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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的倒U形曲线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以及对其实施纠正措施的演化轨迹。由于生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当，生猪养殖生产原有的环境正外部性效应便逐渐演变成环境负外部性效应，这与一般的农业面源污染本身就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有所不同。由于土壤是消纳生猪废弃物的重要载体，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效应就不仅仅来自于产业自身的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耕地资源的约束。
在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正外部性效应逐渐消失并开始显现环境负外部性效应后，污染集聚程度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加深，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E 1 向右上方倾斜，如图2-1所示。当生猪养殖产业区位熵达到较高的I 0 时，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已严重到足以被认知并引起广泛重视；由于实施了一系列生猪养殖污染控制政策，污染集聚程度才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有所弱化，曲线E 1 开始向下弯曲并呈现出倒U形。然而，由于耕地资源的相对数量并非是既定的，耕地资源区位熵这一外生变量发生递减的同时，曲线E 1 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向上平移至曲线E 2 。此时生猪养殖污染控制政策则有可能是失效的，理由在于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因其下弯而减轻的污染集聚程度往往会被因其上移而增加的污染集聚程度所抵消并盖过。即当生猪养殖产业区位熵由I 0 增至I 1 时，因曲线E 1 向下弯曲而使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由原来的P 0 下降至P 1 ，但耕地资源区位熵递减却使得在曲线E 1 向上平移后的曲线E 2 上，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反而上升至P 2 。
图2-1 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演化轨迹
事实上，嘉兴市辖区生猪养殖产业在经历了30多年的迅猛发展之后，现已位至行业之巅。面临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主要致力于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以控制养殖规模，并按照农牧结合的原则，要求配套于相应的耕地。结合倒U形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的实证结果来看，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轻环境污染已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耕地资源集聚程度不断下降，根源在于耕地资源绝对数量的持续减少
。嘉兴市辖区的耕地资源一直都十分紧缺，它也是全国少数几个受到国家重点监控的城市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嘉兴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尽管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却得到了加速提升，中心城区面积持续扩大，城市地域面积不断拓展，特别是2012年市辖区城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了103.8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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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集聚也由中心区域向两翼扩散，由此导致嘉兴市辖区年末实有耕地面积长期以来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基本上每年都要通过向周边城市“借地”来保证不触碰耕地红线，结果生猪养殖“亩均载畜量”实际上已远超每亩2～3头的国际标准水平。从现实情况来看，治理生猪养殖污染，在调控总体养殖规模的同时，必然要考虑因城镇化推进而引起的耕地资源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