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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开始走向新时期。这一天我们奉命组织庞大的队伍，由一位副部长带领，到新疆考察水利情况。到乌鲁木齐住下不久，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传达重要事项，副部长和一位计划司副司长被邀参加，他们返回住所，神情诡秘，不愿讲开会传达了什么内容，但从最近两天的新闻广播中的特点也感到中央可能发生了重要事件。我们继续分组到新疆不同地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疆的水利动向进行考察，我和部分同志到阿尔泰地区、伊犁地区和南疆的吐鲁番、库尔勒、库车等地考察，也沿着塔里木河到若羌、米兰、且末等地区，这些是人迹罕见的地方。直到过去了大约20多天，在我们住所遇到了一位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我们大家围着她，要她讲最近发生的事情，当时北京各单位已经得到有关情况传达，她就将10月6日晚逮捕“四人帮”的具体情况向我们作了说明，大家感到无比的快慰，在继续考察过程中不断地讨论，都对未来寄予深切的期待。经过近两月的新疆考察，在考察中到了过去未曾到过的阿尔泰地区、南疆部分地区，特别是塔里木河下游地区，进一步感到新疆地区的辽阔，自然条件等的多样性，急待研究的水利问题非常多，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感情。11月下旬回到北京，听说中央已经恢复了老的工作秩序，布置了加速建设水利、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工作，令人十分鼓舞，但还没有听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总结，制订新的社会经济战略和具体发展方向的消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也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社论说明党中央将继续执行长期以来毛主席的“极左”路线，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到四五月份传出邓小平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久又传出邓小平和不少老同志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的论点，不断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样又给我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不久，邓小平同志复出，担任中央核心领导，他主管文化教育，很快恢复了高考，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对我这个“夹着尾巴”做人的平庸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又感到开始回到春天，可以大胆地思想、大胆地工作和比较自由地生活。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全国各个阶层的热烈讨论。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正面阐述，但引起了“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激烈的争论，还受到一些在一线担任领导人的强烈指责。邓小平同志对这场争论给予了明确的立场和及时而有力的支持，很快这种观点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审查和解决历史上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标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新中国走向重生的开始。
1978年秋水利电力部解体，再建水利部，那时分到水利部的干部很少，干部十分缺乏，必须从下放的干部中调回。我分配在水利部科技局担任副局长，局内大部分是新调来的，如何开展工作都须从头摸索。在此期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与电力部争夺部属水利水电科研单位。那时电力部财大气粗，任务多，具有很大优势，我只能根据历史和业务性质据理力争，有的科研单位仍然长期难以解决，最后拖到两部再次合并，于是不了了之。不幸1979年5月我的肺病又发作，肺部大量出血，只好放下工作去通县一所医院治疗，过了2个月病情好转但须继续治疗。治疗的方法一种是利用药物保守治疗，医生预期可存活5~10年；一种是左肺切除，可能得到根治。我和老伴叶慧贤都拿不定主意，又到了盛夏，决定暂时出院，秋后再作决断。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秋后去做外科手术。这年的9月重新住进医院，一星期后就动了手术。给我做肺切除手术的是一位名叫辛玉林的医生，在北京是最有名的肺外科专家，这位医生医术高明，对病人友善，不断给患者说明手术的成熟程度和风险，使患者消除顾虑，增强信心。这次手术非常成功，仅用了3小时就完成了，因为主要采用了针刺麻醉技术，手术过程中我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的动作都有所觉察，手术后很快就清醒了，虽然手术后的三四天内十分痛苦，但恢复得很快，这次手术的整个住院时间不到1个月。医生说明在手术切口愈合后，不致影响肺的功能，各种运动和生活活动不受限制。这次手术，最劳累的是我的老伴叶慧贤，自始至终陪伴着我，饮水吃饭都是她亲自照料，每天睡眠时间很少，她是一位长期患心绞痛的患病者，这样劳累既令人感激，又令人十分不安，但她始终坚持下来了。那时儿女都在上学，他们自力更生，保持正常学习，还不断来看望我。出医院后回到月坛北街家里，最初的3个月，身体各种功能被打乱后恢复很慢，而且伤口不时发生疼痛，在不断加强活动后，仍能较快恢复。老伴和孩子们白天工作和学习，早晚可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中午我得自己动手解决，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样过了大约9个月，到1980年中我恢复了工作，这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由水利部和地质部组成的小组，第一次出国到泰国曼谷参加亚太地区有关水资源问题学术交流会，由于外语水平很差，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在短短的2个星期中闹了不少笑话，因此我对出国有点“畏惧”，这种活动每年都有，我就推荐何孝俅同志去参加。
1981年上半年，部里决定我参加中央党校在各部委办的分校学习，这倒不必远离家门，在部的招待所集中学习就可以了。这一年的2月下旬，老伴叶慧贤到烟台参加业务会议，不幸因下雪路滑，出门摔了跤，腰部脊椎粉碎性骨折，返回北京后经西医诊治，认为只能在家静养，逐渐恢复，这种损伤只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正好我在党校分校学习，离家近，利用学习的空闲，照料她的起居生活。幸好她的所在单位请到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外科医生，每周到家来诊治一次，效果不错。这样大约过了三四个月，我的学习也快到期，慧贤病情好转，慢慢能下床走动，我也轻松了不少。在党校学习期间，学习气氛比较开放轻松，除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一些基础理论外，常听当时政治动向的报告，也可以对“大跃进”以来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和议论，包括对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看法和某些错误的认识，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认识。对新的“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清除极左思想，转移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新思想、新政策，虽然在思想上有些准备，在直观和感性认识上可以接受；但受过去20多年的指导思想和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已经浸染很深，因此对新思想、新政策，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中一些可以利用和学习的东西，在思想上还有不少疑虑和认识不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党校期间我尽力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经典文章，对《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章又重新学习，同时对市场经济的一些经济学著作也找出来阅读，希望对新思想、新政策有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这些学习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时间仓促，学习思想不集中，效果还是很有限的。党校学习完毕以后重新回到科技局工作。
1982年水利、电力两部再度合并，成立新的水利电力部，我分配到计划司担任副司长，主管水利计划，那时农村已实行包产到户，公社被取消，恢复乡镇和村，财政已实行中央地方“分灶吃饭”，过去水利基建投资和农村水利事业费每年大约各有30亿元以上，都由中央按项目和地区分配统管。到“六五”开始即1980年，除水利基建投资每年安排中央直管项目5亿~6亿元，其余基建投资和农村水利事业费都下分给地方，由地方统一安排。那时，多数省市自治区财政收入都非常困难，多数地方政府下拨的水利投资和农村水利事业费都低于中央下拨的1/3~1/2，水利建设大部分地方陷入停滞状态。由于公社大队的撤销，绝大多数已建中小水利工程陷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损毁破坏十分严重，农田灌溉有效面积不仅发展很慢，而且连年都减少。水利部保留的中央水利基建投资5亿~6亿元，主要安排两项重点建设项目，即：黄河大堤第三次全面加高加固，每年大约安排1亿元以上；滦河潘家口水库和引滦济津工程，每年安排2亿元以上；此外只能安排大江大河堤防薄弱河段的堤防、分蓄洪区安全设施建设和个别重点水库的安全设施；新的水利设施建设只能由地方政府去考虑。这时期的计划规划工作比较简单，多余的时间我就围绕“大跃进”时期的遗留问题组织一些专题调研工作。在此期间，从部内到部外，从中央到地方发生一股否定水利建设作用的议论，从“大跃进”水利的得失功过到已建水利工程是否发挥了作用，一直到水利能不能继续发展的问题。这种议论对某些地方建设水利的积极性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水利部门已无力对付。这种情况引起了不少地方主管农业的领导的强烈不满，于是在1983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主要领导出面组织专门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中央和地方一些长期从事农业方面的老领导、老专家参加了会议，在发言中认为“这股议论”中所举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不体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的重大意义，也不了解农田水利在农业持续增产中的重大作用。在这次讨论会中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作了重要发言，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利水电部长钱正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水利建设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肯定了成绩，提出了失误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重点发言，对水利的是非得失之争的澄清，起到重要作用。我在会上作了发言，对“大跃进”中的功过是非作了分析介绍，主要提出：“大跃进”遗留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遗留问题，给以后水利的正常发展增加了不少困难，为处理这些问题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已建的不少工程特别是大、中、小型水库在扩大灌溉面积和江河防洪除涝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后对遗留问题的逐步处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型水库，都经过前几年在开展的大江大河流域综合规划工作时作过认真选择坝址和一些必要的前期工作，在已建的200多座大型水库中只有极少数可能成为废品，绝大多数在加固改造、处理质量缺陷和配套必要工程设施，以后还是能发挥工程的正常作用。“大搞水利”和“大炼钢铁”的结果不同，“大炼钢铁”最后只留下一堆废铁，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比“大搞水利”还要严重。同时我再次提出发展灌溉对解决粮食问题中的重大作用，大约在这次会议前一年时我曾在水利部党组扩大会议上提出：根据已建成的灌溉有效面积和当时灌溉耕地和非灌溉耕地单产的差别，分地区推算，在当时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大约40%的情况下，灌溉耕地生产的粮食占粮食总量的2/3，生产的经济作物（包括蔬菜）占总产量的80%左右。这说明发展灌溉对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基本解决群众的口粮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对“大跃进”中水利运动中的重大失误也作了说明。这个讨论会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后这股反对水利发展的逆风，逐步停了下来。“七五”、“八五”期间，水利建设的恢复比较慢，直到1998年南方和东北地区发生重大洪水灾害，同时当时在加强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水利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江大河防洪体系标准的提高、工程措施的完善和水库堤防存在的质量问题的处理得到明显的进展。1984年中，免去了我计划司长的职务，任命我为部内主管水利的副总工程师。至此我从司局行政工作的繁杂事务中得到解放，从事比较单纯的单项业务工作。在此期间主要协助领导推进了兴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决策和立项工作，推进了国家计委和水利部联合主持的全国大江大河第二轮流域综合规划工作，当时也参与了一些黄淮海平原地区边界纠纷问题和漳卫河北河南两省水资源分配的纠纷问题。由于对这类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和处理方法的简单化，费了很多时间没有结果，只好请其他同志去继续解决，我深深感到惭愧。
1985年下半年，我年满60岁，我请求辞去行政职务，准备离休，后来由于部领导考虑到还有一些业务工作需要我去做，决定让我延缓离休继续工作几年。此后我的工作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参与主要江河新一轮综合规划；另一类是重点建设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审查和实施检查工作。当时修订或新编基础类或综合类的专项标准、规程、规范的项目很多，我参与了咨询、讨论和评审工作。可能是我在水利系统工作的时间长、接触过的专业较多，都希望我能参与，项目过多，应接不暇，因此只能选择我自认为比较熟悉的项目参加。这类工作占据了很多时间，似乎比在职时还要多。此外投入精力较多的是黄淮海三大流域从长江及其以南河流调水北上的所谓“南水北调工程”的可行性论证研究工作的咨询、阶段性成果审查和部分考察工作。参与《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审稿工作，担任“全书”的第一副主编，帮助主编崔宗培老先生的部分组织和推动工作。这项工作从1985年中启动，至1990年完成，先后经4年之久。参加这项工作，我主要是从中学习，开拓水利知识的视野，获益很大。
1986年7月，水利电力部党组根据党中央当年第15号文的指示精神，国务院要求水利电力部重新启动新一轮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水利电力部组织了论证工作领导小组，邀请涉水的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400多位专家、20多位顾问组成了14个专题论证小组，在长达大约70年的反复勘测、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提出一个更加细致和稳妥的可行性报告。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中央指定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同志负责协调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我作为三峡论证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同时任三峡工程防洪专题专家组组长，负责组织论证长江三峡工程在长江防洪体系中的作用和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的总体安排。这项工作从1986年7月至1992年3月，5年多的时间成为我的主要任务。长江三峡工程规模巨大，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功能巨大，技术难度高，库区淹没移民超过百万，投资巨大，对生态和环境有一定影响，从新中国建立初期论证工作重新启动后立即引起举世瞩目。在几十年的论证过程中，国内外都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修建的激烈争论。这次论证也是在激烈争论中开始的，论证的基础是长江流域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完成的综合规划成果。长江流域防洪的重点地区是中下游平原湖区，特别是中游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受洪水威胁最为严重，但这一江段防洪能力很低，一旦洪水失控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大量人口伤亡。经过多年研究探索，逐步明确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必须采取“蓄泄兼筹，以泄为主，江湖两利，上下游兼顾”的方针和综合措施才能解决洪水灾害问题。两次规划都对三峡工程的重要作用和对中游防洪安全的不可替代性作用作了具体论证，并对长江中下游各河段的防洪标准、防洪体系的总体部署、各主要控制站的防洪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超保证水位时各河段分蓄洪区及其分蓄洪能力作了明确规定，但对三峡水库的蓄洪能力和最高正常水位没有明确结论。新的论证主要是对已有规划结论，重新分析核查水文计算成果开始到各种选定方案的调度运用，进行全面分析核查，发现问题，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直至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同时对国内外所提不同意见，除完全没有根据和违反普通常识的意见外，一一分析作答，对重大意见组织专题论证。如关于三峡工程的作用问题，专门作了无三峡工程长江中游可能出现的防洪安全方面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上游各支流修建水库代替三峡工程的可能性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进一步大幅度加高堤防、开辟分洪道、开宽浚深干流卡口、裁弯取直等方案能否达到防洪合理标准的目标，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需承受的巨大风险都作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工作。对重新论证的各种成果经过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讨论评审，在其结论的基础上撰写了《长江三峡工程防洪专题论证综合报告》，采取签名同意和保留意见（其保留意见可写成书面专门报告，附在综合报告后面一并上报）的方式，组织全体专家、顾问进行讨论通过，上报论证领导小组和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整个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于1990年中完成，7月上中旬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各专家组组长和对论证报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论证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汇报会。党中央、国务院、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新闻界出席了会议。我在会议上，对有关长江防洪问题作了发言，并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会上所作发言中的部分问题作了说明和解释。讨论的结果总的是：绝大多数赞成兴建三峡工程并主张早日兴建，有些问题可在可行性论证报告正式审查时认真研究，或下一步工作中进一步优化。据此论证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提出了完整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1990年底至1991年7月国务院审查委员会对可行性报告进行了全面审查，至8月完成审查工作，并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审查意见报告，建议国务院及早决策兴建三峡工程，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1992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向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4月3日人大全体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至此三峡工程正式兴建起步。在三峡工程审查和人大正式通过前的全过程几乎我都参加了，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作为论证领导小组的代表列席了政协有关小组（主要是过去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人数比较多的小组），以备咨询和说明。至此，三峡工程新一轮可行性论证工作结束。通过参加长江三峡工程最后一轮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修编过程，我深刻体会到：对一个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影响深远的特大型工程，反复研究论证，引起广泛而长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要取得真正可行的论证结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主的原则，认真听取和处理不同意见，从中寻求新问题、新思路、新方法，抛掉原有部门的局限性，真正站在国家立场，考虑全民长远利益，才能得到真正可行的论证结论，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证明了一点。从1993年启动的三峡工程建设，经过15年的艰苦施工于2008年基本建成，保证了工程质量，使工程全面实现了规划设计中提出的防洪、发电、航运效益，较好地处理了巨大的移民任务，保护了库区的生态和环境，工程总投资控制在原可行性论证提出的投资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
1986—1992年期间，除继续担任水利电力部、水利部副总工程师外，先后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水利部的委托，在水利学会组建了“水利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按照国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全国各科技部门提出统一的要求，重新编制既有我国语言文字特色，又方便国内外科技交流，各行各业主要科技内容的专业科技名词，完成后由国务院统一公布使用。委员会邀请大约40位全国知名水利专家为委员参加编辑工作，并请严恺、张光斗、崔宗培和陈椿庭等4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教授为顾问，进行最后的审定。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征求水利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地方水利学会和有关大专院校的意见，到1997年4月，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提交国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到1998年底正式刊印公布。
在此期间，我经历了1991年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1991年6月初，我同老伴和女儿到南京再转黄山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会前先去黄山游玩，当时黄山的交通和住宿条件都很差，又遇到下雨，在黄山待了两天，处处都不顺利，游兴大减，著名的黄山在这次初游中没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下山后，老伴和女儿返回南京，我在黄山市参加了两天讨论会以后又去杭州，再到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参加浙江水利厅组织的一次有关海岛港口开发的讨论会，会议开了大约三四天。会后游览了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普陀山，印象不错。在返回杭州途中考察了浙江萧绍平原的水利情况，经宁波到象山、奉化、绍兴，参观了蒋介石故居，王羲之故居的兰亭，考察了蒲阳江防洪工程、萧山钱塘江南岸滩地的大规模滩涂围垦和钱塘江南岸海塘工程等。返回杭州后，又听到了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的信息，在浙江省水利厅的同志陪同下，考察了钱塘江北岸海塘和太湖的主要排水出路南排工程，到嘉兴、嘉善考察时，太湖水位已经打破历史纪录，嘉兴地区已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农村已受淹。太湖向东的排水河道太浦河大部分已开通，但由于浙江与上海的矛盾，距黄浦江大约不到2km的一段没有开通，太浦河不能发挥排洪作用；在“大跃进”期间，浙江开挖的主要排水河道红旗渠，也因为浙江与上海的矛盾没有开通，也不能起到排水作用，我到红旗渠尾端的堵坝上看，两侧水位相差很多，如能及时拆除，对嘉兴地区的排涝会有很好的作用。6月底前我返回北京，立即向部领导作了汇报。不久，国务院田纪云副总理带水利部部长去上海研究太湖防汛问题，我作为随员陪同前往。飞机到达上海后，连夜召开了会议，研究太湖排洪出路问题，水利部长当场提出了立即开通太浦河尾段和拆除红旗渠河口堵坝。第二天田纪云副总理带领我们沿太浦河北岸到太湖边考察，中午在平望镇（太浦河与江南运河的交汇处）召开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领导参加的讨论会，当场决定加速开通太浦河、拆除红旗渠堵坝，准备迎接太湖更大的洪水。这一年太湖流域确实也发生了超过1954年的历史特大洪水，太浦河、红旗渠和浙江南排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同一年淮河大水，中下游大约达到20~30年一遇的洪水，安徽和江苏的涝灾都大于1954年，淮河干流和洪泽湖的水位长期维持高水位行洪，虽未超过1954年水位，但防汛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这年汛期，因为我与部领导在汛后防洪工程的布置方面的意见存在分歧，我提意见的方式和态度也存在严重缺点，因此在汛期尚未过去的8月就接到不再担任水利部副总工程师的职务，这虽在意料之中，似乎也出意料之外，不少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同事都感到意外。次年2月我正式接到要我离休的决定，这时我尚在以水利部副总工程师的名义参加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干了几十年的水利工作岗位。
大概由于我对历史、地理知识的偏好，我对几条大江大河形成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背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河治理及防洪减灾事业的发展变化给予了终生关注。出于对故乡的眷恋和经过三峡工程可行性的论证工作对长江流域的情况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自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以后，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到三峡枢纽工程和库区去看一看，并尽可能参加长江中下游的河湖水系考察。自大江截流（1997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参加泥沙专题研究组组织的去库区和枢纽工地考察一次。1998年4月12—20日专门考察了宜昌以下至江西与安徽的交界处长江中游的考察。这次考察主要由三峡泥沙专题小组组织，由戴定忠同志牵头，有交通部门、清华大学和水科院专家参加。4月10日由北京飞到宜昌，11日考察了坝区，登坛子岭看工地全貌，当时二期围堰尚在打防渗墙，船闸紧张施工，临时船闸已竣工，过西陵大桥至南岸黄陵庙参观后返回接待中心，午饭后听有关单位介绍情况，晚饭后返宜昌码头直接登上神峰号专轮，4月12日正式开始中游河道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是了解在最近几年上游水沙变化的情况下，中游河势的变化情况和出现的问题。从葛洲坝船闸下游开始，对中游的险滩、坍岸、弯道变化逐一沿江道和登岸考察。重点考察了石首附近和1966年下荆江系统裁弯以后的变化情况。下荆江系统裁弯后，由于维修稳定河势的措施没有跟上，已裁河段发生坍岸摆动。根据汉江下游的经验，丹江口水库建成后，下游河道凡控制措施及时的河段河势仍然稳定，主流摆动不大，主要冲深河床；凡控制措施不好的河段，河势变化明显，拓宽河岸，河岸坍塌非常严重，下荆江河段，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经验。有鉴于此，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后，应及早大力整治荆江河道，稳定河势，迎接清水冲刷，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石首河段变化较大，影响县城安全。荆江系统裁弯以后，四口分流分沙减少，西洞庭湖防洪安全形势有所缓解；下荆江监利河段泄洪能力增加，洞庭湖口泄洪能力减少，因此下荆江应系统总结江湖关系的变化。过监利查勘荆江门附近河段，冲刷坍岸严重。过岳阳，登岸参观岳阳楼。15日继续下行，过赤壁考察簰州湾，16日晚到达汉口，登岸看江汉路，变化很大。17日长办介绍武汉江段情况，长江武汉段变化较大，两岸沿江码头增多，大都向江心延伸，看来泄洪能力在逐步减小。长江自武汉以下，左岸连绵不断的低山小丘，形成江边矶头，右岸依然平川。过黄冈、鄂州，经西塞山长江江底最深的峡口，傍晚达武穴。回忆1947年9月，自武汉乘船去南京，在武穴已听见炮声隆隆，解放军已逼近长江，一去已50多年。武穴以下，长江主泓已逼近右岸，沿江坍岸十分严重。4月18日过九江、湖口，登石钟山，湖口长江水流清浊分明，下午考察彭泽县，县城至彭郎矶为马湖堤，边岸坍塌最为严重，过小孤山（又名小姑山）与南岸彭郎矶形成卡口，小孤山在1952年通过时尚在江心，现已与北岸相连，岸边的棉船洲为高产棉花的典型产区，洲尾南岸即为马垱矶，矶头下游水流紊乱、泡漩、浪涡不断出现，自古为行船险段。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此段沉船封锁江面，阻挡日军船舰上驶。从马垱专船掉头返回，这次长江中游考察到此为止。4月19日乘船去小孤山，登山观望峡口，山高估计约70余米，直达江边。晚乘车赴南昌，次日乘飞机返回北京。此行大概是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考察长江，记忆特别深刻。
接触长江60多年，纵观长江是一条举世少有的好江河。水量大，功能全，河势稳。纵观长江形成发展的历史，数千年来发挥着排洪、供水、航运的作用，形成贯通中国中部的东西大通道，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今长江中下游两岸湖河平原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防洪风险亦达到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环境可承受能力的极限。三峡工程建成投入运用后，对这种承受能力起到稳定作用。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认真贯彻洪水管理的措施方针，使这种稳定局面得到长期保持。
在这次考察中，利用沿途空闲时间，重新阅读了《水经注》、《入蜀记》和近代的一些河湖类变迁的资料，从而温习了长江河道演变的几个重要阶段的河道变化情况，获益匪浅。古代的文人，走过一条跨越广大地区或经历一条大江大河的旅行，大概一生也只有一次，因此都对此行的名胜古迹或旅途、河道特点详加记载并作必要的历史地理考证，因此这类书是很值得一读的。郦道元的《水经注》和陆游的《入蜀记》是这类书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