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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间谍》是康拉德丰实的写作生涯中极不典型的作品——这是他少数并非以欧洲之外地区为场景的小说。
波兰裔的康拉德出生于1857年，母亲、父亲在他年幼时相继过世，他自17岁起，便开始在商船上工作：青春盛年的大半时间，康拉德若非在海上度过，便是在海外的港口城市工作。时值19世纪后半叶，他随着不同的欧洲商船（尤以英国商船为主）远渡重洋，从澳洲、远东到南亚，从中南美洲到非洲大陆，无数次的出海，恰恰勾勒出当时欧洲帝国势力征服全球的轨迹。当他三十一二岁之际开始尝试写作，这些海外经验便成了笔下最实在的素材。从最为人熟知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 Heart of Darkness ）到《吉姆爷》（ Lord Jim ）、《诺斯特罗莫》（ Nostromo ）等重要长篇小说，乃至于他多数的创作，都以他在世界角落的见闻为蓝本。
《秘密间谍》则是少见的例外。
《秘密间谍》将镜头拉回伦敦，内容上则环绕19世纪末欧洲各类政治意识形态在思想及行动上的角力。
小说所设定的背景时间为1887年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大英帝国盛景空前。但那也是英国内部纷争四起的年代：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居高不下，对爱尔兰的高压统治也日益引发民怨。1887年11月，伦敦便曾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而政府采取的回应方式是以现代化的警力强势镇压。
这个历史时空也彰显了当时社会上不同的政治理念尚有机会相互争逐。例如，社会不公，使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拥护者，甚至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当时都是合法的，也能在社会空间中维持一定能见度，出版书刊，争取发言。而各式纷陈的政治选择，构织了《秘密间谍》的内容肌理：小说中，我们看见不同的（男性）角色分别有机会长篇大论，各自发抒在政治光谱上或左或右，或自认比左更左的殊异立场。唯一例外的恐怕是主角维洛克，而他的不愿表态，与他选择担任双面间谍，互为表里。
与《秘密间谍》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时间点，则是小说情节的核心——格林尼治公园爆炸案——所参照的真实历史事件。
1894年2月15日，格林尼治公园皇家天文台附近，法国籍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丹（Martial Bourdin）手持的炸药突然爆裂，没有伤及无辜，却炸死了自己。康拉德在1920年《秘密间谍》重印本的自序中，自陈小说的灵感确是1894年的爆炸案。其时，英国大众传媒颇有煽情八卦风气，各报对爆炸案投注了高度关切，甚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推敲出阴谋论，直指这是锁定天文台的恐怖主义行动，只不过布尔丹的行动有所闪失，误炸了自己。简言之，这在当时是起爆炸性新闻事件，但事件的来龙去脉，事实上至今无解。
1894年对康拉德本人恰巧是个关键的时间坐标。那年1月，他决定取消与一家商船的工作合约，也就此终结了他将近20年的海上生涯；2月10日，他的舅舅过世（舅舅是康拉德成为孤儿后的监护人，亦是主导他选择船员工作的重要人物）；这年，也是康拉德第一本小说被出版社接受的时间。换言之，这正是他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他对写作开始认真实践。
《秘密间谍》撰写于1906年与1907年间，正式出版于1907年。当时，前述几部后来堪称他代表作的小说皆已问世，虽然康拉德尚未得到足够的肯定，但他曾透露，1906年前后，他对于“事物的真相”极度敏感，却总受到外在世界平庸、肤浅价值的干扰，深感孤立。那是个他称为他“站定不动”、亟思改变的阶段。
假使康拉德此刻正在寻索下一部小说题材，回望的是1894年（以及穿过1894年上溯的19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动作，除了让他得以反思日不落帝国时期英国的社会现况，更是他对自身创作志业初始点的一次回顾。
也因此，《秘密间谍》应被理解为康拉德希冀解决自己对“事物的真相”探求的过程。有趣的是他所拣选的，却是曾被戏称为“布尔丹乌龙事件”这起看似如此靠近却又难以译码的新闻案例。而他处理的方式，不是试图忠实仿制历史上的布尔丹事件，而是借由一个表面形似的情节，暴露出小说不同人物对故事中爆炸案缘由似是而非的各自表述，也就此暴露不同政治信仰各自的执迷。
这其中，有主张历史是由生产、经济活动所推动的唯物主义者（“假释使徒”米凯利斯）；有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者（自称为“恐怖分子”的扬特）；也有打着客观科学名号，以假医学分析“中产阶级堕落劣行”者（绰号“医生”的奥斯朋）；还有身上随时携带炸药，随时准备以身试法，以行动摧毁社会教条规范者（人称“教授”的炸药制造者）。此外，更有维洛克背后的金主——逼迫他制造惊天动地事件以唤醒中产阶级的俄罗斯官员（弗拉迪米尔）；以及同情小偷却无法怜悯无政府主义者的伦敦警探（西特），对法律有一定的信心，却需要收买维洛克这样政治态度模糊的人，为他提供国际情报。
康拉德在《秘密间谍》中毫不避讳地对这些政治论述者的盲昧提出批判，而他批判的方式是从人物造型下手。康拉德从不害怕动用刻板印象，因为他有能力将刻板印象予以复杂化。而在《秘密间谍》中，他刻意采用19世纪末流行的面相学（奥斯朋即是这种伪科学的信奉者），让角色的外观透露他们的心性。因此，读者应留意小说中每位人物的外表形貌甚至衣着打扮：维洛克、米凯利斯都被塑造成臃肿、苍白的胖子，符合他们不事生产、寄生社会的个性；西特则本有坚毅信念，但脸上肥肉让他的矛盾性格露了馅。
维洛克的小舅子，智能不足的史蒂维，是小说中难得面容清秀的男性，也的确不时展现对他人真诚的情感。然而姐夫的私心，终究导致了弱势者史蒂维的悲剧。而如果小说表面上的微言大义多半聚焦于维洛克和革命分子这些欠缺自觉的男性人物，小说底蕴却是不断将重心拉往两位女性人物。康拉德曾说过，维洛克的岳母，温妮的母亲，是小说中唯一有道德自省力者。他也曾指出，这部小说事实上是部温妮的个人历史。
后者这样的说法，或有夸大之嫌，但若从小说篇幅编排来看，后半部确实将视角转往温妮，渐次铺陈出她下嫁其貌不扬的维洛克背后的妥协（也因此，除了维洛克的双面政治奉承值得注意，温妮的表面顺从与内心算计，也有某种双面性）。而小说后半部的情节高潮以及结尾，更是全力锁定温妮的心理转折。
《秘密间谍》事实上还有另一个主角：伦敦。如上所述，这是康拉德难得以伦敦为主场的故事，然他笔下的英国首都，不是繁华升平，而是拥挤（大伦敦地区有400万人）、失序（都市规划糟糕到门牌号码漫无章法），个人独特性被压抑，却也没有任何能带来正面意义的集体性。康拉德在回想创作始末（即他那段“站定不动”的阶段）时曾提到，他在构思小说的过程中，突然之间，一个巨大的城市的影像浮现在脑海：“一个人口甚至超过一些大洲、大陆的恐怖城市……那里，有足够空间包纳任何故事，有足够深度接收各种激情，有足够多样性容许各式场景，也有足够的黑暗埋葬500万条生命。”
《秘密间谍》除了在严肃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亦是当代英国大众传媒热衷的题材。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自1967年以来，已四度将小说改编为影集。而英国媒体也总爱顺势将BBC每次的改编串联至不同年代的国际政局危机时刻，主要原因自是书中的恐怖主义元素——媒体总喜欢标举《秘密间谍》如何遥遥预示了后世人的生活日常。
《秘密间谍》确实是欧美小说中最早开始探讨恐怖主义的作品之一，不过《秘密间谍》首先在回应的仍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景况。炸药发明于1866年，随后不久便开始被用在政治运动中，光是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便出现过十数起炸药攻击。其次，小说中所提出的恐怖主义信念具有某种特殊性，倒未必能与我们这个时代多以伊斯兰圣战或反美、反西方为诉求的恐攻直接类比。《秘密间谍》中的恐怖主义传声筒，是俄罗斯驻英外交官弗拉迪米尔，是他建议维洛克将攻击目标锁定在格林尼治天文台，以制造一种纯然的攻击、毫无理由的亵渎。他以为，科学正是当时几乎带有宗教地位的流行物件，攻击科学，便能达到前述的纯粹性，至于天文台（那里有个标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时钟），便是当时科学神物化的象征。
这是十分精准的观察。19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倡议将时间标准化；1884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更是确认了国际时区制度，以英国自18世纪中叶便建立的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作为基准。
时间的标准化，意味着生活秩序的标准化、工作节奏的统一，最终得利者，是那些需要工人按表操课、付出高效能劳力的资本家。于是，攻击天文台，表面上是在打击科学，骨子里是在控诉资本制度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面性掌控。
康拉德小说高妙之处便在于，这样一个犀利的观点，却是由一个动机猥琐的小人来提陈。小说家对于政治现实的论断、对人性的好恶，也因之难以黑白分明。《秘密间谍》一方面说了一个戏剧张力十足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抛给读者一道关于作者道德暧昧性的难解之题。
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陈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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