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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小学以前，父亲开始教我认字读书，从小形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一本故事书可坐着不动读大半天。正式上学已经是八九岁以后的事，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入东北三省，对日本人的野蛮抢掠屠杀时有所闻，开始萌发仇恨日本和抗日的思想，因此，对历史上有关抗御外敌入侵的人物故事特别喜爱。1935年九岁时随父亲的工作，家庭从乡下迁到县城，我也开始上正规的小学。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那时我虽然什么也不懂，也跟着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到乡下宣传。父亲对我的学习管得很松，我也不太认真地学习。1938年夏小学毕业，由于生病，失去了考中学的机会，在家休息和劳动半年。1939年春上了一所私立中学，半年后我考取了从北京搬迁到城固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从1939年秋至1945年夏6年间在这所全国著名的学校读完了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不久北平沦陷，原在北平的大部分大学分别向后方搬迁，一部分大学搬到汉中城固成立了西北联大，不久联大分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搬迁时连同附属中学一并内迁。师院附中继承了北京师大附中的优良传统，内迁的有原附中的18位老教师（号称附中18罗汉），加新聘的老师，总体上老师质量是很好的。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质量很高，而且随时可能考试，每年有一门不及格，即不能升级，因此学生学习十分认真，白天上课，凌晨和夜晚大部分同学都学习和完成作业，形成一种自学和竞争的风气。老师除了教规定课程外，很注意学生的品质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习课外知识的风气浓厚，这是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学生，见识少，孤陋寡闻；而多数同学都是从外省、外地流亡汇集到城固的，他们虽然年纪都和我差不多，但见多识广，学习成绩又不错，相形之下，感到自卑，对他们十分羡慕和佩服。在这种环境下，除认真学习规定学科外，尽量阅读课外读物，我对历史、地理具有特别爱好，同时对自然科学常识也有很多兴趣，但大都学而不专，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这形成了我终生的坏习惯，学习杂乱无章，博而不精。在中学阶段，各门规定学科，虽然也作必要努力，考试成绩大多只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但也得到一个戏谑性的称谓“小万有文库”，不少同学喜欢和我一起讨论问题和闲谈。中学时代算是在平稳和愉快的情绪下度过的。
1945年夏，中学毕业，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积极准备考取大学，有不少同学准备南下重庆考取比较好的学校。前一两年我也有这种愿望，借此机会走出封闭的汉中，开阔视野，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因此，在高中二年级上完后，曾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提前考取了西北工学院纺织系，这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专业，但由于抱着“走出汉中”的愿望，在西北工学院，保留了学籍，继续读完高中三年级。正是这最后一学期，出现不幸。当时，城固的社会状况十分糟糕，物价不断上涨，小股“土匪”不时出没抢劫，就在我中学毕业前不久，父亲失业在家，经济上相当困难，又遭到“土匪”在夜间抢劫，一夜之间家庭被洗劫一空，家庭生计顿时陷入困境，估计一年半载之内难以恢复，于是出外考大学之梦完全破灭，毕业后的暑假，也没有再参加高考的愿望。这年7月，突然见到“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在城固招生，立即想去碰碰运气，报考了一个很不为人注意的“造船系”，意外地被录取了。父亲千方百计筹措了一笔钱让我去重庆上学。对在大学学习什么专业，本来没有什么明确的选择，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决心上了再说。在造船系上了二年，感到此后就业门路太窄，决定转到土木系，这两年在交大都是基础课，各系差不多，转系后还能接上去学。在大学的后两年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1949年初）参加了共产党，大部分时间从事党分配给的革命工作，学习便成了次要任务，只要考试能及格，学科能过关，至于学好学坏就不去管它了，到1949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学期，因为国民党军警对学校搞革命工作学生搜捕，进行种种迫害，于是到4月下旬，学校被迫停课，由同学和校方给找临时生活的地方；同年5月下旬上海完全解放，重新回到学校，但再也未复课，绝大部分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主要协助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参加部分接管工作，像我们毕业班的学生，也认为学习期满准予毕业，从此结束了学校生活。在大学最后这两年，专业课学习得非常差，很多选修课也未学，这给参加工作后带来很多困难。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不得不边工作边学习，补偿这两年的缺失，这也是我这一生最艰难最努力的时期。总的说来，在上学期间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学生，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