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一、生猪养殖污染环境负荷分析

1997—2012年嘉兴市辖区和嘉兴地区生猪养殖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与各类污染物环境负荷量计算结果见表2-2。一般认为，每公顷耕地面积能够负荷的畜禽粪便为30～45t（杨朝飞，2002）。根据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出的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分级标准，当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同当地耕地以猪粪当量计算的有机肥理论最大适宜施肥量的比值在0.4以下时，该地区畜禽粪便可完全被农田消纳和承受，对环境不构成污染威胁（王晓燕等，2005）。由此，采取生猪养殖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适宜值与警戒值分别为每公顷耕地面积12t猪粪当量和18t猪粪当量。生猪养殖各类污染物环境负荷量适宜值与警戒值则分别按照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每公顷耕地面积15生猪当量和25生猪当量进行核算（王洋等，2009；程火生等，2010），从而确定生猪养殖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与各类污染物环境负荷量的适宜值和警戒值，见表2-3。

嘉兴地区生猪养殖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与各类污染物环境负荷量分别自2001年和2000年起超过适宜值，但直至2012年均未超过警戒值。嘉兴市辖区生猪养殖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与各类污染物环境负荷量自1999年起超过适宜值，猪粪当量环境负荷量自2002年起超过警戒值，各类污染物环境负荷量自2003年起超过警戒值。由此可见，嘉兴地区生猪养殖污染状况已相当严重，其中嘉兴市辖区更是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态势。

二、区位熵分析

1997—2012年嘉兴市辖区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生猪养殖产业区位熵、耕地资源区位熵的计算结果见表2-4。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和生猪养殖产业区位熵均大于1，即存在集聚效应，且大致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耕地资源区位熵在2006年之前均大于1，存在集聚效应，但在2006年之后均小于1，丧失了集聚效应，且大致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从原始数据来看，16年间，嘉兴地区的年末实有耕地面积在绝大多数时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嘉兴市辖区的年末实有耕地面积则基本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嘉兴市辖区耕地资源集聚效应逐渐丧失可能与城镇化水平（表2-4）不断提高存在一定的关系。

三、模型回归分析

根据1997—2012年嘉兴市辖区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生猪养殖产业区位熵、耕地资源区位熵和城镇化率的计算结果，使用Stata 11软件对式（2-3）和式（2-4）进行估计。两式回归均通过了Breusch-Godfrey自相关检验和Breusch-Pagan异方差检验。回归结果见式（2-12）和式（2-13）。

由式（2-12）可见，在耕地资源集聚程度既定的条件下，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与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相类似的倒U形曲线关系，根据公式-（α1/2α2）可得在转折点处生猪养殖产业区位熵为1.16。在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既定的条件下，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耕地资源集聚程度存在负相关的线性关系，即耕地资源区位熵每下降1个单位，就会使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上升8.81个单位。

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为0是理想状态，此时在耕地资源集聚程度A _t 既定的条件下，要使P _t 的一元二次方程无解，则应满足 。解得既定的耕地资源区位熵A _t 必须大于1.20，才可能使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不会产生任何环境负外部性效应。

影响耕地资源集聚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城镇化水平。由式（2-13）可见，耕地资源集聚程度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负相关的线性关系，即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单位就会使耕地资源区位熵下降0.003个单位。由于城镇化率为非负值，耕地资源区位熵的理论最大值应为1.12。显然，要使耕地资源区位熵大于1.20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生猪养殖污染区位熵为0的理想状态下，式（2-12）的一元二次方程必定有两个解，这样无论耕地资源集聚程度如何，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必然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 。 wNAjJllD1Sfj91GQ6aXQzX3qZZBYfc1OwRMa3LNpZ2ONsg7qEnEjsRHkO9L3iL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