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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年关，我收到一封信，盖着“配送记录”
的章。信是从北面寄来的，信封后面写着寄信人的名字，我没什么印象。
——这是什么信啊？
我心存疑惑，用剪刀裁开信封。“上野正彦医生”几个字的右下角写着当事人，也就是“原告”的地址。我一下子明白了。
这是一封委托我做二次鉴定的信，来自一位失去爱子的母亲。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百忙之中，冒昧打扰，实感心中惶恐。但确有一事，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两年前，我的独子在餐饮店的停车场被人杀害了。案子被定性为刑事案件，被告人M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如今正在服刑中。由于起诉时法院未认定M存在故意杀人的行为，所以M未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被判故意伤害致死罪
。
我们就独子死亡一事，向服刑中的被告人M及同在犯罪现场、目击了行凶过程并和M一起逃走的E提出民事诉讼，希望能得到赔偿。
虽然M否认了自己存在杀害我儿子的意图，E也声称记不清当初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还是认为M存在杀人故意，E则帮助其实施犯罪。我们将二人告上法庭，如今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M的证词中记录了如下信息：
“被告人M和E来到案发现场，被告人M对受害人施以暴行。被告人M体重80 kg，用右脚脚后跟全力踩向受害人胸口，在受害人已经意识不清且昏倒在地的情况下试图给其致命一击。”
受害人胸部遭受压迫，心室中膈受创，左肺静脉破裂，引起心脏压塞，最终死亡。
我们死者家属认为，即便普通人也应该知道上述行为极其危险，甚至可能致人死亡。M这是明知故犯，希望可以以此证明他存在“未必故意”
的心理。
他在10分钟内多次单方面对我儿子施加暴行，并在踩踏其胸口后将其丢下，逃离现场。案件发生后，我们也曾尝试私下展开调查，但由于找不到目击者，进展并不顺利。
此外，在审判过程中我们还知道，被告人E（为M提供帮助）的体重高达100 kg。他在案发当夜穿了木屐，木屐后来被警方扣留了。
我儿子当时穿了白色长袖T恤，胸部附近及袖口处疑似有鞋印及木屐留下的痕迹。不知道这件白T恤是否可以作为物证？
我今天给您写信，主要想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一是我刚才也说过的，如果一个人用全身的力量压向倒地昏迷者的胸口（胸口可以说是人体中枢），究竟能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是否会致人死亡？二是尸体后脑勺有伤，但这个伤口是否是他倒地时被石头撞出来的？
就上述两个问题，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我们死者家属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然而警方的态度实在令人寒心。在刑事诉讼期间，我就对调查机构心怀不满。如今M无法被认定有故意杀人行为，E无法被证明帮助犯罪，民事诉讼也陷入僵局。
这就意味着，我的孩子是在毫无反抗、单方面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含恨而死的。
这实在令人痛心。
距他离去已有两年，但时至今日，我依然夜不能寐。
“妈，帮帮我呀，好疼——”
几乎每夜都是如此梦境。
我只有这些资料和独子的遗物，不知能否请您做二次鉴定？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最后再次恳请您为我故去的儿子做二次鉴定。
我读完这封长信，将其放回信封。
我首先震惊于这封信里出现的专业术语。寄信人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但竟然能用法医学的专业术语写信，而且用词准确。只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案发之后，她一定自学了犯罪学、法医学的相关知识。
有不少母亲找我做二次鉴定时，因为爱子心切，常常被感情冲昏了头脑，缺乏冷静的判断。
这么多年来，我检验过太多尸体，也切身体会到了母爱之伟大。母爱与父爱不同，孩子可以说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她们会尽其所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比如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
一位母亲找到我，说她的儿子被人杀害了，想请我做二次鉴定。但我在鉴定中发现，死者其实是自杀，并非他杀。
我将结果如实转告这位母亲，但她却说：“不可能的！我儿子不可能自杀。一定是警察疏于调查，一定是他们怕麻烦。上野医生，请一定还我儿子一个清白！”
然而面对如此苦苦哀求的母亲，我却不能对她撒谎。
其实在我看来，大部分自杀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被人杀死”的。当一个人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就会被其他人疏远、孤立。他会陷入迷茫，却没有可以交心的人，然后遭人白眼，陷入穷途，找不到容身之处，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换言之，哪怕只有一个人理解他、愿意帮助他，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这位母亲，事已至此，就不要再让孩子受罪了。我相信，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努力。”
我只能这样安慰母亲。孩子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自杀，如果非要坚持他是被人杀害的，反而违背了他的本意。
但这次的案件有所不同。
我只是读了信，就觉得这位母亲思维缜密，她并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这封信或许是她和律师商量之后写出来的，但如果没有她自己的理解，也绝对写不出这些内容。
我连忙给信上留的号码打了电话。
“喂？啊，是上野医生吗？麻烦您特意给我打过来，真是不好意思。”
电话里传来女人颤抖的声音，可以想象出她拿着电话小心翼翼的样子。她又将信上的内容复述了一遍给我。
“嗯，唉……您也真是不容易啊。”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先安慰她。
电话那头，母亲继续说道：“按理说我应该亲自拜访您，但不巧的是，我去年开始坐轮椅，要是真去了反而给您添麻烦。我已将我的想法全部告知律师，二次鉴定的事，就拜托您了。”
她说律师不日会和我联系，然后挂了电话。想来是痛失爱子让这位母亲备受打击，才坐上轮椅的吧。我将电话放下，不由再次感慨母爱的深沉。
新年伊始，大概刚过10日，律师就来找我了。
我对这起案子印象深刻，一来已从信上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二来由于这位母亲腿脚不便且住得远，事先将资料邮寄给我，我也通读过了。
“今天您能抽出时间见我，真是太感谢了。”
律师带来了当地特色的点心，一进门就一脸“咱们早点聊正题吧”的表情。
我接过点心，连忙说道：
“从信和资料上看，真相基本如被害人母亲所说。”
“您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律师的脸色一瞬间缓和不少，大概一直在担心我会给出什么结论。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怕他空欢喜一场，先给他打了预防针。
“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律师的笑容僵在脸上，神情顿时紧张起来。
他的眼神充满疑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呢？
“在回答您之前，我想先从法医学的角度梳理一下本案，也方便解释问题所在。”
“好的。那就有劳您了。”
律师看上去心思敏感，但能迅速调整好情绪，神情也立马专注起来。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样的律师或许更好沟通一些。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
“好的，您请讲。”
“被害人在餐饮店的停车场遭被告人M殴打，倒地昏迷后胸口遭人踩踏，最终死亡。由于无法认定被告人M存在故意杀人，所以他被判处故意伤害致死罪，服刑三年半。但被害人的母亲却坚持认为M存在故意杀人。是这样的吧？”
“是的，没错。”
“母亲委托我做二次鉴定，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我能从法医学的角度，解释被害人后脑勺右侧的逆U形伤口是怎么形成的。”
“是的，负责本案的大学教授提交的鉴定书语焉不详，即便在不懂法医学的我看来，也觉得含混不清，所以我们才找到您，想寻求您的帮助。”
“我明白了，那么我就从这一点开始解释。”
律师摊开厚重的笔记本，拿出笔。
“在我看来，被害人仰面倒下时，由于头部撞到了停车场铺满石子的地面，石子与右侧后脑勺发生摩擦，一直划到头顶部，所以才形成了逆U形的瓣状创口。”
律师挑了重点的内容记录下来——但由于他字迹飘逸，加之我又是倒着看的，基本只能看出几个符号。
“瓣状创口引发大出血，同时引起脑震荡等症状。因为我在阅读资料时注意到，尸体的脑部出现肿胀且重达1650克。
“一般来说，成年男性的大脑约为1400克，存在这个重量差就是因为出现了肿胀。当人的头部受到强烈外力冲击时，位于头盖骨内的脑也会随之晃动，进而引起脑震荡或者急性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脑部肿胀，人就会失去意识。
“尸检报告上写着死者脑部重达1650克，也就说明他是因为头部外伤而失去意识的。所以我认为，死者仰面倒地时确实意识不明且毫无防备。”
“果然如此。”
律师停下唰唰写字的笔，抬起头，稍微放下心来。我留意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他用的似乎是万宝龙这个牌子的笔。
“那么关于死者的死因，他是否真的是胸部压迫导致左肺静脉损伤，最终死于心脏压塞（心脏破裂后血液充盈心包，压迫心脏的状态）呢？”律师问道。
“从尸体的情况来看，死者胸骨第五肋间位置横断骨折，左侧第二、三、四、五肋骨骨折，右侧第三、四、五、六肋骨骨折，位于左右心室中间的心室中膈处也有2.5厘米创伤。这些伤口只有在相当强度的外力作用下才会出现。”
我对照着尸检报告，向律师继续解释道：
“如果被害人是在直立状态下遭人殴打，就不会形成这样的伤口。只有当他仰面倒地，遭人全力踩踏，加上对方的体重，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若是普通斗殴，即便他被击倒在地、遭人拳打脚踢，也会有所防御，比如改变身体姿势。但本案并非如此。
“本案中，被害人保持仰面的状态，胸口近乎正中央部位遭强力踩踏，形成致命伤。这是因为他在倒地时头部的逆U形创口引发了脑震荡，失去了意识。
“而当他遭到踩踏时，背部恰好与坚硬的地面接触，才会引起胸肋骨骨折，内脏受到压迫，导致左肺静脉破裂，进而引发心脏压塞、心室中膈创伤，最终死亡。”
判决过程中，被告人M被认为“只踩踏被害人胸口一次，所以不存在故意杀人”。这也是被害人母亲最不理解的一点。
——怎么可能只踩了一次，他一定踩了好几脚。虽然外行人看不出来，但尸体一定保留了这样的“证据”吧？希望上野医生能在二次鉴定中帮我们找出来。
死者的母亲和律师大概是这样想的，他们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也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
“关于这一点，”我顿了顿，继续说，“非常遗憾，就尸体的情况来看，创伤是在‘一次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可能性很高。因为如果死者遭到多次踩踏后，形成的伤口就不会出现生活反应（活体对致病因子和外伤的反应）
。人生前死后的伤口不一样，这也是可以加以辨别的。”
“这样啊……”
律师一下子有些失落。大概我刚才的话和他们的预想相差无几，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说出“确实不止一次”。
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其实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连忙接着说：
“但请听我把话说完。在我看来，法院认为的‘只施加一次暴力，所以不存在故意杀人；倘若施加多次，则存在故意杀人’这一观点本身就不正确。”
律师的脸色又缓和一些。
“您的意思是……？”
“我没退休前遇到过不少杀人案，其中不乏被乱刀捅死的尸体。但依我所见，这种作案方式并非意味着凶手对死者恨之入骨。你愿意听一听我的想法吗？”
家里的气氛过于严肃，这里又不是法庭，桌子上摆着我端出来的点心和沏好的茶，但律师碰也没碰。
为了缓和气氛，我故意说道：“先尝尝点心吧。”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
律师稍微放松下来，用小竹勺挖了一小块虎屋的羊羹
放入口中。
“真好吃。”
他紧绷的脸上终于现出笑容。
“我有时忙起来，也莫名想吃甜的。”
我学着律师的样子，放了一块到嘴里。
待气氛稍微缓和，我又说回正题：那是我作为评论员第一次录制电视节目，评论某起凶杀案。
“节目播出后，制作人飞一般冲进休息室，对我说，全国各地的观众都在给他们打电话。我担心是不是自己说了什么不能播出的内容。制作人却表示，‘不是不是，观众们说上野评论员和其他人不一样，他讲东西简单易懂，还很有说服力，以后你们要多邀请他呀’。”
“不愧是上野医生。”
律师吃完羊羹，大概塞了牙。为了不让我发现，又用茶漱了口。
“那期节目就是关于乱刀砍死的尸体。当时有好几位评论员，其他心理学家纷纷表示‘凶手一定对死者心怀怨恨’，只有我认为‘凶手反而是弱势的一方’。”
“行凶者是弱势的一方？”
“是的，只有弱者才会担心，万一自己这一刀捅下去对方没死，到时候奋起反抗，遭殃的就是自己。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反复伤害尸体。证据就是这些尸体上会出现很多没有生活反应的伤口，且多集中在手、腿等非要害部位。因为害怕，所以才会补刀。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
“原来是这样。”
“反之，如果凶手很强势，比如暴力团体的成员或者专业杀手，能保证一击致命，自然不会多费力气补刀。这样的尸体上大多只有一处伤口。”
律师深深点头。
“照您这么说，弱者由于缺乏经验，也不知道死者要害所在，出于害怕才拼命补刀，而强者不会。这其实和法院的判断截然相反……”
“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法院将死者身上只有一处伤口作为判断被告人M没有杀人故意的依据，这本身就不对。”
“听了您的话，我更有信心了。也就是说，被告人M之所以只踩一脚，是因为他在面对仰面倒地失去意识且毫无防备的被害人时，知道自己只需一脚就能了结他的性命。”
“我是这样认为的。只是这一点这很难写进鉴定书里，也是我觉得本案比较棘手的原因。”
是否怀有杀意，说到底是一个人内心的问题，而我又不是犯罪心理学家。
律师望向我的神情再次多了几分困惑。
我最终是这样写“二次鉴定书”的。
“被害人在受到致命伤前已失去意识，胸口遭到踩踏时不具备反抗能力。这也是他会受到致命伤害的原因。
“当死者受到的外力达到一定强度且足以引起胸肋骨骨折时，这种外力很可能已经波及胸腔内的器官，进而对心脏、肺等部位造成损伤，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
这些话虽然不能直切要害，但作为一名法医，我已经尽力了，之后的事就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了。
“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故意杀人行为，是犯罪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我能在电视节目里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写进鉴定书里。至于犯人特有的心理，算是我多年检验尸体的经验之谈，我倒是写了一些。”
“真的太感谢您了。”
律师再次对我表示感谢，将鉴定书放进银色铝合金箱子里后就离开了。
或许对他来说这个结论并非理想，但一来我不能因为个人感情做出超出职责范围的事，二来不能擅自修改鉴定结果。
只是在本案中，我十分理解被害人母亲的心情，希望她能早日从悲伤中走出来。
自那以后，又过了整整一年。
有两人特意从北方赶来拜访我，正是案发当地的刑警。
他们是来询问我情况，写调查报告的。
由于在最初的判决中，被告人M未被认定存在故意杀人行为，被判故意伤害致死罪，所以按理说，刑警没必要千里迢迢坐着飞机来东京找我。
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来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警方再次展开调查，也就是说，法院认为本案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搁置多年的案子终于被翻出来，而且还是朝着那位母亲期望的方向发展。
法院会重新判断嫌疑人是否具有故意杀人行为。但我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交给犯罪心理专家了。
待刑警离开后，我又整理起案件相关资料，无意中看到当初收到那位母亲来信的时间，才恍然发现她竟是在爱子故去整整两年后的第三个忌日时写的。
从那个日期上，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近乎祈祷的东西。
至于案件的后续。
“托您的福，案子终于尘埃落定。”
我这样期待着，但事实上，我并没有收到这样的信，那位母亲也再没有联系过我。
或许案件审理不顺让她卧床不起？或许她终究没能从病痛中走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
我可以去打听结果，但知道了结果也无济于事。
我的职责不过是倾听死者的声音，再将听到的真相如实告诉活着的人们。
——那位母亲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禁回想起那封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