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畜禽养殖业最早的国家之一。考古资料显示，中国驯养野生动物始于中石器时代初期（距今10000多年）；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距今5000～6000年），黄河流域已出现了原始畜牧业；进入夏朝奴隶制社会（距今4000多年）后，家畜既是一种生活资料，也成为一种生产资料；直至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000多年），不仅黄河流域畜牧业已相当发达，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呈现出六畜兴旺的景象。在之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制社会中，尽管遭受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争动乱，中国的畜禽养殖业仍为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和逐步展开，以及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畜禽养殖业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畜牧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4.98%提升至2015年的27.82%，变化情况如图1-1所示。

中国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历程在1949年后大致分为以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57年，即恢复和起步阶段。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恢复农业生产，畜禽养殖业也得以复苏，畜牧业产值开始逐年增长。由于这一时期实施了保护和禁杀耕牛的政策，并为获得肥料、促进粮食生产而开始鼓励养猪，畜禽养殖业便逐步形成了以牛、猪为中心的发展格局。

第二阶段为1958—1977年，即曲折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中，畜牧业产值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状态。尽管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畜禽养殖业遭遇到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三阶段为1978—1996年，即迅猛发展阶段。1978年年底，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市场经济的推行，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国内畜禽饲养量、畜产品产量和相应的人均占有量都得到了大幅增长，加之国外优良品种的引进以及杂交改良工作的全面展开，畜禽养殖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快速上升；②畜种结构有所调整，一方面，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役畜逐渐转化为役产兼用畜和产畜，大牲畜数量占牲畜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粮食供需矛盾的不断加深和国内市场呈现出多样化的需求，1980年之前形成的以猪为首的畜禽养殖生产格局逐渐被打破，耗粮少的养禽生产和草食家畜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③畜禽养殖生产逐步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

第四阶段为1997年至今，即转型优化阶段。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肉类、禽蛋和奶类产量高居世界前列，总量上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同时也存在结构性和地区性的相对过剩。畜禽养殖业已是国内农业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和农村经济最有活力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国内畜禽养殖业由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模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模式发生转变（赵连阁等，2015），安全、质量、科技、规模、生态、效益逐渐成为这一产业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畜禽养殖业在由数量型产业向质量型、效率型产业转变的同时，继续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的态势，特别是随着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区域化步伐逐渐加快。虽然目前畜禽养殖业在保障城乡食品价格稳定、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在农村开展大规模养殖缺乏一定的技术；饲料资源因受粮食产量制约而出现短缺的状况；科技研究成果转化率不高，养殖技术推广不力；畜产品药物残留高，引致食品安全问题等。尤其是在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若处置不当，则会形成污染源，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全国牛存栏量为10817.3万头，羊存栏量为31099.7万只，生猪存栏量与出栏量分别为45112.5万头和70825.0万头。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畜禽养殖粪尿及其各类污染物年排泄系数（表1-1）、以含氮量为标准的各类畜禽粪尿猪粪当量换算系数（表1-2），测算出畜禽（牛、羊、生猪）养殖猪粪当量产生总量为183548.1万t，BOD ₅ （5日生化需氧量）产生总量为3664.7万t，COD _Cr （化学需氧量）产生总量为4343.1万t，NH ₃ -N（氨氮）产生总量为408.1万t，TP（总磷）产生总量为220.1万吨，TN（总氮）产生总量为989.7万t。其中，猪粪当年产生总量是同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327079万t）的56.12%。可见，在当前缺乏有效管制的状况下，畜禽养殖污染之势已不容忽视。

一般而言，畜禽养殖污染是指在养殖过程中，养殖场排放的废渣，清洗畜禽体和饲养场地、器具所产生的污水及恶臭等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和破坏（张克强等，2004）。这些畜禽废弃物既是一种肥料资源，又是一种饲料资源，还是一种燃料资源，但因其污染成分复杂、污染负荷大，无害化处理技术缺乏，加之微利行业在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下，污染处理投入资金明显不足，容易对环境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表1-3）。特别是目前相对于规模化养殖生产的迅速演进，以农田作为畜禽废弃物主要消纳场所的环境格局并未得到跟进式的改观，不断萎缩的耕地资源与持续增大的养殖密度相比显得极不配套，农牧脱节更使得大量过剩的畜禽废弃物难以得到有效的资源化利用。

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畜禽养殖污染难测难控。以生猪养殖为例，浙江等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致力于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这类现行的禁限养政策在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凭借市场价格走低、产业效益不高的形势，试图逼迫养殖户放弃生产并实现产业替代，往往存在定位偏差、执行效力不高等问题，尤其缺乏对养殖户行为的关注。畜禽养殖户作为废弃物最直接的处置者，在行政管制下不免要减少甚至放弃必要的生产活动、牺牲潜在的经济机会、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如废弃物处理成本、转业成本等），却难以经由市场机制的正常效率维持自身的合理收益。显然，禁限养政策迫使畜禽养殖户独自承担环境保护费用，而畜产品市场价格的暴跌对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目前的经济手段主要集中在环境税费和环境管制两个方面。环境税费表现为养殖户支付一定的费用将畜禽废弃物交由政府统一处理，或者政府对养殖户的直接排放行为实施罚款，目的在于改善和约束危害环境的废弃物处理方式；环境管制则是通过限制养殖规模来防止废弃物相对过剩造成的环境污染。前者使养殖户可以在提高产出效益和减少污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免存在“末端治理”的缺陷；后者虽具有“源头控制”的优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尽管一些学者对环境补贴在该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彭新宇，2007；郭晓，2012；姚文捷，2016），但由于环境保护激励是以生产效益激励为前提的，这一措施的推行必须以畜产品市场价格的稳定作为保障。若不能走出现今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暴跌的怪圈，环境补贴必然失效。

近年来，在整个农业面源污染领域，排污权交易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已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支海宇，2007；李志勇等，2012；胡宏伟等，2013；于卫军等，2013；张光岳等，2014；彭涌等，2016；秦敏等，2017）。与环境税费相比，排污权交易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沈满洪等，2001）。理论上，当减排成本不确定且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大于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斜率时，排污权交易并不优于环境税费。目前普遍认为，农业面源排污权交易不具有可行性（Stiglitz J. E.，1989），主要原因是公共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操作，而在市场交易中，所有权结构对控制环境污染至关重要。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地理、气象、水文条件对污染的迁移转化影响很大，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容量是不易确定的，这就意味着必须从生产的源头控制污染。因此，农业面源排污权交易制度就不能基于环境容量配给，而只能基于生产规模配给来实施，并且农业生产的具体形态决定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特殊的适用性。显然，至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为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实现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本书旨在将已应用于工业点源污染控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引入以畜禽养殖污染为典型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中，探索该制度在新领域的应用。基于对畜禽养殖排污权交易机理的阐释，提出这一经济手段的可行性在于养殖户自行处理污染存在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不变，即不存在规模不经济，从而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提供了一个产权交易的分析框架，对拓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可通过实地调研和回归分析加以考察并确认，若养殖户自行处理污染不存在规模不经济，则可尝试设计畜禽养殖排污权交易制度，这有别于已知的环境管制、环境税费与环境补贴，为政府制定其他农业生产形态的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可操作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6Pu1DbEF1pHJJFK1eZrngBIhuJg8YCHTXpCqEB5z0B8asscSW7S0IN7TDJ02id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