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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生猪养殖为典型的畜禽养殖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和农村经济最有活力的增长点，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生猪养殖产业在逐渐摒弃传统分散养殖模式的同时，快速实现了较高程度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养殖模式。但由于养殖密度过高，且与现有的耕地资源不配套，导致农牧脱节，大量的粪便和有机废水难以得到有效处理和充分利用，从而引起环境急剧恶化（张克强等，2004）。生猪养殖污染主要受到生猪养殖产业发展和耕地资源约束的影响，而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又受制于区域城镇化水平。从空间演化的角度来看，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反映了该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应的污染集聚程度反映了该产业的污染状况，由于生猪废弃物的主要消纳载体为农田（Frank J.D.等，1991；Terence J.C.，2004），耕地资源集聚程度则反映了接受该产业污染的环境容量。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耕地面积日益缩减，生猪养殖产业集聚必然会导致污染集聚。
已有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会产生相应的环境效应，但关于效应的方向观点不一。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认为产业集聚具有环境负外部性效应（Virkanen J.，1998；Canagni R.等，1998；Leeuw F. A. A.M. D.等，2001；Ren W.等，2003；Duc T. A.等，2007；赵海霞等，2012）。这主要是由产业集聚初期生态化组织路径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不足所引起的（耿焜，2006）。而另一些学者却提出由产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收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从而存在环境正外部性效应（陈建军等，2008；Zeng D.Z.等，2009；袁冬梅等，2011；李勇刚等，2013）。
然而，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相关的研究大多是涉及工业点源污染领域的，且基本类似于对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考证。这些研究侧重于对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因果关系的确认，缺乏理论层面的解析与归纳，难以形成一定的规律和应有的体系。尽管在农业面源污染领域，有关畜禽养殖污染的研究也在陆续铺开，但现有的文献仅局限于畜禽养殖产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现状、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方面的一些定性描述（吴云波等，2013；李冉，2013；杨惠芳，2013；曹芹等，2014），以及关于畜禽养殖污染的时空差异性分析（仇焕广等，2013），针对畜禽养殖生产的环境外部性效应，却未能基于深刻的理解而作出有力的说明。
本书以嘉兴市辖区生猪养殖产业为例，采用1997—2012年嘉兴市辖区和嘉兴地区的相关时序数据，引入区位熵的方法对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和耕地资源集聚程度进行衡量，通过构建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模型，分析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外部性效应，旨在从理论层面揭示出畜禽养殖污染本身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