谓创新理论或计算方法，存在比较突出有争议的内容，还是按严格要求未予纳入。第二版“全书”明显修改和新增的条目超过1/3，增加了新的分支和篇幅，从第一版的大约600万字扩大到800万字，图幅和照片以及重大工程都有大量的增加。作为主编的我主持了大约1/3的分支审查工作，对每个分支的带头或重要条目都力争亲自阅读和修改，由于我的知识水平有限，时间和精力不足，虽然对部分条目阅读和修改，但漏失和错误仍然是可能存在的。全书动员了各大专业的专家教授撰写或修改条文，21个分支50~60位分支主编，全书6位副主编，都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艰苦的工作，经过5年时间完成了第二版修编工作，最后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新老编辑14位，先后用了两年的时间，于2005年出版。对这些专家和工作人员，我由衷地敬佩他们的敬业精神，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1999年中国工程院第四次增选院士，几位老同志劝我申请院士候选人，过去几年水利学会也曾两次推荐我当院士候选人，但我都考虑我的学术水平太差，对水利也没有做过什么重大贡献，因此都未同意正式提出，这次我仍顾虑重重，仍然不准备提出。后来有一两位经常往来的老同志提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不妨试一试，即使不当选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这种建议使我很感动，到5月我向水利部提出申请，很快得到通过上报。经过工程院土木水利建筑学部的选举，居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后我并未感到对这种荣誉的喜悦，反而感到不安和沉重，总觉得自己的专业素养很差，有价值的论文有限，没有像样的专著，特别缺少院士们关注的获奖项目，也没有做值得称赞的工作业绩。像我这样一位平庸的水利科技人员跻身于院士之列，似乎很不大自然。此后我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各类涉水问题的咨询工作，大体上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工程院接受国务院委托或工程院院士们认为涉水工作中存在重大问题需要专门进行调查研究的项目。从1999年起我参与过的有《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中《中国防洪减灾对策研究》，这个专题组长由钱正英院士亲自担任，我任副组长，负责具体组织和开展研究，邀请了大江大河流域的技术负责人和科研院所的有关专家教授参加。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经过反复讨论，汇集各方面的意见，由我汇总综合分析，提出综合报告的初稿，再经过钱正英院士亲自修改补充，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形成综合报告，纳入《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集》的第一卷。之后又由我和戴定忠同志编辑了《中国防洪减灾对策研究》专集。这项工作，历时3年，参加防洪减灾的专家有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10人，各流域机构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专家、教授20人，以戴定忠教授兼任组长的工作组11位专家（其中专家组专家兼任的有4位）。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项目综合组的有关工作。整个项目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了全面汇报，得到充分的肯定，“综合报告”中所提出各项战略性结论，对以后的水利规划和具体实践都起到了指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项目的主要结论在水利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作用。之后，又参与了《西北地区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东北地区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以及《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等重点咨询项目，一般担任项目的顾问或主持个别专题研究工作。这些项目一般有10多位两院院士和上百位各方面的专家参与。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调研和讨论，学习了很多新知识，了解许多过去想学习了解而又未能做到的事，特别对一些年长院士专家们专业知识的精深和专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感到非常佩服。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和提供一些有关水利方面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情况。第二类是参与了水利部门组织开展的几项涉及全国范围的专项规划工作，主要有：①各大江河流域和全国的防洪减灾规划；②新一轮全国水资源评价和水资源综合规划；③全国各大流域综合规划；④围绕上述三大规划，开展的一系列专题研究。这三种规划组织了各流域机构、各水利、水电科研院所以及涉水的大专院校参加，都由国家发改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参加组成协调小组进行协调共同参与编制，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总院负责组织推进具体工作。动员科技人员达数千人，时间长达5~10年。我成为3个项目指定的咨询专家小组或成果审查小组的主要成员，也是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工作。一系列专题研究项目是为了提高规划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而设置的，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态与环境的各方面，补充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新概念、新研究成果和新的发展趋势的大量信息，填补了以前长期封闭的缺失，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学习机会。这些专题研究成果，除补充延长了一些统计数据，引进了一些分析计算方法和名词外，对问题的实质大都缺少深入研究，真正的开拓创新较少，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探索，对提高完善上述“三大规划”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每次参加讨论、评审或鉴定时，都花费相当的时间阅读了研究成果报告，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此期间，除关注“三大规划”的有关工作外，还不断参与另外一些专题研究和重大准备建设的工程项目不同设计阶段成果的讨论或审查，这些工作中，我参与较多，兴趣较大的是有关“淮河与洪泽湖关系”的咨询和研究，从河湖历史演变、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和治黄、大运河发展在历史上的得失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中，对黄淮海平原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的重要地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重点一直离不开这个地区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对这一地区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些新的设想。由于我当前的体力和精力状况，大概没有可能把它完全写出来，这可能是我终生的遗憾。
2001年春节前感到身体不适，特别是头痛、咽喉肿痛、视觉出现复视，有关各科医生做了反复检查，到春节后终于确诊得了鼻咽癌。我和老伴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特别是老伴非常着急，几天流泪不止，我的思想还算稳定，按照医生的要求住进医院进行放射性治疗，不几天北京友谊医院强放射机失灵，后来转到北京医院，住进特需病房，继续接受放射性治疗。据医生说北京医院的强放射机是最近刚从美国高价进口的最新最精密设备，因此医院进行治疗的人非常多，像我这样住院的病人每天也要花一个多小时排队等候治疗，这种治疗的过程每次不到10分钟，没有什么痛苦，但后遗症却十分严重，有的需要伴随终生。后遗症主要集中在口腔内的内分泌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终日口干舌燥，需要不断饮水，味觉消失，吃东西不辨滋味，腮部有时肿痛，咽食物不太通畅，这些症状严重影响睡眠、吃饭和排便，给日常生活增加不少痛苦。2001年5月初出院回家，生活起居需要重新安排和适应，但生活尚能完全自理，出门散步和参加会议尚不受限制，每月到医院复查一次，长期服药缓解后遗症。出院后不久，我就开始接受有关方面的邀请参加力所能及的咨询工作。从2001年5月到2009年5月中，我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参加各项力所能及的工作和活动。到2006年初，鼻咽癌放射性治疗已过去了5年，医生认为治疗效果是好的，可以说已经治愈，经几次检查未发现有再发癌症的迹象。后遗症已有缓解，口腔内分泌部分恢复，味觉也逐渐恢复，抗癌、防癌和缓解后遗症的药物还在长期服用。此后，血压、血脂经常波动，脑供血不足和视力、听力的下降又成为新问题，用药的品种不断增加和更换，每天吃药成为极大的负担。最近几年“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高）病似乎并不严重，大都维持在期望值以下或边缘，但脑供血不足，脑血管局部萎缩成了主要问题，头脑昏沉的时间逐步增长，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放疗后遗症虽然有所减缓，但口腔功能逐渐萎缩，吞咽食物和饮水逐步困难，到今年3月中这种困难明显严重，吃东西或饮水都会呛，一不小心就会有东西进入气管。这种现象，开始并未引起重视，到5月13日去医院看病，内科医生建议去做钡餐检查食道有无问题。就在做钡餐检查时，喝下第一口钡餐溶液时马上发生剧烈咳呛，医生立即叫停止检查，说可能有少量钡餐呛入气管，很快会发生吸入性肺炎，要立即到第二门诊部请医生联系监测处理。二门诊医生立即联系住院，一个小时后住进综合科一区病房。经过透视照相检查，发现确有少量异物呛入肺部，立即按吸入性肺炎治疗，认为已不能再用口腔进食和饮水，立即装上鼻饲的管子，至此口腔就失去基本功能。第二天开始大量验血和各种检查。此后的两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两项检查要去做，每天都输液4~5瓶，耗费3~4个小时，叫人烦劳不堪。到6月中，各种检查都做完了，有关各科医生也都来会诊过，认为肺炎已得到控制，不必再输液，这样在6月12日就出院回家了，最大的不便就是从住医院起嘴再不能吞咽食物和水，都靠一根管子解决。我问医生有无可能恢复口腔吃饭喝水？都是否定的答复，这种罪不知道何日方休？自此以后我已谢绝外面各种活动的邀请，闭门家居过日子，悲哉！在家过了不到2个月，又突发连续打嗝，十几小时不间断，多日不见好转，实在难受，又检查肺部，吸入性肺炎症状仍然明显，于是8月17日又住进医院，至9月4日，连续18天又不断输液消炎，同时采用针刺治疗嗝症，大都见效以后又才出院。这次住院之后，深感体力明显下降，昏沉思睡加重。看来完全脱离社会的日子快到了。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60年，也是我参加水利工作的60年，从3月中至9月初接连住进医院两次，从住医院开始，口腔即失去了吃饭和饮水的功能，靠从鼻孔插入胃里的一根塑料管子饮食，增加了生活的很多不便，脑力和体力感到明显的衰竭，头脑完全清醒的时间很少，看文字的材料（包括报纸）一般很难超过半小时，昏昏思睡的时间增长，想写一点东西也十分困难，看来我正常生活的日子已经失去。到2009年10月1日，很难到大街或天安门广场观看60年国庆盛典的准备情况，只能靠电视机了解国庆盛典。这一年的9月，在水利部推荐下，经中组部认定，我被列入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分子，在《老年报》上公布，中组部发给了“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证书”，这是我平生唯一得到的一次个人荣誉，这大概是我一生60年工作的一个句号。自此以后，我大概真正进入了衰朽残年，能否再发挥一点作用难以想象。但一生未了的事还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也很多，能否留下记录，实在没有把握。只好像一副名对联所写的“人间事了犹未了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