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用算盘人工计算水流量到系统自动计算；从专请发报人员用电码回传雨水汛情到配备上卫星电话；从穿着皮裤下水测流量到电脑前看水位……
从1984年一参加工作就来到雁翅水文站，到如今担任站长的杜春龙，安心当了三十几年的水文“侦察兵”。
而当他谈起改革开放40 年来整个北京市水文总站的工作变迁时，他说，如今我们水文总站已经成为水方面的全能“高参”。
现年57 岁的杜春龙，工作履历很是简单，那就是从1984 年参加工作起一直在北京门头沟区的雁翅水文站工作。现任雁翅水文站站长的他，谈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日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算盘珠的“噼里啪啦”声。杜春龙从办公室的柜子里翻出一个老算盘，嘴里一边念叨着“雁翅水文站加上16857 站”，一边娴熟地扒拉着算盘珠，“这就是我们当时训练的题目，而那个时候，计算水流量全靠它人工计算，算盘珠子这基本功想忘都忘不了。”
杜春龙介绍，水文观测站主要分布在主要河流和水利枢纽上，观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水位、流量、雨量，等等，主要工作包含水文测验、防汛报汛和资料整编三大块。而水文测验最关键的当属流量测验——小水量时要套上皮裤，拿着接有蜂鸣器的流速仪，记录在60 秒的时间里，蜂鸣器响了多少下，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点测量。“冬天最残酷了，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要先将冰面砸开一个一米宽的水槽，再把冰块全部捞出，然后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流，一次流量测下来要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杜春龙回忆起那时候的冷，仍然感到刺骨。
“经过多点测量后，再回到办公室，按公式计算断面流量，这时就全靠算盘了！”杜春龙说，尤其是到了汛后要对水文资料进行整编时，全是手工操作，一支圆珠笔、一张复写纸、一把算盘就是工具了。办公室里“噼里啪啦”打珠算的声音是那么清脆，累了大家就点上一支自制卷烟“吧嗒吧嗒”、有滋有味地抽上几口算是休息，然后继续“噼里啪啦”地算。算完后校核两遍……“一年几十万组数据就是这样完成整编的。”
算盘是当年杜春龙计算出水流量的必备工具（郝羿 摄）
另一种令杜春龙难忘的声音就是电报“嘀嗒”声。原来，在2000 年以前，雁翅水文站在防汛期间的水情报文全部采用密码发报。从6月1日8时至10月1日8时，每天24小时开机，每隔2小时定时发报，遇特殊情况、极端天气随时发报。“当时就请北京电报大楼等专业发报员进行报汛。我们雁翅水文站的代码就是33713。”那时刚到雁翅水文站没多久的杜春龙迷上了“嘀嘀嗒嗒”的发报声。“感觉像身在谍战片里，发的全是密电码，我们算出来的水位、水流量、降雨量等得转成密电码之后传至市防汛办等13处。当时站长还有一本密码本，属于机密，都锁在办公室抽屉里。”后来密码本传到杜春龙的手里。“蓝色的，入汛前都记得滚瓜烂熟的，不轻易拿出来的。”
一直到2000年，各个水文站配备了计算机，再不需要人工计算各种数据了。当年的6月1 日正式采用网络报汛与电台报汛并用，直到2001年取消电台报汛。“后来防汛时听不到嘀嗒声，开始真有些不适应，但是，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就是这么迅猛而来，迅速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
杜春龙表示，从最初要站在水里通过蜂鸣器的响声人工测流，到后来的遥控测流船，直接站在岸边遥控着就可以；再到手枪式电波流速仪，将枪口对准水面一按开关，10秒后就能出流速；直到现在的自动化测流缆道，坐在操控室就可测流，等等，都体现了信息现代化的优势。“甚至我们还用上了无人机，可以搭载激光雷达系统完成更高精度的大比例尺测图需求，可以搭载电波流速仪测水面表层流速。”
杜春龙回忆，当时水文站的同事经常畅想的就是：测流能不下水、坐在办公室里就能看水位该多好！“现在全都实现了。”杜春龙带着《北京青年报》记者走上水文站的二楼，只见大屏幕上不但能看到水尺被波光粼粼的流水簇拥，而且转动鼠标还能看到整个河段的全貌，所辖的19个雨量站的信息也实时可见。
杜春龙说，2007年，北京市水文总站建起了水文数据采集系统，水文职工坐在办公室就能在电脑上看到水位与流量的变化过程。全市所有的100多个雨量站降水量，60多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在5分钟之内即可收集齐全，并可实时传输和分析评价。
“能实时收集雨量站的信息，可省了我的大劲儿了。”杜春龙说，雁翅站管理着延庆、门头沟19个雨量站，每每上汛之前都要挨个儿走一遍，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叫人发愁的一件事儿。“每次去延庆那几个站，我们都是坐车到沙城，再倒车到康庄，住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去延庆县水利局知会一声，再租上自行车，分散着去各处。当时租自行车的押金是两块钱，还挺贵的，这一来一回怎么着都得三四天；要是去门头沟这几个站，几十公里的山路来回基本全靠骑自行车，那会儿算是把身体练出来了。”杜春龙说。
雁翅站是永定河山峡段的重要控制站，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威胁北京城区防洪安全。杜春龙最常说的话就是：不能偏听偏信天气预报，有雨就要到岗。“我们所给出的汛报就是给决策部门决策的依据。”在雁翅站干了35年的杜春龙，回忆起令他印象深刻的大雨是在2000年7月4日，降雨358毫米，属于特大暴雨。杜春龙早上6点就召集起同事们说：“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之后，就留下一人负责收集各雨量站雨量、拟发报文，其余5个人全部上船进行测流。“当时水涨得厉害，一人上船时需要另有两人帮忙，人手不够还从附近村子抽调了5名基干民兵帮忙。”杜春龙回忆着，当时的测流仪下面绑着像炮筒一样30 公斤重的铅鱼，使其可以浸入水面，一点一点地测下来，一次至少40 分钟。一次测下来，回来就得换衣服。“不是被雨水淋湿的，而是被汗水浸透的，一天测了12次，最后都没有衣服可换了。”正是杜春龙他们发出的数据信息，让邻近村的6 间房被水冲垮之前，人员得以提前安全疏散、转移；三家店拦河闸也提闸放水，保障了城区的安全。杜春龙说，一直以来水文人就是水务的“耳目”、防汛的“侦察兵”。在2012年那场特大暴雨中，有些通信基站倒塌，导致部分自动雨量信息中断，失了“耳目”之能，在那之后，全市所有雨量站配备了北斗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CDMA/GPRS和北斗卫星双发，彻底解决了因基站瘫痪引起的传输中断问题。“我们变得更加耳聪目明，也开始更多地担当起高参的职能来。”
提到做“高参”，杜春龙举证之一就是2015年，北京市建立起洪水预警制度，而这个洪水预警，就由市水文总站负责发布，最成功的案例就是2018年7月16日，张家坟水文站的洪水黄色预警。“当时应该是凌晨5时39分发布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预警流量为1400立方米每秒。”之后，将近7时的时候，洪水真的来了，洪峰流量1300立方米每秒。“预测的精度极高，还提前了一个小时，为河道下游争取到了宝贵的防汛部署时间。”杜春龙说到这儿音调都高了几度，很是自豪。这边刚刚预测完张家坟，三天之后的7月19日凌晨，暴雨突袭门头沟。“从早晨7时10分到8时40分，雁翅站降水量112.4毫米，我们这段永定河的水位眼看着往上涨，我赶紧又带着同事们应急测验，光取沙就取了12次，得对洪峰进行含沙量的分析，最终是有惊无险。”
气温逐渐走低，杜春龙需要手动破冰保障水位尺的精确度（郝羿 摄）
谈起近40年的变化，杜春龙说，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劳动强度明显下降，原来是“河边一站，水里一蹲，青春就不见了”，现在“咱们有大屏幕，有无人机，还有卫星电话，还有了3层小楼”。
杜春龙说，实际上最难忍的还是寂寞，“刚到雁翅，5间平房、4间木板房，3人一个宿舍，一到天黑根本不敢出去，周围一点亮光都没有。最常见的业余生活就是打扑克。1985年时有了一台 14英寸彩电，信号不好，大家还是就着满屏雪花看《夜幕下的哈尔滨》。”杜春龙回忆，后来站上还给每人发了一个半导体，那就走哪儿都带到哪儿，闲时就掏出来贴到耳朵旁仔细听。“像‘非典’那会儿，人员不让随意流动，4月22日至6月3日，整个站就我一个人待着，正常工作，还顺带着复习我在读的功课，但还是寂寞。”
杜春龙一有时间，还会摆弄以前带砝码的老式天平（郝羿 摄）
现在，雁翅站配有专职厨师，能吃上热乎的三餐。而网络的连接也让这里变得不那么孤单。“能跟家里人视频、跟朋友聊天！”杜春龙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来水文站，每年都招不满人，“其实现在环境变好了，交通方便了，通信也无线了，也不用河边站水里蹲了，大可以来试试”。
◇本文发表于2018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作者：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