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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20大，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独裁的黑暗面，震惊了世界。中苏两个第三国际最大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产生意见分歧，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中国共产党的警惕。从1957年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逐步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逐步撤走在华苏联专家。中国进一步肯定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在政治方面向极左发展；经济发展方面，在1957年批判“反冒进”中，放弃“一五”期间按部就班循序发展的方针，转向急进快速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方式。19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比较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1958年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的20年（到1977年）中发生了令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政治运动，如不断的反右倾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政治局势混乱、经济发展停顿乃至破产的边缘。像我这样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缺乏为真理奋斗不惜牺牲生命精神的共产党员，只能处处谨慎小心，不求有所作为，保全自己又尽量不伤害他人的平庸科技人员。这是在这20年中的基本心态。在这20年中，先后也做了些业务工作，但作用不大，自己也没有什么进步和收获。
在1958—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启动之前，首先经历了“大跃进”和处理“大跃进”遗留问题的阶段。“大跃进”期间影响最大的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两件事。大修水利是在1956年党中央发布的“农业发展纲领（40条）”推动下开展的，“纲领”要求在较短时期农田水利化，提高农业单产，尽快实现“四五八”（即耕地单产黄河以北平均亩产达400斤，黄河—秦岭—淮河之间平均亩产达500斤，秦岭—淮河以南平均亩产达800斤），这本来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或更长的时间争取实现的目标，但“大跃进”一开始有不少地方要求在1~3年内实现。在水利发展方针方面又有毛主席认同的“三主方针”（即“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为引导，在基层群众发动起来后，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以蓄为主”绝对化，在全国大修水库，国家和省修大型水库，地县一级修中型水库，县社（人民公社）一级则大修小型水库，两三年间大型水库达200多座，中型水库达1000多座，小型水库则达五六万座。同时遍地河道打坝蓄水，修建塘埝，不顾条件搞平原“河网化”，要实现“一块地对一块天”，尽量蓄积雨水；不顾水源和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快速兴建灌区，不考虑排水和渠系配套，只要灌上水就算灌溉耕地。二三年间，据统计，全国灌溉面积达10亿亩以上。在这种既缺乏必要的前期工作，又没有必需的技术指导，原材料（木材、水泥、钢筋等）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水利工程粗制滥造、因陋就简、质量难以保证，在1960年中“大跃进”突然刹车，大量工程顷刻停工下马，这就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尾工和影响深远的大量遗留问题，成为此后数十年难以解决的难题，严重影响水利事业的正常发展。在此期间，我参加了毫无实际意义的计划部门不断调整计划的工作，每次调整计划主要是增加建设项目、增加国家投资和增加建筑材料供应等方面的要求，但每次计划过不了几天又要重编，从来没有批复过，也未起到什么作用。再一件工作就是不定期地到地方了解重点工程进展情况，向地方和群众学习“大跃进”的精神和“宏伟的气势”。1958年麦收季节我们一位局领导带领一个有我参加的小组到河南考察，河南开始在麦子单产方面不断放出“卫星”，从亩产七八百斤不断上涨达到亩产几千斤，仅从农业生产常识的判断，就令人疑惑。那时郑州有一个小麦丰产展览，看到一方（1m 2 ）的从田间整体搬运来的实物展品，旁边明白标示亩产4000斤，出于疑惑和好奇，我坐在旁边仔细数了这块展品的株数和几穗小麦的粒数，细细计算，最后得出这样展品的亩产最多超不过1200斤，我觉得河南这样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令人惊奇和不安。回到住所将我所见、所取、所算结果告诉我们那位局长，他马上警告我这一情况不能再向其他人说，如不慎说出去会给自己招来灾难，这才使我认识到对农业产量弄虚作假的事，不少人都已清楚，受到高层领导的威慑都不敢讲真话而已。此后对1958年农业产量的一再放“卫星”，造出天文数字的产量，官方报纸不断加以宣扬，实在令人悲哀，我自己也无勇气站出来说真话。到施工工地考察，群众的劳动热情，令人鼓舞，但工程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在结束考察向地方领导汇报时，也只能听到一些正面肯定和赞扬的声音，问题和担心只是一些轻描淡写不着边际的话语。从这次考察，对“大跃进”有了一些感性了解和认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知道是福是祸。
1957年底至1960年的“大跃进”实践，给水利事业带来一系列难以处理的遗留问题，主要是：
（1）留下大量半拉子工程、主体工程不配套不能发挥作用的工程、大量存在标准低工程质量隐患多的病险工程，这几类工程中有不少影响江河防洪安全或工程失事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工程都需要及时处理。
（2）大量胡乱调整水系、拦河筑坝蓄水或修边界堤防沟渠等引起上下游或相邻地区水利纠纷的工程，在平原地区普遍出现。
（3）大量水库库区移民搬迁，草率安置，不少完全没有赔偿，造成大量新的贫困群体，仅“大跃进”三年期间就高达1000多万人，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至今尚是未完全解决的历史性巨大灾难。
（4）修建了800多处碍航闸坝工程，不少河道通航水源被切断，加上水土流失加重，河道加速淤积，以及其他自然和人为的影响，使原来通航的内河航道缩短了1/3，造成航运行业大量失业的人群和内河航运的萎缩。
（5）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大量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形成空前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大恶化，不少地方至今尚无法弥补。
（6）对农民财产和设施的大量“平调”占用，加深了本已贫困的农村进一步贫困。
这几类重大遗留问题成为“大跃进”后水利部门长期的沉重负担，我参与了解决这类遗留问题的部分工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途径的艰难比修建任何新建工程要困难得多。“大跃进”末期和以后的几年，农业生产严重萎缩，粮食大量减产，造成全国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据一些专家分析，这种死亡人数大约在3000万~4000万人之间，“大跃进”所造成危害之大之深令人难以想象。“大跃进”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主要是决策者既违反自然规律，又违反经济发展规律，靠主观臆断所造成的；虽然有天灾的影响，如1958年黄河发生20世纪第二大洪水，1959年潮白河水系发生大洪水，但经过紧张防汛都未发生大灾害；而人祸是最主要的，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永远也不能使人忘记和在历史上消除的。经过这一段水利大规模快速建设，从所遗留的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中，我深深体会到水利科学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庞大的多层次的巨系统工程，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性学科，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工程技术既是帮助人类获得巨大效益、推进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任何一项水利工程的建设，既会产生正面的效益，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长期以来，水利技术干部看到和强调正面作用为主，对负面影响认识不够，这是值得警惕的。1963年海河南系发生特大洪水，海河流域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害；1964年海河流域降雨量多洪水不大但涝灾非常严重，治理海河提高海河平原地区防洪除涝能力成为国家最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64—1965年海河流域重新进行了防洪减灾规划，这次规划不仅提高了防洪标准，而且在总体布局上海河五大水系都安排了直接入海的下游排洪通道，彻底改变了上千年受南北大运河影响，海河支流集中由天津一处入海的局面，为运河西侧广大平原洼地排洪排涝创造了条件，从此改变了海河水系防洪排涝的被动局面。对这件事，我只起到了很少一点咨询和参与了规划成果审查的工作，但从这个规划方案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收益。1965年海河流域新的防洪规划方案确定后，1966—1972年，海河流域的治理都是水利工作的重点任务，基本完成了海河治理工作。1964年春，我的肺病又发生了变化，在西山疗养院治疗休养了大约半年之久，秋后出疗养院后，机关大部分干部包括主要领导干部都到基层或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清理干部中的“走资派”。我因刚出医院，留在机关做留守工作，那时规划局的主要领导（局长和处长）都下去了，由我和当时未下去的少数同志处理全局的业务，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对我这样一个不太了解政治动向的技术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是突然爆发的，在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但不久许多过去受大家尊重的领导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受到“隔离”和“批判”，有不少领导还遭受“革命群众”的辱骂和殴打；大批的青年学生到处去“扫除四旧”，实际上是变相的打砸抢，既破坏传统的古老文化，又对现代文化提出莫名其妙的质疑和反对，社会一片混乱，人心一片混乱，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明确重点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推倒旧的党政系统，建立以“造反派”为核心的新领导系统，这才慢慢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含意。但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革命运动”，只能紧跟“学习”，从“学习”中去寻求“理解”。在部机关内我本来只是一名基本群众，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主持过短时的局务工作，担任过短期的党支部书记，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也成为“走资派”的帮凶受到批判和不长时间的隔离审查。1967年中我解除隔离，分配到食堂去卖了一个多月饭票后，回到办公室处理一些找上门来又无人管的业务工作，这样我就干了两年多以处理日常业务为主的工作，同时还得不断参加军管会和造反派组织的批判会和不得不写几张大字报。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都动员我参加他们的派别，我借口业务工作复杂，自己认识跟不上，都没有参加，当时什么派都不参加的人不多，这在军管会人员的眼中看来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的落后分子。在这两年多的业务工作中，大多是接待基层上访的不满过去水利部工作的人，大多见面以后首先对过去某位部领导批一通、骂一通再提出要求，我只是声明我只能听意见再向上级汇报，无权解决任何问题，他们批过骂过之后，也算出了口气，往往不再追究，也就不了了之。真正要研究处理的问题很少，这两年中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忆中只有两件：一件是1968年国务院叫水电部组织有关水工建筑物抗震专家对北京天津附近影响城市安全的大中型水工闸坝进行抗震安全检查。这个检查组的组长，本来部领导指定由原来部科技委一位副主任担任，但在开始工作的前一天，军管会说这位副主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临时指定我担任组织这项工作。我就此机会对京津附近的大中型水库和闸坝又考察一遍，并认真学习了一些有关地震和抗震措施的知识，结合工程实际问题，获益匪浅，也是平生比较系统学习有关地震问题的唯一机会。这次抗震检查对密云水库大坝的抗震加固、唐山陡河水库大坝抗震稳定和天津海河几个水闸的抗震安全都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唐山大地震后这些工程都发生不同程度损害，都进行了抗震加固，这项工作大约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三个月。另一件事是黄河风陵渡铁路大桥基础对潼关黄河河道淤积的影响问题，水利部铁道部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这次调研，我对渭河下游、黄河小北干流和潼关黄河工程的历史演变和三门峡水库对它们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这对后来全面认识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功过是非，如何正确调度运用三门峡水库有重要的帮助。这次调研结果，水电、铁道两部达成共识，将风陵渡大桥桥墩沉箱的顶面高程比原设计降低了不少，尽量减少对黄河潼关河道断面冲刷的影响，后来得到国务院主管水利的领导同意得以顺利实施。1969年，机关“文化大革命”进入恢复共产党组织活动的阶段，原水利电力部规划局撤销，另行组建人数不多的行政业务管理部门，我们大多数干部集中学习，不久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得到恢复，也正式开始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的安排。我在1969年秋，得了一次典型的大叶性肺炎，被一位颇有名气的北医教授误诊为可能是“肺癌”，遂未随大批同事下放，暂留北京医疗观察。大约过了2个月，明确误诊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初步得到恢复，军管会认为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消极，又在恢复组织生活期间多次对军管会提出过处理党员办法的不同意见，于是在这一年的11月初决定下放青铜峡工地劳动接受“再教育”。至此，在北京扫地出门，全家拖儿带女到了青铜峡工地。我的老伴叶慧贤先我一年首批下放，已在青铜峡劳动了一年，至此全家再次团聚，两个小儿女也开始在镇上的一个小学上学，依靠工地食堂，他们上学吃饭全部自己料理。我在工地劳动，过去的老同志看我大病之后恢复不久，尽量安排我一些较轻的体力劳动。这样大约在工地过了不到一年，1970年8月分配到贵州遵义地区乌江渡水利枢纽的建设工地。工地的第一把手是一位老解放军领导，思想比较开明，对下放来的干部比较宽厚，尽量安排一些可以干的事情，并没有像别的工地对下放干部一律安排体力劳动。我因为不太熟悉施工的情况，分配担任一个支队名义上的技术组长，后来大概已经获悉将调我回部工作，于是叫我担任支队革委会副主任，干一些杂事或工地值班工作，主要参与人工骨料生产系统的建设准备工作。1973年初，乌江渡工程初步设计正式审查，水电部已初步恢复运作，派了一位副部长率领的庞大审查组到现场审查，我也作为一名审查组成员参加审查工作。在此期间我才了解大约在半年以前，部已下文正式调我回部工作，但工地领导怕影响其他下放干部的情绪，一直压着不办，直到审查组到工地经这位副部长的催促才在很短时间内放我回部。1973年春节前我离开工地，顺路回城固老家探亲后于3月初回到北京，被安排到部科学技术司水利水电处工作。回到北京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似乎形势逐渐好转，但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反极左问题未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又受到江青为首“四人帮”趁“批林批孔”的机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形势又一次逆转。1975年1月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确立了周恩来、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地位，并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全国大多数人对之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光明。但过不久，毛主席要求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加以肯定，在此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据说邓小平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表态，整顿工作的深入又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这遭到“四人帮”的极大反对，毛主席也不能容忍。于是到1975年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遭到严厉批判，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不久，1976年初周恩来同志病逝，加上“四人帮”在周恩来同志逝世前后对他采取卑鄙恶劣举动，引起全国的愤慨，这就引发了1976年4月因悼念周恩来同志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被诬陷，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再次下台，虽然华国锋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但并未消解大多数人对政治局势的担忧。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到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叶剑英和华国锋同志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复出，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进入一个新时期。
在重新回到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虽然回到科技工作岗位，但能开展的实际科技工作是十分有限的。1973年我奉命组织调查组对海河流域的治理工程作全面了解并对度汛安全问题作专门调查。调查组有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左东启院长为首的10多位教师参加，部里派了两位同志参加，经过3个月从南到北对每条大支流的工程都进行调查，重点是四女寺以东的漳卫新河，子牙河水系的滏阳新河、子牙新河和滹沱河大堤，大清河白洋淀以下洼淀和独流减河，永定新河和潮白新河及有关枢纽工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海河水系连续几年治理的主要部位大体看了一遍。海河水系五大支流水系都开辟了有较大泄洪能力独流入海的通道，消除了千余年间大小运河对海河水系的干扰，重新建立了完整的海河流域防洪体系。排洪河道采用宽滩窄河、滩地行洪的措施，比较容易地将海河入海泄洪能力从4000多m 3 /s提高到20000m 3 /s以上，并为运河西岸广大平原洼地开辟了排涝出路，这个新的防洪规则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在调查中对海河防汛安全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经部领导同意，部里作了专门部署。在考察的最后时期，组织了少数人对永定河上游和几座重点水库枢纽工程作了专门考察，7月中工作结束返回部里，此后才接手水利水电科研工作。
新建立的水利水电处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各个单位，人员比较精干，没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系矛盾，大家聚精会神干工作，所以在短短的几年中恢复开展了多项水利水电科研项目。在水利方面主要有黄河水沙利用，黄土高原沟壑区拦泥库大坝修建的“水力充填坝”、“水坠坝”技术的提高和完善，北方地区冰冻对水工建筑物的破坏和处理措施的调查研究等；在水电方面主要组织进行了刘家峡30万kW国产水轮发电机组缺陷的修复改善，潮汐发电站的示范工程修建，国产全断面隧洞掘进机的完善配套和试运行试验，葛洲坝水电站水轮机组的研制和推广电子计算机的使用等。这些项目持续开展了数年，取得了一些技术进展，得到必要的科研成果。但另一项投入较大经费和人力的农田灌溉节水技术，喷灌和滴灌的技术装备研究和典型示范灌区的建立推广项目却由于当时科技水平、设备制造所需原材料的制约和投入不足的限制，成绩不大，不少新设备的研制中途夭折，许多喷灌、滴灌典型基地建成不久多数难以为继，少数保留下来的也没有发挥明显作用。1975年8月淮河上游发生“75·8”大暴雨洪水，造成两座大型水库和不少中小型水库漫溢垮坝，伤亡人数达数万人之多，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过去水库大坝的设计保坝安全标准过低，必须在工程加固改造中调整，新建工程必须考虑提高设计标准。部领导决定组织研究可能最大暴雨（PMP）和可能最大洪水（PMF）问题，令我组织推进研究。当时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科研基础的主要是南京水文研究所和华东水利学院；各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部门对这一课题有需求，也具备比较丰富的水文基础资料。于是，邀请华东水利学院严恺院长（中科院院士）出面主持，我和规划设计总院的几位同志做他的助手，共同推进这项工作。这个研究项目经3年的努力（1976—1978年），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对处理病险库和调整大坝安全标准起了一定作用。上述这些科技项目，虽然投入了很多人力、财力，大家积极去组织推广，取得的成绩有限，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滞了数年的科技研究工作，总算重新启动，对组织和参与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鼓舞和一些新的希望。在此期间，大约是1974年秋，我奉命会同一机部有关部门处理了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厂区防洪安全的问题。二汽厂区分布在十堰市周围二十几条小山沟里，每条沟的上游都修了一座小型水库，最大的库容100多万m 3 ，大多数只有十几万、几十万立方米，水库大坝下游较开阔的河滩地就修建了一个专业厂房，一旦水库垮坝，厂房会全部冲毁。1973年发生了日暴雨量100多mm的降水就发生了严重险情，厂区下游冲毁了不少房舍，于是才发生二汽厂区防洪安全问题。我到工地后，会同十堰市水利部门全面考察了各座水库，大多标准很低，缺乏必要的泄洪设施，工程质量缺乏安全保证。过去在设计和加固这些水库时，采用了十堰市周围地区曾经发生的最大日降暴雨约250mm作为设计标准，根据我对这些地区暴雨洪水的了解，认为标准太低，建议按日最大暴雨400mm为标准重新安排水库安全标准，地方水利部门和厂区有关领导都认为标准太高，加固费用太大，表示难以接受。我返回武汉市求教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并得到湖北省主管水利的副省长支持，才使当地有关部门接受。这年冬季和次年春天在湖北省水利设计院和十堰市水利局的努力下，并得到二汽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所有水库最薄弱的部位进行安全加固和必要设施建设，1975年淮河上游发生“75·8”特大暴雨洪水，十堰市发生最大日暴雨360多mm，所有水库都未发生重大事故，得以安全度汛。此后十堰市水库群防洪安全标准再次提高按日降600mm最大暴雨作为安全校核标准。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经过了三四个月的努力，多处求教，努力说服很多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干部，最终取得1975年的安全度汛，我得到很大的精神安慰，觉得值得记忆。1975年冬第一次到四季如春的云南，先在下关召开了国产隧洞全断面掘进机在硬岩区试验的研讨会，对刀具和出渣运输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原因在制造关键设备的原材料和机械制造技术水平太差，对当时一再强调不依靠进口，完全自力更生的研制方向产生怀疑。之后去腾冲考察了地热情况，对到处是温泉火山遗址和地下热气的到处喷发的壮观的景色感到震撼，对这里水力、热力发电的资源十分丰富，但又缺乏电力的问题，感到需要迫切解决。这里的特殊风景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令人长期难以忘怀。1976年10—11月进行新疆水利考察。1978年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听到邓小平同志所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报告，受到很大鼓舞，真正感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已经来到。1979年水利、电力两部分离，我分到水利部继续负责水利科研工作的管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过渡时期，我又一次肺病发作，经过1979年秋左上肺切除手术，身体状况恢复良好，经过大约八九个月的休养，1980年秋恢复了正常工作和学习。1982年初，水利和电力两部再度合并，我分配到计划司任副司长，主管水利的计划和规划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是新中国学习苏联，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经济的时期告一段落。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大转变开始，我以激动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接着这个新时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