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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大学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考察它们的发展历史，两校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有基本的分别：北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较深，清华更接近于西方文化。
北大和清华的历史沿革不同。北大的前身是始于前清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年），民国元年（1912 年）改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的“游美学务处”（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任务是录取选送美国的留学生。民国元年裁撤“游美学务处”，成立“清华学校”，仍为留美预备学校性质。民国十七年（1928 年），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设立三院（文学、法学、理学）十四系，进一步整顿学校规模，清华正式成为纯粹独立的大学。两校历史沿革的不同，造成了两校鲜明不同的校风，以及两校学生倾向性的不同：清华有其西方的色彩和向往，北大则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清华和北大同属中国早期的著名大学，两校同时又有着血浓于水的良好关系。清华早期的师资，很多来自北大。而北大方面的教授，出自清华的更不计其数。当时北大与清华有一项友好制度，即两校的教授经常互相兼课。如果在清华为专任教授，在北大则为兼任讲师，反之亦然。其时清华校长初为罗家伦，后为吴南轩、翁文灏、梅贻琦。文学院长为杨振声，后为冯友兰，外语系主任始终为莎剧专家王文显，教授有叶公超、吴宓、陈福田等，外籍教师有著名文论家瑞恰慈（I.A.Richards）。另有北大教授而来清华任讲师的，如温源宁（北大英文系主任）、贺之才（北大法文系主任）、杨丙辰（北大德文系主任）、梁宗岱（北大法文系教授）等，皆一时之选。
两校如此互相补充，阵容愈加厚实。这是一个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
1929年，钱锺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随即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他的堂弟钱锺韩也于同年考入清华。
这一年钱锺书十九岁。
钱锺书进入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对其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形成是有助益的。前面已经说过，钱锺书的知识结构，由家学、学校教育和自学三方面组成。然而在钱锺书的早年生活中，他知识结构的三方面，实际上以家学和自学的结合为主，学校教育似乎主要是学习语言。但进入清华以后，一直到后来的牛津、巴黎，这一知识结构就以学校教育和自学的结合为主了，家学的影响退居到第二位。
当然，家学对钱锺书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以系统方法分析，家学的范围不仅指早年生活中的父亲和伯父，还可以包括和他父亲思想接近的一些师友。例如著名学者唐文治，钱锺书入学前经常到他家谈论学问。
又如著名诗人陈衍，钱锺书经常去他那儿聊天。陈衍对钱锺书也极其欣赏，他后来在《石遗室诗话续编》收入了钱锺书的一些诗句，如“万句撑肠一字艰”、“好将修道忏前尘”等，并介绍钱锺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这是对钱锺书的最早介绍之一。陈衍对钱锺书的赏识和推荐，数十年后影响钱锺书完成了《宋诗选注》。
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其时正当盛年，已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并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志向，为此遍读了古今诗文集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他还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及清修《全唐诗》《全唐文》这几部总集通读一遍，并对每人都作了论评
。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讨论，对钱锺书不能不带来相当的影响。钱锺书喜欢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
，可以认为是家学的继承。不但早年的《谈艺录》直接由此而来，而且晚年的《管锥编》也间接由此而来。钱锺书三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均与家学这一来源有关。1934年，钱锺书在大学毕业后，写了《论师友绝句》八首
，以陈衍居首，正是他对这一路学问来源的尊重。然而这组诗的第二、三首写了罗家伦和吴宓，说明新的一路学问和学校教育有关。
钱锺书能够进入清华，首先受到了罗家伦校长的赏识。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钱锺书入学考试时，中英文俱优，但数学不及格，按例不得录取。罗家伦校长爱才，在他的力争下，钱锺书被破格准许入学。由于钱锺书入学就有特殊的色彩，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
后来友人在记述这一事件时，把钱锺书的数学不及格回忆成零分。钱锺书本人力辟其非，杨绛也明确说：“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罗家伦在清华的任期是1928—1930年，后来他虽然离开了清华，和钱锺书仍然有书信上的往来，诗歌唱和，探讨文艺。
钱锺书赠其诗云：“英雄余事以诗鸣”，那是赞赏他的早年活动和多方面才能吧。
钱锺书入学时的独特经历只是一个开端，他随即以自己的学术功底和卓越才华震惊了全校的师生。在当时清华极为雄厚的教授班底中，钱锺书这样的学生有着特殊地位。钱锺书的校友郑朝宗回忆说：“钱锺书是外文系的一个尖儿，许多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不是他们的弟子，而是他们的顾问。”
另一校友罗香林回忆说：“钱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他在随便的谈话中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
这也就是又一校友邹文海所说的钱锺书任意臧否人物的狂态。
这其实是为学者必须具备的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勇气。钱氏晚年在《谈艺录》补订本中引用尼采之语，略云：“大宗师只有一大弟子，而此子将背其师，盖渠亦必自成大宗师也。”
大宗师尚且不宜局限住，何况一般名教授所知本来就有限呢？钱锺书青年时期的书生意气，也透露出他后来发展的端倪。
在清华的教师环境中，钱锺书还是深受其益的。他后来回忆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
这五位老师具体是何人，尚待考证，但吴宓应当是不可缺少的。在清华的老师中，吴宓大概是给予钱锺书影响最大的一位，钱锺书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钱锺书后来在1937年写道：
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旧”文学于其视界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十五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
如果追根溯源，吴宓的思想来自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他是提倡新人文主义的领袖，主张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坚决反对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他的早期追随者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艾略特和桑塔耶那，中国的追随者中有后来成为《学衡》杂志中坚的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胡先骕（1894—1968）、汤用彤（1893—1964）等。白璧德教导吴宓从事对世界几大文化系统的比较研究，即源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印度哲学和佛学传统；中国孔子哲学和儒家传统。这一世界比较文化的观念，对吴宓影响至深。吴宓回国后，长期倡导包括我国旧文学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主编《学衡》前后延续十一年（1—79期，1922—1933），又仿照牛津、剑桥成规和中国书院制度，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为导师，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都是从白璧德思想而来。
吴宓在清华导师中推崇陈寅恪，在学生中推崇钱锺书，后来盛传的吴宓并称陈寅恪、钱锺书为“人中之龙”，最是佳话。郑朝宗回忆说：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在清华时期以至在毕业离校以后，吴宓和钱锺书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吴宓有《赋赠钱君锺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诗中说：“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正是“人中之龙”的说明。钱锺书《论师友绝句》说吴宓“亚椠欧铅意欲兼，闲情偶赋不妨禅”，前句用梁启超论严复语，相关吴宓倡导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学思想，后句指吴宓向毛彦文求爱，尽管对方没有接受。
对于吴宓的成就，钱锺书应该说是后来居上的，但吴宓当年的指路作用，功不可没。
另一位教授是叶公超，钱锺书说的“五位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他是否在内？尚待考证。他对钱锺书也有过影响。在清华时期，他们经常谈话，当时的同学许振德后来回忆说：
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名崇智，后以字行）讲授，课本为英国女作家奥斯汀名小说《骄傲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前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钱兄高才博学，中英文兼优，余自知浅薄，深恐言之不当，但静坐聆听而已。
如果说吴宓古典色彩较浓的话，叶公超就比较现代化了。叶氏曾在美、英两地先后留学。在美国时得到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赏识，在英国剑桥大学时又和英国诗人 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时相过从
，受艾略特思想的影响颇深。叶公超指出：“艾略特的方法，主要在于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品，而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
钱锺书后来的著作《谈艺录》以至于《管锥编》，综观东西文化和文学，旁征博引，文采斐然，仿佛在制作某种特殊形态的诗。如果抛开体裁形式不论，它们是不是和艾略特的理想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通呢？钱锺书对任何权威从无迷信，他后来批评过白璧德
，也讽刺过艾略特
，但是这和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他们的若干思想，似乎并无矛盾。
写上面这段回忆的许振德称他和钱锺书是“好友”，在杨绛记载中尚有一段故事：这位许君原来和钱锺书是同系同班。他因钱锺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最初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在和钱锺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尔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锺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由此成了朋友。
这段故事颇有侠义小说的味道，也可见清华真挚活泼校风的一斑。
在清华和钱锺书关系较密切的老师还有温源宁，其时他担任北大外语系主任兼清华大学教授。钱锺书的“五位导师兼朋友”中可能有他。温源宁毕业于英国剑桥，文学修养极高，绅士味十足。从今日尚存的钱锺书的诗《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
中，可见两人的关系甚好。三十年代，温源宁为清华、北大一些教授画像，用若嘲若讽的笔法，写了一组小品文Imperfect Understanding，钱锺书戏译其名为《不够知己》。有人怀疑是钱锺书写的，结果逼使钱锺书不得不出来自辩。
钱锺书确实也擅长写此类essay，传说他后来在蓝田国师任教时，和孟宪承在英国报纸上互相写文章调侃，应该也是这种风格。
钱锺书从清华毕业后，温源宁推荐他去伦敦讲学，后来虽然没有成行，仍可见温氏的推重。
后来温源宁和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天下》月刊，钱锺书是写作者之一，师生再度携手。钱锺书大学时代尚有其他来往较为密切的老师，其中可能有张申府、温德等，其关系尚待考证。
在清华的环境中，钱锺书吸收了大量知识。然而，他知识结构的成形，却具有更高的价值。前面说过，钱锺书的知识结构由家学、学校教育、自学三路组成。至此提高了一个层次，跃出了他伯父、父亲和教会学校教学的路子。由于此向上一着的变化，钱锺书尽管得到了陈衍的许多教益，但也知道陈衍的感叹：“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
毕竟是不对的。也由于此向上一着的变化，钱锺书才敢于断言他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钱锺书以后在《谈艺录》序中所作的宣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由此而来，钱锺书的境界开阔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钱锺书自觉地进行着中西文两路的进修，有意气风发的形象。请看他的回忆：
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目，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至于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孤往冥行，未得谓得。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钱锺书在大学时代，“读清人文集殆遍”的事实
，也是后来写作《谈艺录》甚至《围城》的坚实基础。钱锺书奋发不已，锋芒初露。
钱锺书和清华同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清华同学中的地位，现成的有二说。其一，在清华大学文学院的范围内，钱锺书是出名的“三才子”之首，其余二位是考古学家夏鼐和历史学家吴晗。
其二，在外文系的范围内，钱锺书又居外文系“龙、虎、狗”“三杰”之首。“龙”是钱锺书，“虎”是戏剧家曹禺（当时名“万家宝”），“狗”是后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的颜毓蘅。后来南开校园里还盛行“狗尚如此，何况龙虎”的雅谑。
这些近似神话的传说，非常吸引人注意。
大约在1925—1932 年间，也就是钱锺书入学前后，是清华文科人才极盛的时期。随便翻阅这一时期清华入学新生名册和毕业生名册，可以看到很多后来在不同领域中有所建树的人。仅在文科中举例，1925年第一级中有李健吾、吴祖光。1926 年第二级中有夏鼐（后来转学）、余冠英、萧涤非、罗香林、邹文海。1927年第三级中有曹葆华、田德望。1928年第四级中有张岱年。这是钱锺书入学前的四个年级。1929 年第五级，也就是钱锺书入学的一级，哲学系有乔冠华，文学系有林庚、吴祖襄（吴组缃），外文系除钱锺书以外，还有曹禺（万家宝）以及许振德、饶余威、颜毓蘅等。此后1930年第六级入学时有何其芳，毕业时这一级有转学而来的夏鼐、吴春晗（吴晗）以及季羡林等。1931年第七级有李长植（李长之）；1932 年第八级中有郑朝宗。这是钱锺书入学后的三个年级。
1932年以后，清华文科人才渐稀。清华文科人才的再次转盛，一直要到西南联大时期，但这时的人才已经不是钱锺书的同学辈，而是他的学生辈了。
清华文学院“三才子”是不同系不同级的。钱锺书在外文系，夏鼐和吴晗在历史系，分属文史。三人之中，钱锺书后来有其大而化之的成就，夏鼐向考古方面发展，吴晗则偏重明清史，和政治有关联。在清华时期，钱锺书和夏鼐的关系不详，但他和吴晗却是相当熟识的。
吴晗考入清华比钱锺书低两级（1931年），在入学时，也有相似于钱锺书的特殊经历。他来北京时最初报考北大，考试时文史、英文都得满分，但因为数学零分，结果没有录取。不得已再考清华，数学仍然零分，但由于文史、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
这和钱锺书入学时的经历极其相似。钱锺书、吴晗入学相差仅两年，吴晗最终能够入学，是不是因为有钱锺书的成例在先呢？钱锺书的数学成绩明明是十五分，却被误传为零分，有没有可能是吴晗事例的误植呢？这些问题只能让有兴趣的人去考证了。在清华园内，钱锺书和吴晗都是相当活跃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的赵万里，当时是青年讲师，有一次在课堂上讲版本目录学，他说：“不是吹牛，某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都讲，不是那回事呀，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就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锺书和吴晗。
《清华周刊》上还找得到钱锺书给吴晗的诗。诗中云：“多才多艺太伤廉”
，那是鼓励兼调侃了。可见“三才子”之说，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外文系的“三杰”说，遭到钱锺书本人的反对，即“钱锺书谢绝龙喻”
，但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同钱锺书和吴晗后来的发展道路并不一样，钱锺书和曹禺也有着不同的道路，但当时他们还是有联系的
。吴组缃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咖啡室喝茶时，曹禺对他说，钱锺书在那儿，还不让他给你开英文禁书书目？钱锺书果然随手就开出四十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内容特点等等，写满了一张稿纸的正反两面。
可见钱锺书在当时学生中确实大有影响，他的博学和才华得到了同学的敬佩。清华的另一位同学饶余威在一篇《清华的回忆》中写道：
同学们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钱锺书不断地进修，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