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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进过理发店。
光听这句话还不至于吃惊，因为大家会想到，单位里可能会有一间理发室，朋友间可能会有一位能够理理剪剪的人。
但是，都没有。
“那由谁给你理发？”他们问。
“我妻子马兰，由她包了三分之一。”我回答。
“马兰学过理发吗？”他们问。
“没有。她在我头上开始第一剪。”我回答。
“第一剪之后到外面学过吗？”他们问。
“我的头是她唯一的学校。”我回答。
“你说她包了三分之一，那么还有三分之二交给谁了？”他们问。
“我自己。”我回答。
“你自己？自己怎么剪？”他们问。
“左手摸头发，右手拿剪刀，摸到长了就一下子。”我回答。
“用镜子吗？”他们问。
“镜子没用。只用触觉。”我回答。
听完以上问答，大家一定会非常惊异，但更惊异的，是以下这个事实——
这二十几年，恰恰是我无法推拒各方面的盛情不得不频繁上电视的年月。例如，在国际大专电视辩论赛中担任“现场总讲评”很多年，这个节目在海内外播出时拥有很多观众；又如，一再被邀主持环球历险考察，整整几个月每天都要不断在电视直播中讲述；再如，为北京大学各系科讲授中国文化史，全部课程也由电视转播……
这也就是说，由我自己或马兰随手乱剪的头，几乎天天要以特写的镜头面对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观众！
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始终没有一个观众对我的发式、发型提出过任何意见？一年没有，两年没有，二十几年都没有。
答案没有找到，却让我更加放心地拿起了剪刀。
如此怠慢理发，并不是我故作潇洒，而是遇到了一系列无可奈何的状况。
记得在环球历险考察时要经过很多恐怖主义盛行的地区，成天毛骨悚然，可以想象头发纷披的样子。这样子，出现在镜头上倒是与环境气氛符合。过些天，暂时脱离恐怖主义地区了，主要标志是路边有了一些小买卖。有一次看到那些小买卖边上用一块黑油布围了一把脏兮兮的椅子，黑油布上挂了一条硬纸，上面画了一些红白相间的斜条，有点像国际通用的理发店记号。我对自己的猜测产生了好奇，就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果然头发已经又长又乱，便向那把脏兮兮的椅子走去。刚走两步，就见到一个男子用当地土话招呼我，手上举着一把生锈的大剪刀。正是这把剪刀把我吓着了，我赶紧扭身而回。
这天晚上我在栖身的小旅馆里找出随身带着的普通小剪子，决定自己来剪一下头发，因为明天一早还要上镜头。这一路，马兰不在身边，只能自己动手。
我右手握着小剪子在头发上滑动，只要左手抓住了什么，便咔嚓一声。随即把剪下来的一小绺头发放在手边的一张纸上，就像白亮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小撮乌云。很快，第二撮、第三撮乌云又来了。
侧头一看，觉得这个比喻太大了，其实这一绺绺剪下来的头发，更像一支毛笔涂下的残墨。
不错，残墨比乌云更准确。我是一个写书法的人，这一路没有携带毛笔砚台，却让头顶负载来了“残墨”。如此一想，我决定把这些“残墨”洒落到这恐怖而又荒凉的沙漠上，便起身关掉了房间的灯，拉开了厚厚的黑窗布，打开了窗。在这里，任何一扇有灯光的窗，随时都可能招来射击。
我在关灯、开窗的过程中，突然想到，在中国古代，“断发而祭”，是一种隆重的典仪。此刻窗外，还有土垒战壕，我以此来祭祀伟大古文明的陨落，来祭祀千年雄魂的悖逆。我相信，在我之前，不会有另一个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断发而祭”。
那么，回到国内，为什么还不去理发店呢？
前面已经提到，我的电视节目总有很高的收视率，播出期间很多人都记住了我的脸，走在路上很不方便。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师只吹风不理发，我一个人在北京找不到隐秘的理发处所。
有一次，我离开招待所到附近一家饺子馆用餐。点了一份最普通的大白菜肉馅水饺，没想到这样的馆子所说的“一份”，量有点大，有三十几个吧，其实我吃了十个左右就已经饱了。一问，那个馆子也没有打包带走的盒子。正当不知所措之际，才发现周围所有桌子的顾客都在笑眯眯地看着我。全部笑容表明，他们都是我的观众，而且好像都知道，我由于不知道“一份”的分量而遇到了麻烦。他们都好奇地期待着，看我如何处理这个麻烦。搁下盘子离开，是一个最笨拙的办法，因为大家都厌恶浪费粮食的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四周的好奇，却又不能向他们点头微笑，只能用筷子拨弄着饺子，眼睛则打量门外，希望正好有一个熟人经过，然后大呼小叫地把他请进来，让他坐在我边上，假装老友重逢，话语滔滔，然后找个时机离开。
但这只是幻想，那个熟人始终没有在门外出现。我只能干熬着，两眼落寞地打发时间。等到周围的顾客熬不过了，一桌桌先后离开，我才悠然起身，慢慢地向门外走去。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警惕：在电视节目播出期间，尽量不到公共场所，包括理发店。
因此，我又只能由自己来剪头发了。
回到上海家里，请马兰剪，那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马兰也不专业，剪头发的时候就笑话连连。
有一次她下手有误，把我的鬓角剪得太多，露出了一块白白的头皮，十分惹眼。要命的是我下午就要演讲，怎么办？
我先想到用墨汁涂一下。马兰笑着说：“万一流汗了，墨汁与汗一起流下来，在脸上留下几道乌黑的纹样，怎么办？”
因此，她想到了擦皮鞋的黑色鞋油，涂上去，不会随汗水流下。黑色鞋油已经长久不用，忘了放在哪里了，好不容易找到，已经有点干涸。试着一涂，太厚太黑，更加难看，于是又在笑声中洗掉。
洗掉后我低头一想，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的演讲精彩，所有的听众都被内容吸引，谁还会关注鬓角？”
马兰也说：“对，这里留点白，别人还以为是一种新的发式，把你看成一个引领潮流的人。”
果然，下午演讲，大获成功，没有人批评我的鬓角。
——我故意把一件小事写得啰里啰唆，是想憋住劲，说一个大道理。
理发，很多人看得很重。因为这是“头面风光”，牵涉到一个人的自身尊严，以及对他人的礼貌。如果让那些较真的评论家来分析，又可上纲上线为“媒体的格调”、“职业的本分”、“群体的形象”。
但是，我把这一切，都放弃了。
说到底，“头面风光”，没有那么重要。
比较重要的是，“头面”背后是什么，“风光”背后是什么。
天下文化，皆分浅、深两层。浅层文化和深层文化不能分割，而且还会互相转化。但一般说来，浅层文化更注重“头面风光”，因为它有一种通俗的感官吸引力而容易被大众接受。但是，我亲身所做的实验证明，即便是大众，也未必执着于此。我的观众，“大众”得不能再“大众”了，但他们居然对我的“头面”集体放逐，不予理会。
因此，我要劝导一切为外部形象而苦恼的朋友：“头面”本来是做给大众看的，但大众并不在乎，你为什么要在乎？
大众什么时候会在乎“头面”？在你实在拿不出“头面”底下的东西的时候。这就像看不到珠宝匣里有珠宝，只能看看那匣子了。
有的朋友执着于“头面风光”，也许是因为有人在向你的“头面”投污。那就更不必生气了，考古现场证明，匣子上多一点泥污，对内藏并无损害。
文末需要说明，现在我不上电视了。
不是因为身体疲倦，而是因为兴趣疲倦。不是因为观众疲倦了我，而是我疲倦了观众。
请观众原谅，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只能说真话。
剪头发的事，还是由我自己和马兰轮着做，我三分之二，她三分之一。剪下来的头发，仍然放在手边的稿纸上，依然像一绺绺乌云，一撮撮残墨。只不过，出现不少花白的丝缕，就像乌云渗进了日光，就像残墨渗进了清水，都淡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