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种植结构概述

一、粮食作物

粮食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一直有着无法比拟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中国，从古代“深挖洞、广积粮”的施政纲领到新中国成立后“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都显示了历代政治家对粮食问题的极度重视。粮食的政治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也经常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一个焦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是命根子，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的分类，粮食作物包括谷物（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及其他谷物）、豆类（大豆、其他豆类）、薯类（马铃薯、其他薯类）。粮食生产结构包括种植结构、产量结构和单产结构等几个部分，分别以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和单产水平为主要衡量指标。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左右（表2-1），这种作物种植结构与我国人口较多、人均口粮消费压力较大相适应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作物增长与构成呈现出以下特点：①1975年以前薯类面积一直保持最大的幅度增长，1975年以后，玉米播种面积增长幅度处于领先地位；②稻谷保持稳定，小麦和大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③稻谷、小麦和玉米构成粮食的主体，2014年三者的播种面积已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81.2%。

中国的粮食生产不仅影响本国，还直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粮食是宝中之宝，是治国安邦的要端，必须把握好国情、粮情和粮食商品的基本特征。粮食稳，市场稳；粮食定，天下定。这是由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所决定的。粮食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在当代中国，粮食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公益性，对稳定市场和稳定物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外，粮食又是一种风险产业和弱质产业，粮食市场的波动是难免的，所以，在中国建立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种植结构也有其重要意义。

1.粮食生产变化特点

（1）我国粮食生产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从总体上来讲呈波浪形上升态势，大约经过了2亿t、3亿t、4亿t、5亿t和6亿t等5个台阶。

1949—1958年为第一台阶，粮食产量达2亿t。1950—1952年三年恢复时期，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有了翻身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发展较快，平均每年增长13.1%，人均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09kg增加到1952年的288kg。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粮食总产量1.93亿t，完成计划的101.2%，1958 年首次突破 2 亿t。9 年间播种面积由 1.1 亿hm ² 增加到 1.28 亿hm ² ，粮食总产量增长8680万t，年均增长964万t，单产由1.03t/hm ² 增至1.57t/hm ² ，增长52.4%。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措施对头，政策得力，发展速度是正常的。

1959—1978年为第二台阶，粮食产量跃上了3亿t。1958年以后，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思想的错误影响，出现了浮夸风和瞎指挥，严重违背了自然与经济等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是“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了3000万t，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2650万t，到1962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 1.6 亿t，比 1957 年减少了 3505 万t，减产 18%；粮食单产 5 年下降了10.3%。由于农业的大减产，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因此长时期农副产品供不应求，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1963—1965年3年调整时期，纠正了“大跃进”等“左”的错误，粮食总产量达到 1.95 亿t，3 年增产 21.6%，人均粮食产量由241kg增加到272kg。1966—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粮食总产量计划完成2.2亿～2.4亿t，实际完成2.4亿t，5年增长23.3%，粮食单产5年提高22.9%。20世纪60—70年代粮食增产主要动力是绿色革命成果的全面引入和推广，特别是高产新品种如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等的培育和推广，以及化肥施用量、机耕面积、灌溉面积（包括机灌面积）的大幅度增加，农田基本建设和土壤改良等措施的强化。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粮食总产量虽增长了23.3%，但没有完成预定计划；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粮食生产加速发展，1978年达到3亿t。1959—1978年间，农田灌溉面积比重由30.67%增长到45.24%，化肥投入量由54.6万t增长到884万t，粮食产量年均增长520万t，单产增长54.1%。

1979—1984年为第三台阶，粮食产量达到4亿t。1979年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与双重经营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有了自主感，加上粮食收购价格提高，粮食生产快速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亿t。1981—1984年是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发展最快的时期，粮食连续4年增产，1984年粮食产量突破了4亿t，创历史最高纪录。4年增产粮食8675万t，平均每年增产2169万t，年增长速度高达6.2%，人均粮食产量由343kg增加到393kg。这个阶段粮食增长主要是由于单产提高所致，而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是单产提高的主要原因。此外，化肥等的投入继续大幅度增加（从800万t增长到1739.8万t），以及一系列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也是粮食产量获得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1985—1996年为第四台阶，粮食产量达到5亿t。连续4年的粮食大幅度增长使人们对粮食形势认识过于乐观，甚至采取了一些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致使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了4000万hm ² ，总产量下降到3.8亿t，粮食又出现了新的徘徊。尤其是1986—1988年粮食生产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连续4年没有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直到1989年才恢复到1984年的人均粮食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根据粮食生产徘徊的形势，采取提高粮价等一系列措施，使粮食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96 年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超出 5 亿t，比上年增长13.4%。分品种看，稻谷总产量增长5.3%，小麦增长8.2%，玉米增长13.8%，上述三大品种增产量占全部谷物增产总量的95%以上。1996年粮食大幅增产主要原因有：①各级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1996年初中央再次决定较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全年因面积扩大增产粮食占总增产量的12.6%；②气候好于往年，虽然局部地区发生比较严重的水旱灾害，但总体气候较好，灾害较轻，这方面增产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 24%；③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因种植结构调整约增加粮食2.1%；④科技推广在粮食增产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增产贡献率约为38%。

1997—2013年为第五台阶，粮食产量跃上6亿t。1996年开始出现卖粮难现象，国家开始调整粮食结构，重视品质的提高，忽视产量的提升；1997—1999年产量稳定在4.94亿～5.12亿t，从2000年开始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至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至4.31亿t，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是减产的重要原因，1999年粮食播种面积1.13亿hm ² ，2003年降至0.99亿hm ² ，播种面积减少13.8%；2004—2013年我国粮食实现连续增产，2011年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1.11亿hm ² ，粮食总产量达5.71亿t；201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11亿hm ² ，粮食总产量达6.02亿t。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积极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增加高产作物玉米、水稻种植面积的结果。

2014—2016年粮食产量分别为60.17亿t，6.21亿t和6.16亿t。

（2）增长方式变化。我国粮食增产方式由单产与总产并重向以提高单产为主转变。根据统计资料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上稳定在1.1亿～1.3亿hm ² 之间，少数年份，如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1.3亿hm ² ，2003年降至0.99亿hm ² ，近几年来粮食播种面积大致保持在1.1亿hm ²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增产既靠播种面积扩大，又靠单产提高。1956年是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最大的时期，达到1.36亿hm ² ，单产也达到1.42t/hm ² 。此后，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粮食增产主要靠单产提高。到1996年全国粮食单产比1950年提高了将近2倍，2011年粮食单产达5166kg/hm ² ，较1996年单产提高20.1%，而粮食播种面积与解放初相比还略有下降，这其中还包括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量需通过粮食单产的提高来补偿部分。

（3）作物结构变化。小麦、玉米在粮食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稻谷的地位逐渐下降，品种结构变化较大。我国粮食生产一度以水稻为主，在较长时期内，全国粮食增产主要依靠水稻。20世纪80年代以后，水稻在粮食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1957—2014年间，水稻占粮食产量的比重由44.5%下降到34.0%，同期小麦由12.1%上升到20.8%，玉米由11.0%上升到35.5%（表2-2）。

2.粮食作物地区布局变化

（1）南北布局。南方的粮食地位下降，北方在上升，南余北缺的粮食生产格局有较大改观。1949 年南方粮食产量所占比重高达 60.1%，1984 年为 58.9%，1996 年降为51.7%，2008年降为46.6%；北方则由1949年的39.9%上升到2008年的53.4%，上涨了13.5个百分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降北升的趋势非常明显。

（2）东、中、西三大地带粮食增长中心明显向中部转移。对其区域范围的确定沿用我国区域经济研究中最常用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划分方案（表2-3）。从典型年份粮食产量分析（表2-4）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粮食产量所占比重先扬后抑再上扬再下降，由1949年的37.9%升至1978年的41.1%，1996年又降为37.5%，2004年降为32.8%，2010年恢复到39.5%，而2014年恢复到27.2%，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下降了13.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处于上升趋势，1949年为37.9%，1996年上升到42.6%，2004年为45.8%，2010年为45.0%，2014年为46.2%。西部地区则处于下降再上升通道之中，由新中国成立初的 24.2%降至 1996 年的 19.9%，2010 年为 15.5%，2014 年为26.6%。

3.粮食余缺平衡分析

（1）全国粮食调出省份和数量减少，供求缺口趋于增大。1953年，全国粮食净调出省有20个，到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7个，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查，到2014年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6个省（自治区）可以净调出粮食。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省调出粮食，到目前全国粮食供求缺口日益扩大。

（2）粮食生产余缺区的划分。1997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将人均占有粮食400kg作为余粮的低限，将320kg作为缺粮的高限。按上述标准，全国可分为余粮、基本平衡和缺粮3种类型区。

1）余粮区。依据社会人均粮食占有量400kg作为区域粮食富余的低限，主要余粮区有15个（表2-5）。这些地区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其耕地及耕地后备资源丰富、传统种植技术较为发达，是粮食生产力和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

2）基本平衡区。社会人均粮食占有320～400kg作为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区，主要有辽宁、云南、重庆、山西、贵州、广西（表2-5）。这些地区在正常年份不存在买粮难或卖粮难的问题。

3）缺粮区。依据社会人均占有粮食320kg为缺粮的高限，2014年全国缺粮省（区、市）共有10个，其中北方4个，南方6个（表2-6）。

4.我国粮食供给的不平衡性

（1）粮食种类不平衡。我国谷类粮食生产基本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自给率接近100%；大豆主要依靠进口，我国消费大豆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高达80%。据《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2011）》，2010年稻谷出口62.2万t，进口38.8万t；玉米出口12.7万t，进口157.3 万t；小麦出口 27.7 万t，进口 123.1 万t；大豆出口 17.3 万t，进口5478.6万t。稻谷、玉米、小麦净进口216.6万t，占我国谷物总产的0.45%；大豆净进口5461.3万t，是国产大豆的3.51倍。

（2）区域间不平衡。缺粮区主要是东部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粮食产区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由南部向北部转移，与我国降水区域分布相悖，加重了我国西部、北部的生态环境压力。

5.粮食生产布局变化原因分析

（1）比较效益相对低下是东南沿海粮食生产萎缩的主要原因。从农业内部比较收益分析，粮食作物收益大大低于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无论是土地收益还是资金、劳动收益在各农业生产部门中粮食生产都是最低的。2004—2009年粮食种植每亩平均净利润，水稻为232.69元、玉米为151.78元、小麦为134.49元、大豆为122.93元、花生为386.24元、苹果为1907.13元、城市蔬菜为1812.64元，平均成本利润率水稻为42.38%、玉米为33.72%、小麦为30.87%、大豆为40.91%、花生为68.92%、苹果为93.91%、城市蔬菜为89.74%（表2-7）。

东部地区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尤其是沿海地区（表2-8）。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很高，粮食生产在家庭收入中的地位已显得“微不足道”。

（2）种植制度变革和复种指数的变化。1979—1994年间，北部和西部地区复种指数增加。北方15个省份中11个复种指数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山东省由147%提高至162%，河南省由153%提高到177%，宁夏由101%增至114%，而南方多熟制地区则因调减粮食种植面积导致复种指数下降。上海复种指数由1979年的217%减至1994年的183%，江苏由183%减至176%，浙江由247%减至233%，广西由217%减至212%。至2008年山东省的复种指数减至143%，河南省复种指指数稳定在178%，宁夏为109%；而南方多熟制地区的上海减至159%，浙江减至129%，广西减至135%。

西部和北部以一熟制为主的地区，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间作、套作与轮作等多熟种植发展很快。其中，以春小麦间套玉米、玉米间套豆类作物、玉米间套马铃薯等为主体的立体种植模式，已成为目前北方一熟制地区粮食作物种植的主体优化形式，并为北部和西部一熟制地区普及推广多熟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3）人地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从耕地资源的地区分布来看，西部和北部地区耕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而东南沿海地区则人多地少矛盾突出，这是我国粮食增长中心“北上”“西移”的客观原因。

东北和西北地区地域广阔，其中黑龙江、内蒙古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分别高达0.634hm ² 和 0.518hm ² ，新疆、宁夏、吉林、甘肃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410hm ² 、0.260hm ² 、0.385hm ² 、0.226hm ² ；东南沿海、华中和华南地区以及直辖市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非常低（表2-9）。

（4）市场与运输条件的变化。从1984年起，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相继建立，1990年10月在郑州开办了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此后，粮食批发市场逐步在其他地区兴起。在国家粮食局重点联系的22个粮食批发市场（表2-10），分布特点是：①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在北方的有15个，为北方地区粮食生产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②中部经济带有16个粮食批发市场，在全国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中部粮食生产所占的突出地位有很大关系；③粮食批发市场均位于我国典型的交通枢纽城市，便利的交通为粮食生产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二、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又称为工业原料作物，是指除了粮食、饲料、绿肥等作物以外其他各种作物的统称。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对提高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经济作物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是加工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关系到人民生活的食、穿、用和出口创汇等各个方面。

1.经济作物的特点

（1）种类繁多，用途广泛。我国由于南北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等多种气候带，地形气候垂直分异明显，作物适应环境范围广，经济作物种类多种多样，几乎拥有世界上各种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麻类、蚕丝等纤维性作物，花生、芝麻、油菜籽、胡麻、向日葵等油料作物，甘蔗、甜菜、甜叶菊等糖料作物，烟草、茶叶等嗜好作物，橡胶、咖啡、可可、胡椒等热带作物，蔬菜、花卉、栽培药材等园艺作物，薄荷、八角、花椒等特种经济作物。而现阶段大量种植和利用的经济作物，主要以棉花、麻类、油料、糖料、烟草和茶叶为大宗（表2-11）。

（2）技术性强，农艺要求高。经济作物也可以叫做“技术作物”，其栽培管理要求严格，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水、肥、土、种、密、保、工、管，都有特定要求，并要求经济作物栽培的经营者要有较高的生产技术知识和劳动素养（包括实践经验），且要投入较多的资金、物资和劳动力。

（3）商品性强，受市场影响大。经济作物具有高商品率，故也称为“商品作物”。绝大多数经济作物的种植完全是为出卖销售，而不是自身的消费。例如，橡胶、药材、花卉等商品率几乎高达100%，棉花可达95%，甘蔗、甜菜、黄红麻可达80%以上。唯有油料作物具有较大的自给性，商品率在60%左右。由于商品性强，必然要求有较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生产地尽可能接近加工地和消费地。同时深受市场供求关系、粮食与经济作物关系以及价格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起伏大，风险性也较大，往往会出现卖难买难的现象。

（4）地域性强，适生要求较严。经济作物对适生环境要求较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各种经济作物对阳光、热量、水分、土壤等都有各自的特殊要求，有的对某一两项关键的自然条件的要求特别严格。例如，橡胶要求平均积温在7000℃以上，甘蔗的种植区年平均气温在20℃以上，不低于10℃积温在7000～8000℃，降水量在1500～2000mm。因此，经济作物布局要因地制宜，适地适种，布局要求集中连片，实行专业化、集约化和区域化种植。布局上的集中性和经营上的规模化，对生产管理、技术推广、新品种引进应用以及收购、调运和加工等，均较方便有利和经济。

2.我国经济作物布局的基本特点

（1）发展较迅速，波动起伏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作物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棉花、油料、糖料、茶叶、烤烟等大宗经济作物的发展更为迅速。但由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受市场价格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播种面积不稳定，产量波动起伏现象时有发生，其中发展比较稳定的有花生、油菜、烤烟、茶叶等，波动性发展的有棉花、红黄麻、甘蔗、甜菜等。

（2）种植面积比较稳定，内部结构变化不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在改革开放前的多数年份稳定在1100万～1300万hm ² ，占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9%；在改革后由于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种植作物的自主权增大，粮食生产形势好转，粮经矛盾趋于缓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有了较大扩展，多数年份在1700万～2400万hm ² ，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50%～85%。

（3）分布广泛，集中与分散并存。根据经济作物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程度以及经济布局特点，可分为4类：①以橡胶、咖啡为代表的热带作物，对自然条件适宜性较弱，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呈小面积集中种植，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②以甘蔗、柑橘、茶叶为代表的喜温作物分布的地带性明显，集中程度较高，主要分布在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如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福建、浙江、安徽等地；③棉花、油菜、花生、芝麻、麻类以及烤烟等作物，地带性分布不十分明显，但种植地区相对集中，目前棉花、油料、糖料等大宗经济作物生产规模大，分布普遍；④蔬菜、花卉等鲜活产品，其分布的广泛性类似粮食作物，每个省、自辖市、自治区都有种植。2008年蔬菜种植面积达1787.6万hm ² ，仅次于油料作物，为第二大宗的经济作物。从动态变化来看，棉花、糖料的区域布局趋于集中，油料作物趋于分散（表2-12），使经济作物布局与地域分工发生新的变化。

3.经济作物发展与布局

我国的经济作物生产，无论是棉花、油料、糖料，还是烟叶、麻类、花卉、蔬菜等，都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应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稳定面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因地制宜，适地适种，选择生态条件最佳和环境适宜的地区发展经济作物，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和出口创汇的需要。

（1）粮经协调发展。在安排农业生产土地、劳动力和物资的时空分配上，要正确处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与搭配关系，使其能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粮经关系上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粮食作物挤压经济作物，二是经济作物挤压粮食作物。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由于粮食长期短缺，北方棉区单种普遍，粮棉套种很少，粮棉矛盾尖锐，为了解决温饱，粮食挤压经济作物的情况较多。近十多年来，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强调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加上农民种植自主权增大，大量耕地被改作鱼池、果园和种植其他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如棉花、甘蔗、烟草等。这里有合理因素，但盲目发展经济作物而不顾其他的现象，因此往往会出现经济作物挤压粮食作物的情况。上述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要注意防止。

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就应做到：①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市场需求，在土地安排、口粮供应、耕作制度、经营管理以及产供销各个环节上，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二者兼顾、统筹安排，而不要顾此失彼。②无论粮食和经济作物，都应在提高单产上下工夫，通过先进的农业科技和农艺的推广和应用，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应扩大山地丘陵经济林生产，大力发展木本油料（如油茶）等，以便少占耕地，减少经济作物对农田的压力。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要重视和妥善解决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吃粮问题和合理的价格政策。对一个省、地区来说，一般应努力争取粮食自给或有余，并通过合理调剂、调配，安排经济作物布局。

（2）集中与分散并举。应根据经济作物的适应性要求及“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合理调整经济作物布局。《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980年）中对如何调整经济作物布局提出了4条原则：①要向自然生态适宜、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生产潜力较大的地区集中；②要考虑社会经济条件，尽量向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比较好，基本生产条件改造建设容易、投资少、见效快的地区集中；③集中产区要考虑粮食自给程度，或调剂的可能性；④要在较大面积上尽可能互相连片，以利于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组织加工运销，逐步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这4条原则今天仍然基本适用。根据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作物布局的调整和劳动地域分工的新变化，可以补充一条，即向生产条件适宜，但经济比较落后，种植经验不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和集中。原因是当地政府和农民有种植积极性，把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增加地方财税和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例如广西的甘蔗、水果、八角（调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就是明证。这些经济作物中不少是通过扶贫方式推广的，成为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脱贫致富的先锋作物。因此，为了使国家需要的经济作物（如棉花、蚕茧、烟叶）产量有可靠的保证和稳定供应，要有重点地选择自然生态条件适宜、生产基础好、种植积极性高、产量大、品质好、商品率高的地区，以县为单位，集中连片，重点建设一批经济作物商品生产基地，包括老基地和新基地。如南疆棉区，粤西、桂中蔗区，松嫩平原、河套平原甜菜区，都是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基地。对那些与城乡居民需求普遍、适应要求较低的油料（不同的品种有不同适生要求）、蔬菜、花卉等作物，则可以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安排种植。同时根据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建立面积相对集中、产量较大的全国性蔬菜基地，如海南、山东寿光、甘肃河西等地区反季节蔬菜基地。

（3）用地养地关系。由于经济作物（除油菜、花生等外）大多是耗地耗肥性作物，因此要保证经济作物的稳产高产，则应在集中种植某一主要作物时，要考虑与粮食作物、绿肥及豆科作物等保持合理的用地比例和科学的轮作倒茬，使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如甜菜、烟叶、亚麻等不宜连作，棉花连作年限不宜过长。目前各地普遍实行的麦棉套作、油棉套作、粮烟轮作等耕作制度改革和创新，不但有利于缓解粮经矛盾，而且也有利于用地养地。但目前有的地方（如南疆），棉田比重过大，高达60%、70%，连作时间过长，如巴楚一些地方长达5～7年以上，结果使地力下降，病虫害增加，不利于棉花生产的持续发展。

（4）市场放开与宏观调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作物生产与布局深受国内外市场需求和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常常受到政策因素变动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价格放开的经验和实践，凡是市场价格早放开、由市场供需来调节的农产品，如蔬菜、水产、水果、猪牛羊肉和各种家禽等，生产与供应则比较稳定和正常，相反凡是未放开或半放开的粮食、棉花、蚕茧、饲叶等，则易受市场波动，卖难买难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综合国力和国家调控能力的增强以及市场体系和机制的完善，应逐步放开所有农产品市场，包括粮食、棉花、蚕茧、烟叶等，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价格体系。同时由于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因此国家应建立较完善的风险保障、基本价格保护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政策。此外，还应建立必要的仓储和运输系统，包括蔬菜的绿色通道的畅通。

三、饲料作物

饲料作物生产与畜牧业发展水平紧密结合的，受畜牧业水平所制约，牧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布状况区域分异很大。

全国主要畜产品的区域分异特点是：95%以上的肉类分布在农区或东部季风区内。这主要是因为猪肉是我国肉类的主体，牧区半牧区所提供的肉类比重十分有限。奶类的产区也主要分布在农区或东部季风区。仅毛绒的主要产区是牧区半牧区，或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而农区或东部季风区也占一定比重。

综上所述，我国畜牧业的分布与地域分异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全国的分布极不平衡。这是由于各地的畜牧业生产条件不同，各地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状况，特别是水热条件分布不同，地域分异明显所致。同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畜牧业生产基础也不尽相同。所以，才有如此差异明显的地域分异。今后此种分异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合理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地发展变化。

人工牧草在全国的农区与牧区多年来提倡种植，但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的产业。在我国西部与北部主要栽培的牧草有苜蓿、沙打旺、草木栖、胡枝子、羊草、无芒雀麦、苇状羊茅、老芒麦与披碱草等。南方农区主要是三叶草（红三叶、白三叶）、黑麦草、苇状羊茅与雀稗等。

农业种植的饲料及各种农作物的副产品，是农区畜牧业最主要的饲料来源，包括精料、粗料与青汁饲料等几大类，精料则包括谷实饲料、糠麸、饼粕、糟渣等；粗料以各种农作物秸秆为主；青绿多汁的饲料则以青贮料与块根块茎等为主。绝大部分饲用饼粕糠麸是消耗于农业中的畜牧业，占全国牲畜总数的22%的牧区半牧区仅利用了5%左右的精料。因此，占全国80%的牧区天然草地仍是其主要的营养物质来源。多年来我国农作物秸秆仅有1/3左右用于畜牧业，其余秸秆则用于农村燃料、肥料、建筑材料及工业原料。虽然，农业草料在我国农区畜牧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绝大多数农区的饲料生产并未形成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实行产业化经营管理。谷物精料仍是人类口粮的粮食生产的一部分。除了有些已建立较发达的饲料工业生产的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仍不能摆脱农业中的副业地位，尚未改变我国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粮食—经济作物”的传统二元结构，“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近代农业的三元结构模式尚未形成。这与我国畜牧业大好的生产形势及进一步的发展极不协调，应该通过畜牧业的深化改革，加以改善。 h+UpgU0OQRs80rqCADKrimeeO7IqdIQSQtfO4LYz7mvwl62ow7d7raT/CbH5BV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