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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底，从淮阴回到上海，华东行政委员会已经撤销，华东水利部已不存在，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央水利部工作，大部分的同事已经离开上海，各赴新的工作岗位。我独自一人，带着介绍信，乘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于五一节前赶到水利部报到。过节之后，我被分配到水利部办公厅专家工作室工作，担任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帮助苏联专家工作。那时，有4位苏联专家，每位专家配备一名专职俄文翻译和一名技术员帮助他们工作，我就兼任了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那时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一是考虑中国水利重点地区发展方向。那时重点是黄淮海地区的严重水旱灾害，淮河治理已在1950年全面启动；接着就是抓紧解决黄河防洪安全问题。1953年中央已决定委托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帮助编制黄河流域综合规划，由黄委会提供黄河水文、泥沙、河道特性以及治黄的历史背景（包括近代黄河研究的成果）等基础材料，水利部与电力部共同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由政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工作，水利部主要抓治淮和华北、东北的水利工作。苏联专家拟提出这些地区的水利全面建议，专家组组长主要抓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些地区的基本资料，进行摘要整理，提出一个反映全面情况的简要报告，由翻译译成俄文，供专家参考。我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边学习、边整理，不断请示部里的老专家和领导，得到他们很大帮助，同时也与苏联专家讨论，按他们的要求进行补充修正。这项工作十分艰苦，但是我得益很大，初步了解了这些地区的水利基础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二是帮助研究解决在建和拟建重大工程设计、施工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建工程。那时，国内的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都很不够，各项重点工程设计、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向苏联专家提出，苏联专家被誉为“救火队”，不断到有关地区和工地研究解决问题。我们作为专家助手的技术员每次紧随学习，并做一些辅助工作。在这方面苏联专家工作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对各类问题，他们针对中国技术人员缺乏经验的特点，总是从理论到实践不厌其烦地讲解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他们出差一般都带大量的专业书籍，不断引证专业书籍，讲解具体方法，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我也从中得到不断启发和得到不少知识，这是我学习业务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学习的第二个途径就是随领导和专家对主要江河的考察和工作检查。由于具体工作部门和地方对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尊重，汇报的情况比较全面、系统、真实，需阅读的资料也比较容易得到。几次主要的考察是：
（1）1953年秋苏联专家对淮河流域的一次全面考察，随行的有国家计委管水的不少干部、水利部计划部门和治淮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从上游浉河南湾水库开始，沿淮干流考察了息县、淮滨、王家坝、史河、淠河部分水系、佛子岭连拱坝在建工程、治淮的重要枢纽工程——润河集枢纽和城西湖控制工程等，经峡山口到蚌埠，再乘船考察淮河干流，五河内外水分流和洪泽湖大堤、三河闸和淮河入江水道，对淮河流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2）1954年初参加黄河规划委员会组织的庞大的黄河流域考察团，大约有200多人参加，包括黄河规划委员会、水利部和水电总局的苏联专家，黄委会的主要科技人员。从黄河下游的济南开始向黄河上游考察，沿途听取黄委会和地方政府关于治黄情况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考察黄河大堤和黄河潼关以下可能建坝的坝址，特别是三门峡坝址最令人关注。到洛阳以后，召开了座谈会，各方专家发表治黄的意见和可能在近期修建的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此后分两大部分进行考察，大部分继续向上游考察关中、甘肃、青海的黄河干流；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和不少科技人员共同考察了陕北和甘肃东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和水土保持实验站，同时考察了宁蒙河套平原的灌溉工程，到5月初，结束了这次考察。这是一次全面认识黄河，接触到黄河水少沙多、水土流失严重、河道严重淤积形成下游悬河的真实面貌，并对黄河中游水土保护的艰巨性、重要性和发展灌溉的迫切性有了初步认识。
（3）1954年夏对新疆的考察。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党组书记李葆华亲自率领全体苏联专家和水利设计室的部分中国专家组成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作组。这个专家组受到新疆省（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尚未建立）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邀请到新疆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进行规划咨询。此前，水利部曾派灌溉专家苏宗嵩会同新疆水利厅王鹤亭厅长组织科技人员进行了初步研究，已经提出屯垦开荒农场的分布和以修建平原水库为主的水利建设规划。我们这一次的考察任务是进一步研究评审和确定方案。地方和兵团对这次考察接待十分隆重。在迪化（当时乌鲁木齐市的名字）听取了地方和兵团的汇报，重点考察了天山北麓人口密集带的人工绿洲；骑马沿三屯河上溯，考察了从昌吉、阜康到天池，再从天池向上到达博格达雪山边缘的天山北坡立体分布的自然森林草地和天然绿洲。天池是著名的高山湖泊风景区，湖水清澈深不见底，两侧山地森林茂密，地表灌草植被丰满，湖的北侧一直到雪线，林草灌木为主的地表覆盖更加美好，是重要的夏季牧场，风景的秀美令人陶醉。那时交通不便游人很少，所见到的都是夏季牧民。此后又沿天山北麓泉水溢出带形成的天然绿洲和人工绿洲考察了玛拉斯河到奎屯的中小河流的荒地和修建平原水库的地点；再经赛里木湖，穿过果子沟到伊宁，对伊犁河谷进行考察。赛里木湖是当时新疆仅次于天池的第二风景区，位于天山西段北麓的森林边缘地带，湖面达500多km 2 ，湖边就是茂密高大的林带，湖的周边是长势极好的草地牧场；湖水呈浅蓝色，深不见底。通往伊宁的果子沟是一条天然小溪，公路两侧土地全部覆盖了林草，溪水清澈不见泥沙，30年后1984年再经果子沟，两侧森林已过度砍伐，土地山坡水土流失加重，溪沟中流水浑浊，看了令人痛心。伊宁是伊犁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当时人口稀少，天然降水达400mm，基本保持了原始生态系统，景色非常美好。在伊宁除了考察其流域状况和古老的灌溉工程外，还到达中苏边界的霍而果斯口岸，隔河相望两岸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别。由于洪水冲断公路，原拟南疆的考察只好取消。野外考察一段后，回到迪化对垦区的部署和水利发展方向进行讨论。一个主要的争论是关于平原水库的修建，苏联专家认为平原水库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土地盐碱化，主张在河流出山口寻找合适的坝址修建山谷水库。经过勘察，发现山区河流大部分坡陡流急，很难找到合适的建库坝址，难以得到较大的库容，如果修建高坝大库，那时财力和技术条件都难以办到，即使办到，施工时间长，也难以适应生产建设兵团尽快建设屯垦农场的需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苏联专家同意了修建平原水库的方案，并提出了减少土地盐碱化的各种措施。这时新疆考察基本结束，个别苏联专家生病住进医院，水利部的主要领导返回北京，留下了我们少数人在新疆等候苏联专家病愈再回北京。在此期间，我系统地学习了新疆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初步认识到：新疆自然地理特征，地形、气象、水文水资源的分布、季节和年际变化规律，水旱灾害的特殊表现；认识到人工绿洲、绿洲经济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当时新疆人口大约500万人，耕地2000多万亩，人工绿洲的建设、绿洲经济的发展还有巨大潜力，就是没有认识到缺乏严格控制地扩大人工绿洲将会给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多大的损害和影响。在此期间还考察了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和特殊气候条件下的瓜果基地，浏览了高昌古城。同时考察了乌鲁木齐河，发现距迪化市不远的乌拉泊可以修水库，坝高大约在30m左右，可获得较大的库容。向苏联专家汇报后，他也去查勘了一次，决定修建乌拉泊水库。这是此次新疆考察中选中的唯一山谷水库。9月中结束新疆的考察回到北京，赶上国庆五周年的庆祝活动。通过这次新疆考察，对汉唐先烈们经营西域的艰难、特殊性和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4）1954年9月自新疆返回北京后，部有关部门向苏联专家汇报了1954年汛期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发生了流域性的特大洪水，淮河流域上中游遭受了历史记载中最大的水灾，中游的重要洪水控制枢纽工程——润河集枢纽（包括城西湖闸）被冲毁，下游洪泽湖大坝和新开苏北灌溉渠首高良涧闸也出现严重险情，汛后被毁工程的恢复重建和治淮方案的重新规划启动。这项工作从1954年秋到1956年中的主要过程我与苏联专家都参加了，从重新分析确定设计洪水、修订防洪标准到遭到破坏的已建和在建工程的改扩建和险情处理的全部过程我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使我终生难忘。在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启动中，对如何进行流域规划，得到初步系统的认识。1953年冬全国水利会议中，水利部首席专家沃洛宁作了一次系统的“江河流域综合规划报告”，这个报告中的具体内容在淮河流域综合规划中得到实践和检验，也是在国内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有关水利规划系统内容和编制要点的文件。
（5）1955年4月，水利部领导带领苏联专家和水利部的部分老专家到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1954年大水后的长江流域防洪工作安排，具体研究汉江杜家台分洪区的建设问题；同时考察了武汉市的防洪设施和1954年防洪情况，荆江大堤和荆江分洪区1954年汛期运用和局部毁损情况。之后从武汉飞往重庆对长江上游进行考察。第一次考察了中国著名的古代灌溉工程都江堰，对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利用河道弯道环流的原理引水排沙，修建这样伟大的灌溉工程，实在敬佩至极，同时对灌区的一般情况，作了粗浅的了解。后来对重庆附近的长江干支流可能修建控制长江上游洪水的河段也作了粗略考察。返回途中乘船穿越长江三峡，陪冯仲云副部长在船头坐了差不多一整天，他是一位博学多识的领导，他一路讲解三峡特色景观和未来修建三峡水库的有关情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长江三峡工程，印象十分深刻。
在专家工作室工作的3年（1953—1955年）是我通过工作学习专业知识最有效的时期，对工作和学习我倾注了全力，每天工作和学习都在10小时以上，由于思想集中，精神振奋，并不感到劳累。那时的苏联专家大都是年纪较大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老党员，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真心诚意帮助中国，热心关心我们青年技术人员学习，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学习钻研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那时的机关领导，也是非常关心年轻干部的学习成长，对下级平易近人，容易接近请教；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大多数工作热情高，热情帮助青年后进。这种人际关系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际关系变得人人心存戒惧，谨小慎微。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优良传统至今没有完全恢复。1956年我离开了专家工作室，调到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主要帮助老专家、老委员从事主要江河的各类规划和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审查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属于宏观性的规划工作；一部分是具体工程设计的战术性技术工作。我的工作范围是第一部分，对这一部分工作所应具备的水文、气象、水利计算专业知识我仍然是十分缺乏的，因此通过对具体规划文件的学习钻研外，业余时间对上述3个专业的书籍和专题科研成果认真地学习，并向有关这3个方面的专家不断求教获得帮助。在部科委工作期间，我参与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的讨论和审查工作。那时我对黄河的水沙特性、治黄的难点和长期治理未能得到有效结果的难点都缺乏了解和认识，参加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讨论和审查只根据极其肤浅的一点了解，出于对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制的对黄河规划成果的迷信和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功能的愿望，发表了一些支持苏联设计成果的意见，反对当时对“三峡枢纽工程”设计提出的反对意见。那时我自知人微言轻，我的发言不致影响兴建三门峡工程的决策，但长期以来对我这种无知和轻率感到惭愧。此后经过两年，到1958年初，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成立新的水利电力部时结束了这项工作。从1949年中到1958年初这8年间，以补学大部分专业学习的缺失和参加工作后通过工作结合学习以学为主的时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