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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是我几十年来的基本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志，那就是除了妻子，谁也找不到我。
但是，这并不是自我封闭。我想出来就出来，而且可以出来得衣带生风、万众瞩目。突然我不愿意了，便快速消失，不见踪影。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的衣带拉住，更没有任何堂皇的理由、巨大的名号，能够让我出现在我不愿意出现的场合。
也不是自我噤口。我想说话就说话，我想写书就写书，而且可以说到国内国外，写得畅销不衰，然而没有一种力量，能让我多做一个发言，多写一篇文章。在那些热闹的时间和拥挤的空间中，我的声音隐了，我的笔墨隐了。
此为大隐。
大隐很难做到，因为阻碍性的理由太多。
例如——
“我不想显身扬名，但是为了事业，为了同事，不能不站在前台”；
“我们这个行当长期黯淡，就是因为缺少几个叫得响的代表人物，我不小心成了这样的人物，只能当仁不让”；
“我家世代务农，埋身乡里，我终于广受关注，也好让前辈含笑九泉”；
“我本人并不在乎，但妻子需要一个闺密们都知道的丈夫，女儿需要一个同学们都听到过的父亲”；
……
这些理由都很正当，我不反对人们为了这样的理由伫立高台，引领视听。只不过，我自己不做这种选择。
我不认为自己要承担那么多责任。因为别人也都有各自的事业、行当、前辈、家人，如果都这么承担，世界是不是太闹腾了？闹腾中必然还会有竞争和嫉恨，这更是我不喜欢的了。
因此，在这么多理由中，我还是选择大隐。
在种种理由中，只有一条让我产生过犹豫。
那就是，社会上出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和诽谤，是不是仍然保持大隐，默然不语？
换言之，能不能因大隐而大忍，因大忍而颠倒形象、污损名声？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有隐逸倾向的人也不能接受，他们总是破门而出，拍案而起，激烈辩论，甚至不惜诉诸法庭。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名，放弃了隐。
对此，我仍然做相反的选择。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真实，完全把握在自己手里，与别人的说三道四完全无关。有人乐于信谣，有人将信将疑，有人忙于传播，有人听之任之，这一切，更不必理会。因为即使理会了，辩赢了，胜诉了，仍然会有更多的人说三道四、将信将疑、忙于传播、听之任之。
谣言和诽谤像窗外的雨，不管下得多么狂暴和猛烈，反而更能反衬窗内的自如和安定。因此，雨幕雨窗，倒是成了守卫生命的护墙，使生命之隐更加确认。
我自身的经历证明，半辈子大隐，为什么能够隐得那么透彻，主要是靠谣言和诽谤为我打造了一堵狰狞的护墙，使外边的花鸟虫草无法近身。
你看，正是因为这些谣言和诽谤，官场、同行、媒体都尽可能地躲开了我，一切社会荣衔如代表、委员等不再来骚扰我，各种各样的会议、报告、传达都放过了我，这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些谣言和诽谤，我要达到这种安静境界，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去拒绝、推卸、婉谢？
现在它们全部代劳了，真是功德无量。
因此，古语说“大隐隐于市”，而我则“大隐隐于谤”。
千万不要辟谣、除谤。因为这等于解除了门外的铁甲武士，使自己的宅院不再宁谧。
大隐千难万难，最难的一项，是“自掩亮点”、“自闭殊色”，使自己在基本生态上，沦于寻常。
这是因为，亮点和殊色，必然会成为他人关注你、牵引你、拥戴你的原因，使你既无法小隐，又无法大隐。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中国古代智者所说的韬光养晦、中庸守拙。
这可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前不久，复旦大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对我说，他的父亲认识一个叫赵纪锁的老干部，知道我四十二年前的一件往事。钱教授才说几句，就把当时在场的一位退休高官吓了一跳，连连问：“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而且，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钱文忠教授讲的是，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严令禁止悼念。我和赵纪锁先生一起，大胆地组织了上海唯一的一个追悼会，由我主持。
这在当时是不要命的事，很快就有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一个姓孙的文化教员和我所在单位一个姓周的政治干部神情诡异地来“探望”我，一看就知道是缉捕的前兆。我就立即托请一位早年的老师帮助，潜逃到浙江奉化的半山老屋里躲藏起来，使他们追缉不到。
“四人帮”倒台后政治形势反了过来。我回到上海，发现所有以前的帮凶完全打扮成了相反的面目，全都编造了自己的“光荣斗争经历”而谋取了新的职位。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当时，那些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昔日帮凶都很难找到像样的脂粉，而我则相反，只要稍稍讲一点主持追悼会的事，而且人证充分，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勇事迹”。如果再加上当年造反派暴徒写入我档案的“长期对抗文革”的结论，那就更是光环重重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想追求特殊的政治地位，更不想引起大家太热烈的赞颂，就选择了“自我消磁”，几十年都不提一句。直到今天，已成了“前辈的前辈”，再也不会进入任何光圈了，才顺着赵纪锁先生的回忆，补说几句。
我的这种“自我消磁”，也就是前面说的“自掩亮点”、“自闭殊色”，已经成为我的人生习惯，也是我最终实现大隐的一条秘径。
当然，这条秘径也是险径。例如前面说到，我在组织周恩来追悼会之后，不是有两个人前来查缉吗？时世一变，他们都害怕了，但看我没有动作，他们反而以攻为守，开始与其他当年的造反派首领一起大肆诽谤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实在是彻底颠倒了。我如果怒而反击，他们当然会一败涂地，然而这么一来，我更会万众瞩目，无法大隐了。因此就任由他们闹去，我只安静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对于这种态度，很多人为我担心。既掩荫自己的优势，又容忍他人的歪曲，那自己还是自己吗？
但是，“自己”真有那么重要吗？庄子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名言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那就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何谓大隐？无己，无功，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