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学家马克思

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首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对于一位我称为天才和先知的著者，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特点给予如此显要的位置，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可是赞扬这一特点是重要的。天才和先知一般在专业学识方面并不出类拔萃。如果他们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话，那往往恰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出众的事实。但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并无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锻炼或学识。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读者和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极少遗漏重要的文献。他消化了他所阅读的一切。他热情地钻研每一事实或论证的细节，这在习于瞻顾整个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是极少见的。不管是批评和拒绝还是接受和同意，他总是把一件事情研究得十分彻底。关于这种情况的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它是热情的理论作品。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和设法精通一切可以精通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放弃偏见和非科学的目的，虽然他肯定是为证明某种特定的见解而工作。对于他的伟大智慧来说，就问题论问题的兴趣是首要的，而不管他自己的利益。不论他多么醉心于他的最后 结论 的意义，当他工作的时候，他主要关注的事情是如何把当代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磨得更锐利，如何解决逻辑上的困难，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管它的缺点可能是什么，但在性质和宗旨上却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为什么朋友和敌人对他在纯粹经济领域里的成就的性质都有误解，这是容易理解的。在朋友看来，他远远不仅是一位专业理论家；如果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著作给予过分颂扬，对他们来说，那将似乎等于不敬。敌人则厌恶他的态度和他的理论背景，认为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他确切地做了一些如果出自别人之手，他们将给予极高评价的事情。此外，经济理论这块冷金属，由于浸没在马克思著述的火热的词海里，因而取得了它本身所没有的温度。凡是对马克思可以称为一个科学的分析家的权利表示异议的人，当然都只是想到这些词句，想到热情的语言，想到他对于“剥削”和“贫困化”〔这可能是对德语“verelendung”一词的最好译法，“verelendung”不是好德文，正像“immiseration”（贫困化）这个怪词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immiserimento”〕的强烈控诉，而不是想到他的思想。当然，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对于奥克内夫人 的恶意讽刺和粗俗批评，都是演出的主要部分，对马克思自己是重要的，对于他的信徒和非信徒也都是如此。它们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某些比他的老师的类似主张更多的东西，有些甚至是基本上不相同的东西。但它们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有一位老师吗？有的。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认识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位理论家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不仅在他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李嘉图的学生；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了推理技术。他总是使用李嘉图的工具。并且每一个理论问题，都是以在他深入研究李嘉图时所碰到的困难，和他从那里得到的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启发的形式摆在他面前的。马克思本人很承认这一点。诚然，他不会承认他对于李嘉图的态度是学生对于教授的典型态度——到教授那里，听教授三番两次地说人口的过剩、过剩的人口再加机器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到家里试着把功课做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而争论的双方却都不喜欢承认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影响不是作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唯一影响。但在这样一个概论里，除了魁奈的影响以外就不需要提别的了，马克思关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是来自魁奈的。在1800—1840年间企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英国作家可能提供许多暗示和细节，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提到李嘉图思潮也就可以把他们概括在内了。有些著者，其中离马克思越近的，马克思就对他们越不客气，这些人的作品在许多论点上的倾向是和马克思相似的（西斯蒙第、罗贝尔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于这些著者我们应该丢开不提，凡和主要论证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应该不提，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里的成就显然较差，在这方面他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准。

为了给马克思理论写一个极其简短的提纲，不可避免地对于《资本论》的结构在许多方面会是不公正的。可是，《资本论》虽然部分地没完成，部分地受到有效的攻击，它仍然雄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

一、马克思和当时以及稍晚一些时候的理论家的一般趋势一致，以价值理论作为理论结构的基石。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我相信像陶西格教授这样一位杰出的权威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总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他们之间在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含义方面有很多差别，但在为今天的理论家所唯一关心的纯粹理论方面，却没有任何差别。 ^[3]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说，每件商品的价值（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都和那件商品里所包括的劳动量成比例，假定这种劳动是和现存的生产效率标准（“社会必要劳动量”）相一致的话。两位都用工作时数来测量这一数量，并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质量的工作换算为单一的标准。两位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开头困难（那就是说，马克思对待这些困难就像跟李嘉图学着做的一样）。关于垄断或我们今天所谓的不完全竞争，他们谁也没说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两位都用相同的论证来回答批评。只是马克思的论证欠文雅些，更冗长些和更带有“哲学”气味——就这个词的最坏的意义来说。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价值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关于这一理论所进行的大量讨论里，正确诚然并不总在一方，反对者曾经使用许多错误的论证。主要之处并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来源”或“原因”。这一问题可能是社会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他们要从这里推论出对于产品的道义上的要求权。马克思本人当然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也不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对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来说，由于它必须描述或解释实际的过程，更重要得多的问题是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效果如何，而真正的困难就是它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首先，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以外它根本不适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除非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且都属于同一类型， 它也从来不能 顺利地 起作用。如果这两个条件之一不能实现，就必须引用另外一些假定，而分析上的困难很快就会增加到无法处理的程度。这样，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来论证，是在没有实际重要意义的极特殊的情况下来论证的；虽然说若是把这一理论的意义解释为和相对价值的历史趋势大致近似，它仍然可能有一些内容。代替劳动价值理论的那个理论——在其最早的和目前已过时的形式下，是众所周知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说在许多方面都比它优越，但真正的论点是，这个代替理论的应用范围普遍得多并在各方面同样圆满适用。一方面，它能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它能适用于有其他生产要素以及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质量的劳动的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把上述的限制性假定应用到这一理论，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理论直接得到价值和使用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因此，问题应当是很清楚的，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当初企图质疑边际效用理论的确实性（这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说劳动价值理论“错误”也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情况下，它已死亡和被埋葬了。

二、虽然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完全注意到由于采取这一出发点所引起的一切弱点，但他们却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些弱点。特别是他们都尽力解决由于排除自然因素的作用而引起的问题，因为自然因素被只是建立在劳动量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剥夺了它们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应有的地位。人们所熟悉的李嘉图地租理论，基本上就是完成这种排除的一个企图，马克思的理论是另一个。一旦我们占有了一个能像解决工资问题那样自然而然地解决地租问题的分析工具，全部困难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关于马克思的和级差地租不同的绝对地租学说的实质优点或缺点，或这一学说和罗贝尔图学说的关系，就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了。

但是，即使我们姑且不管自然因素的作用问题，我们仍然面对着由于资本（即其本身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的出现所引起的困难。在李嘉图看来，这一问题是极其简单的：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中著名的第四节里，他引用了资本，并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它，而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在商品生产中如使用设备、机器和原料之类的资本货物时，商品将按能为这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提供纯收益的价格出售。他认识到这一事实是与从投下资本到可售产品出现之间的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的，他也认识到当这种时间在各种产业中不一致时，这将使可售产品的实际价值离开这些产品所“包括”的工时——包括生产这些资本货物本身所用的工时。他平淡地指出这一问题，就好像那是和他的基本价值理论相协调的，而不是相抵触的。除此之外，他实质上就没有前进一步，而把自己局限于与此连带产生的次要问题，并显然相信他的理论仍然能说明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提出并接受和讨论了同一事实，同时对于它作为一个事实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也认识到这一事实似乎和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但是他承认李嘉图对这一问题处理得不恰当，并且在以李嘉图所提出的形式接受了这一问题的同时，他就开始极其热心地钻研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李嘉图用了几百句话，而他则用了好几百页的篇幅。

三、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他不仅对于牵涉到的问题的性质有了更加锐利的理解，也改进了他所接受下来的观念工具。例如，他成功地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这一分类代替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那一分类，以更为有力得多的决定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关系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代替了李嘉图关于生产过程的期间那一粗略概念。他对于资本理论也做出了许多其他贡献。但是，我们目前将只讨论他关于资本纯收益的说明，也就是他的剥削理论。

群众并不总觉得自己是受损害或被剥削的。但替他们表达他们的看法的知识分子却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是被损害和被剥削了，而这里面并不一定有什么确切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类成语，即使马克思想这样做也是办不到的。他的优点和成就是，他看出了各种各样论点的弱点，这些论点是在他以前的群众心理导师想用以说明剥削如何产生的，即使在今天这些论点仍然是一般激进派惯用的武器。关于讨价还价能力和欺骗的老一套口号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所要证明的是，剥削不产生于偶然的和意外的个别情况，而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的结果，它是不可避免的，是完全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他就是这样主张的。一个劳动者的脑子、肌肉和神经就好像是一笔潜在劳动〔Arbeitskraft，往往不太满意地被译为劳动力（labor power）〕的资源或储备。马克思把这一资源或储备看作是以一定数量存在着的一种实体，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是一种商品。想一想奴隶制度的情况，可以使我们自己澄清这一思想。马克思的看法是：在工资合同与奴隶购买之间虽然存在许多次要的差别，但并无基本的差别——“自由”劳动的雇主所购买的，诚然和在奴隶制度下不一样，不是劳动者本身，而只是他们的潜在劳动总额中的一定的份额。

因为这种意义的劳动（不是劳动 服务 或实际的工时）是一种商品，所以价值法则必然适用于它。这就是说，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所取得的工资必然和“生产”它时所需要的劳动 时数 成比例。但“生产”一个工人皮肉之内所储存的潜在劳动究竟需要多少劳动 时数 呢？那就是一个劳动者过去的和现在的衣、食、住和教养所需要的劳动 时数 。 这构成了这份潜在劳动的价值。如果他出售其中某些部分——用天数、周数或年数来表示，那么他收到的工资将和这些部分的劳动价值相适应，就像一个奴隶贩子在均衡的情况下出售奴隶时，他收到的价格将会和这种劳动总 时数 成比例一样。我们应当又一次看到，这样马克思就小心地避开了这样一些通俗口号，这些通俗口号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里，工人是被掠夺或被欺骗的，或由于他软弱可欺，于是被迫接受任何强加于他的条件。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劳动者取得他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

但是，“资本家”一旦取得这份潜在劳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工作的时数比生产这份潜在劳务所需要的时数更多——提供更多的实际劳务。就这一意义说，他们能够勒索到比他们所支付的更多的实际劳动时数。由于生产出来的产品所能得到的售价也是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工时成比例的，因此两个价值之间就发生了差数（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价值法则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差数，因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的作用，必然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 虽然资本家支付给劳动者的不少于他们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他从消费者那里收入的也不多于他所出售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但由于攫取了剩余价值，他就“剥削”了劳动。我们又一次应当看到，马克思并没有求助于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不公平、限制生产或欺骗之类的说法。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些做法的存在。但他正确地认识了它们，因而从来不把任何基本结论建立在它们之上。

让我们顺便欣赏一下剥削理论的教授法：不论“剥削”一词现在所取得的意义怎样特殊和离开它的普通意义，不论它从自然法则、烦琐学派哲学和启蒙思潮作家那里所得到的支持是怎样可疑，它终究被纳入科学理论的范围以内，从而帮助其信徒进行战斗了。

就这一科学理论的优缺点说，我们必须仔细区分开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经常被批评的人所忽视。在静态经济过程理论的一般水平上很容易证明，在马克思自己的假定下，剩余价值学说是站不住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使我们可以承认它对任何其他商品都是正确的，也永远不能适用于劳动这一商品，因为这将意味着工人像机器一样，是根据合理的成本计算生产出来的。由于他们不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人们毫无根据来假定劳动力的价值将和“生产”它时所使用的工时成比例。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接受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或者像李嘉图那样简单地按照马尔萨斯路线进行论证，他也许会改善他的处境。但是，由于他极其明智地拒绝这样做，因而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头就失去了一个主要支柱。

此外，可以证明，在一切资产阶级雇主都能获得剥削利得的情况下，完全的竞争均衡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每个人会设法扩大生产，大家这样做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增加工资率并使这种利得减少以至于零。毫无疑问，借助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竞争过程中的摩擦和制度上的限制，强调货币和信用领域中的各种可能的障碍等等，是可以把这种情况加以修正的。但这样就只能产生一种中庸之道，而这是马克思从心里看不起的。

但这一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为了了解马克思不必在容易被击败的地方应战，我们只要看看他的分析目的就行了。只要我们把剩余价值理论看作仅仅是一个关于完全均衡情况下的静态经济过程的命题，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很容易被击破。由于他所要分析的不是一种均衡状态（据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不可能达到均衡状态），而相反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经济过程，因此，循着上述路线做出的批评就不完全是决定性的。在完全均衡情况下，剩余价值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由于这一均衡从来不可能确立，因而剩余价值从来就能够实现。它们可能总是 趋向 于消逝，可是总是存在着，因为它们是不断地又被创造出来。这一辩护说法并不能挽救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在应用于劳动这一商品本身或现行的剥削理论的时候。但它将使我们有可能对于结论提出一个较好的解释，虽然一个满意的有关这些剩余的理论将会剥去这些剩余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这一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它使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工具的其他部分更加明确，并大大地解释了为什么针对这一分析工具基础的那些有效批评没能给它更多的致命打击。

四、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般研讨马克思学说的水平上继续前进，我们遭遇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将看到，当信徒想追随导师的道路前进时，他们遭遇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大。首先，剩余价值学说不能使上面提到的劳动价值理论和现实经济的确切事实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问题更易解决。正相反，它加重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因为按照这一学说，不变资本——即非工资资本——转入产品的价值并不多于它在生产时所损失的价值。只有工资资本能以较多的价值转入产品。这样，各企业所赚的利润就会随着它们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而不同。马克思相信资本家之间为实现“整个”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进行的竞争，会使每个企业所赚的利润和它的总资本成比例，即个别的利润率会趋于均等。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困难属于杜撰的问题之列，杜撰总是企图做出不健全的理论的结果； 而解答则属于对绝望的人的劝告之列。但是马克思不仅相信后者能有益于证实均一的利润率的出现，并能解释商品的相对价格将如何脱离它们的按照劳动计算的价值， 并且相信他的理论能对于在古典学说中占重要地位的另一“法则”提供解释，这一法则是：利润率有内在的下降趋势。从工人消费品工业的资本总额中不变部分的相对重要性的增长看来，这种解释看起来确实相当有理：如果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样，厂房和设备在那些工业里的相对重要性增长了，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程度保持不变，那么资本总额的报酬率一般将会减少。这一论证曾博得许多赞赏，大概马克思自己也认为满意，就像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某一理论解释了从前不能解释的经验时也常常感到满足那样。就这一论证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讨论而不管马克思根据它进行推论时所犯的错误，那会是有兴趣的。我们不必停留下来进行这种讨论，因为它的前提就足以宣布它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要讨论一下与此虽不尽相同但却相似的一种命题，它一方面给马克思主义动态学提供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又把剥削理论和马克思分析结构中的下一个内容联系起来，这一命题往往被称为积累理论。

从被剥削的劳动所勒索来的掠夺物的大部分（根据一些信徒的看法，实际上是它的全部），被资本家变成资本——生产手段。除了马克思用语所提出的含义以外，就这一事物本身来说，它当然不过是通常用储蓄和投资字样所说明的一种极其熟悉的事实。但对马克思来说，仅仅这一事实是不够的；如果用冷酷的逻辑来说明资本主义过程，这一事物必然是这一逻辑的一部分，因为这一逻辑意味着这一事实是必然的。如果认为这一必然性是资产阶级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就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清教徒的态度——对于自己的利润不进行享乐主义的享受显然极其适合他们的方式——看作资本主义行为的决定因素，那也不会是令人满意的。当然，马克思对于他认为能从这一方法取得的任何支持并不忽视。 但对于他所制定的那种体系，必须具有比这更实际的东西迫使资本家积累而不管他们对于积累的感觉是什么；这种实际的东西还必须强大到足以说明心理状态本身。幸运得很，实际上是有这种东西的。

在说明这种强迫储蓄的性质时，为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那就是，我将像他一样假设，当资产阶级进行储蓄时，事实上意味着实际资本的相应增长。 这一运动总是首先发生在总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中，即使人们的意图是增加不变部分，特别是李嘉图称为固定资本（主要是机器）的那部分。

在讨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我已经指出，在完全竞争的经济里，剥削利得会诱使资本家扩大生产或企图扩大生产，因为从他们每个人的立场来说，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为了扩大或企图扩大生产，他们就必须积累。这种行动的总影响，将会通过随之俱来的工资率的上涨，有时也通过随之俱来的产品价格的下降，有减少剩余价值的趋势——这是马克思所十分珍爱的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极好例证。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这一趋势本身也会构成他所以感到不得不积累的另一个理由， 虽然这会在结局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情况越来越糟。这样，即使在其他方面都静止的一个过程中，仍然会有某种强迫性积累。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在积累把剩余价值减到零并从而摧毁资本主义本身以前，这一过程是不可能达到稳定的均衡的。 ^[4]

但是，更重要得多和更迫切得多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它也不仅是以稳定的方式扩大。它不断 从内部 为新企业所革新，也就是说，任何时刻都会有新商品、新生产方法中的新商业机会挤入现存的实业结构中。任何现存结构以及一切营业条件总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一种情况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完成本身的作用以前就被打乱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发展意味着混乱。正如我们在下一部分里将会看到的，在这一混乱中，不论如何完全的竞争，它的进行方式和在静态过程中所应有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由于生产新产品或更便宜地生产原有产品而获取盈利的可能性不断在实现和引起新的投资。这些新产品和新方法不是在同等条件下与原有产品和原有方法竞争，而是在可能意味着后者的死亡的绝对有利的条件下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进行的。为了避免被别家的廉价抛售抢去生意， 每一 企业最终都被迫和别家一样，自己也得去投资。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它就要再投下它的利润的一部分，那就是积累。 这样，每一企业都会积累。

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产业变化过程，他也更全面地理解到它的关键重要性。这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到它的性质或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构。对他来说，这一机构本身变成了纯粹由许多资本所构成的机体。他没有正确的企业理论，又忽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再加上错误的理论技术，就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并造成了许多错误。但仅是关于这一过程的看法，对于马克思心目中的许多目的就足够用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证中推不出的东西可以从另外一种论证中推论出来的话，那么上述不合理的推论就不再是致命的缺点了。即使是明显的错误和错误的说明，也常常可以由论证过程中的一般要点的基本正确性加以弥补。特别是对于进一步分析——忽视这一似非而是情况的那些批评家，似乎谴责这种分析是不可救药的——来说，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没有害处的。

我们在前面有过这样一个例子。照本来的内容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过程反复地产生着超过成本的暂时的剩余利得，虽然这一现象可以圆满地由其他学说按照极其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加以说明，马克思在后一阶段里论证积累的观点，并不因前一阶段的错误而完全失效。同样，马克思自己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建立起来强迫积累观点，而那对于他的理论是极主要的。但他的说明的缺点并未产生巨大的危害性，因为按照前边所提出的方式，我们自己可以提供一个更满意的说明，在这一说明中，利润的下降自己就能找到恰当的地位。长期看来，总产业资本的总利润率不一定因为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相对增长 这一理由或其他理由而下降。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以下这些情况就足够了：各个工厂的利润都不断受到新产品或新生产方法所形成的实际或潜在竞争的威胁，这些竞争迟早会使它亏本。从这里我们找到了所需要的推动力量，而且甚至得到和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相类似的主张——因为任何资本货物的集合体都不可能永远是剩余利得的来源——而不必依靠他的理论中正确性可疑的那些部分。

马克思链条中的下一环，即他的集中理论，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一理论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扩大工厂设备规模和扩大控制单位规模的趋势的论述。如果去掉他的描画，他不得不解释的一切， 可简括为这样的平淡说明：“竞争战是通过商品的廉价来进行的”，而后者“决定于劳动的生产率”；劳动的生产率又决定于生产规模；这样，“较大的资本将击败较小的资本”。 这和现行的教科书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极其相像，它本身并不深入也不值得赞赏。特别不确当的是，马克思只强调各个“资本”的规模；而他在描述其影响时，又由于他的分析技术对于垄断或寡头垄断都不能做有效的处理而大受妨害。

可是，许多不属于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宣称对于这一理论感到钦佩，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考虑到马克思的时代情况，预言大企业的来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但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他巧妙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或者确切地说他把前者看作后者的一部分，而且不仅看作它的实际形态的一部分，也看作它的逻辑的一部分。他正确地看出了一部分后果——例如“各个资本规模的增长成为生产方式本身不断革命的物质基础”——也至少是片面地或以曲解的方式认识到一些别的东西。他运用一切阶级斗争的和政治的发电机来给围绕这一现象的气氛通了电——仅仅这一做法就足以把他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抬高到有关的干巴巴的经济理论之上，对于自己没有任何想法的那些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几乎完全不受他的图案中个别笔触的力量不够以及他的理论在内行人看来似乎不够严谨的阻碍，而能继续进行他的分析；因为归根到底，工业巨头实际上已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他们必然会造成的社会情况，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五、再有两项就可以完成这一提纲：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商业循环理论。在前一理论中，分析和看法都失败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在后一理论中，两者却都处于有利地位。

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民大众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准在待遇较好阶层将会下降，在待遇最差阶层也不可能改善；而且这不是由于任何偶然的环境原因，而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必然趋势。 作为一个断言，这当然是非常不确切的。所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努力设法要把他们所面临的显然相反的例证解释得有利于自己。即使在今天的一些例子里，他们也表现了惊人的顽固，总想拯救这个“法则”，把它看作是由工资统计证实的表明实际趋势的法则。其后企图把它解释为别的意义，那就是说，使它所指的不是实际工资率或归于工人阶级的绝对份额，而是劳动所得在总国民所得中的相对份额。虽然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实际上可以做这种解释，可是这显然违反了绝大部分的意义。而且，接受这种解释也无所收获，因为马克思的主要论断预先假定每个工人的 绝对 份额将会下降，或至少不会增长。如果他真正曾经考虑过相对份额，那只能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最后，这一命题本身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工资和薪俸在总所得中的相对份额逐年相较是极少变动的，而长期看起来则尤其稳定——它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下降趋势。

但是，似乎还有另一种摆脱困难的说法：我们的统计动态数列可能表现不出来这一趋势——甚至可能表现出相反趋势，就像在这一例证上所表现的那样——但这一趋势仍然可能是我们所研究的制度所固有的，因为它可能被例外的条件所胜过了。这事实上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说法。他们认为殖民地扩张，或者更一般地说，19世纪的开辟新领地，就是这种例外的条件，认为这为剥削的受害者带来了一个“禁猎期”。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有机会接触这一问题。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许多事实对于这一论证给予了一些表面上的支持，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是无可指摘的，因此，它能够解决这种困难，如果本来确有这一趋势的话。

但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这一部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分析的基础和见解在这方面都有错误。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理论，那就是生产过程机械化造成了失业的理论， 而后备军理论又建立在李嘉图关于机器那一章所提出的理论之上。在任何其他地方（当然价值理论是例外），马克思的理论都没有这样完全依靠李嘉图理论而不补充任何主要内容。 我所说的当然只是关于这一现象的纯粹理论。马克思和往常一样，确实补充了许多细枝末节，例如，通过巧妙的概括，把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这一事实列入失业的概念。他也添加了无数例证和用语。而最重要的是，他补充了十分动人的背景，也就是他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广泛背景。

李嘉图最初也倾向于采取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普通的意见，即机器应用到生产过程不可能不对人民大众有利。当他终于怀疑这一意见，或怀疑它的普遍正确性时，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风修正了他的主张。当修正他的主张时，也以他特有的作风追溯到过去；他使用了他惯用的“想象最突出的例证”的方法，提出了一切经济学家都熟悉的数字例证，说明事物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所证明的只是一个可能性——虽然是很可能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机械化能通过它对于总产量、物价等的影响而最后给劳动带来纯利益。

按照这个例证所涉及的范围来说，它是正确的。 今天，更精细的一些方法支持它的结论到这样一种程度，它们既承认这个例证所要确立的可能性，同时也承认相反的可能性。这些方法超过了李嘉图例证的范围，它们陈述了决定究竟是这种还是那种结果将会发生的各种表面条件。纯粹理论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不外乎此。为了预测实际的结果就必须有进一步的资料。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论，李嘉图的例证表现出另一个有趣的特征。他考虑拥有一定数量资本和雇用一定数目工人的一个企业，它决定采取机械化步骤。于是它给予一部分工人以建造机器的任务。当机器建成之后，它就可能将修建机器的那些工人的一部分解雇。利润可能最终仍然不变（在通过竞争的调整消除了任何暂时的利得之后），而总收入将要减少的数量恰好等于从前支付给那些现在被“释放”了的工人的工资数量。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代替可变（工资）资本的观念几乎是这种说明问题方式的精密的复制品。李嘉图之强调由此而来的人口 过剩 ，也酷肖马克思之强调 剩余 人口。马克思常常用“人口剩余”这一名词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替换物。李嘉图的学说被他囫囵吞枣地接受了。

但是，在李嘉图所想象的有限的目的范围内可以通得过的东西，一旦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在这一薄弱基础上所建立的上层建筑时，就变成十分不确当了——实际上是，另一个不合理的推论的来源，这时没有由于关于最后结果的正确见解而得到补救。他自己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师的有条件的悲观结论，就好像后者的突出的例证是唯一可能的情况，同时，他甚至更拼命地攻击那些发展了李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暗示的含义的作家们。这种暗示是：即使采用机器的直接影响会带来损害，可是机器时代对于劳动总会有好处。（补偿理论对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是挺讨厌的东西。）

他有各种理由采取这种办法。因为他迫切需要给他的后备军理论找一个坚固的基础；除了一些次要的目的之外，这种理论是为两种基本的重要目的服务的。第一，我们看到，由于他挺讨厌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事情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放弃了我所说的他的剥削理论的一个主要支柱。这一支柱被一个由于经常重新产生 而经常存在的后备军所代替。第二，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原文如此，中译本是第24章。——译者注）里的著名的词句，不仅是这一卷的最高结论，也是马克思全部作品的最高结论。为了引申这些词句，他所采用的关于机械化过程的特别狭义的看法是至关主要的。为了让我的读者看一下能很好地说明马克思对某些方面热衷而对另一些方面轻蔑的态度，我将把它们全部摘引出来——比眼前讨论的问题所要求的更全面。不管它们究竟是一些并非如此的事物的合成品还是预言的真理的中心，原文是这样：

“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了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夺的总量则跟着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在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1—842页。——译者注）

六、马克思在商业循环领域里的成就是最难以估价的。这方面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由几十个短论和注释组成的，其中大多数是属于偶然性的，几乎散见于他所有的作品中，他的许多书札也包括在内。要把这些资料建立一种从未实际出现过，甚至除了胚胎形式以外在马克思的心中也许没存在过的体系，那在不同的人手中就容易得出不同的结果。而且这种努力也会由于推崇者的可以理解的倾向而受到损害，这些拜崇者通过适当的解释，实际上是把他们所赞成的以后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归功于马克思。

由于马克思对于这一题目的贡献的千变万化的性质，一般的朋友和敌人从来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摆在注释者面前的这种任务。由于马克思在这方面常常提出一些断言，而且这显然是和他的基本论点极为有关联的，他们就假定一定有某种简单的、清楚的马克思的循环理论，这种理论可以从他的资本主义培育过程的逻辑的其他部分产生出来，就像剥削理论产生于劳动理论那样。从而，他们就开始寻找这样一种理论；而他们会碰到些什么是不难猜想的。

一方面，马克思毫无疑问颂扬了——虽然他没有很恰当地推动——资本主义培育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强调指出人民大众越来越贫困。那么，如果总结说，恐慌或萧条是由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不能购买越来越扩大的生产机器所生产出来的或准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为了这一理由和其他我们不必重复的理由，利润率将降落到破产的水平，那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这样，我们真是似乎可以根据我们强调哪一个因素而得出最无聊的消费不足理论，或最无聊的生产不足理论。

马克思的解说实际上是被归类为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 可以提出两种情况来支持这一分类。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和在其他问题上，马克思的主张和西斯蒙第与罗贝尔图显然是相类似的。这些人确实采用了消费不足的看法。如果人们推论马克思可能采用同样的观念，那是很自然的。第二，在马克思作品的一些章节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所包括的关于危机的简短说明，毫无疑问是适合于这一解释的，虽然恩格斯的主张更是如此。 ^[5] 但这是不重要的，因为马克思表现了突出的理智，明确地不承认它。

事实是他没有一个简单的商业循环理论。从他的资本主义过程的“法则”也不能顺理成章地搞出这个理论来。即使我们接受他的关于剩余价值出现的解释，并同意积累、机械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长）和剩余人口（后者冷酷地加深人民大众的贫困）等能联系成为逻辑的锁链，而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难临头而告终，我们也找不到必然会使资本主义过程发生周期性变动，并足以说明繁荣与萧条必然交替发生的因素。 毫无疑问，我们总可以随手凭借大量的偶然事件来弥补基本说明的不足。这些偶然事件是：错误的计算，错误的预期和其他各种错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起伏不定，过度的投机和对过度投机的反作用，以及各种各样“外在因素”。虽然如此，马克思的积累的机械过程是按照均一速度进行的——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它不应当如此——他所描述的过程也 可以 按照均一速度进行；就它的逻辑来说，它基本上是既没有繁荣也没有萧条。

当然这不一定是一个不幸。许多其他理论家曾经并且现在也简单地认为，当足够重要的某种事物发生错误时，危机就会发生。这也不完全是一个不利，因为它曾经把马克思从他的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自由地观察事物而不对它进行曲解。这样，他考虑了各种各样或多或少有关联的因素。例如，他为了证实萨伊关于普遍过剩的不可能性这一命题的无效，曾有点肤浅地使用货币介入商品交易的现象——并没有另外的事物。他为了解释以耐久性资本货物的大量投资为特点的行业的不平衡发展，曾利用低利货币市场。他为了说明“积累”方面的突然冲刺，曾利用诸如市场的开拓或新的社会需要的出现等特殊刺激。他企图使人口的增长成为造成波动的一个因素， 但是不很成功。他看到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突然的痉挛式的”，而这是“它的同等突然收缩的前奏曲”，虽然他没能真正地进行解释。他恰当地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把只是产业循环周期性变动的症候的信用扩张与收缩看成是它们的原因。 ^[6] 他当然很重视不断发生的偶然和临时事件的影响。

这一切都是常识，并且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历来涉及任何严肃的商业循环分析的一切因素，而且总的说来错误极小。此外，必须记住，仅仅看到循环性运动的存在，在当时已是巨大的成就。在他以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它只有淡薄的印象。但是，他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来被叫作“危机”的惊人的崩溃。他们没能从正确角度来看待这些危机，那就是说，没能从它们只是循环过程的附带事件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没有上下左右看一看，却认为它们是由于错误、过度、管理上有毛病和信用结构有缺点而发生的孤立的不幸。我相信马克思是超出这个传统说法的第一位经济学家，走在克雷蒙·朱格拉的前面——除了统计的补充之外。正如我们看到的，他虽然对于商业循环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对于这种现象却看得很清楚，并理解它的大部分结构。也像朱格拉一样，他毫不迟疑地提出了“穿插着小的波动的”十年的循环。 他对于循环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这一问题发生兴趣，并认为它可能与纺织工业机器的寿命有某种关系。此外还有许多迹象，说明他对于与危机问题有别的商业循环问题做过专心的研究。这就足以确保他在现代循环研究创始人中的崇高地位。

另一方面必须提到，在多数情况下马克思按普通意义使用“危机”一词，如说到1825年危机或1847年危机时，他和别人的提法一样。但他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它。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晚会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他认为，在实际崩溃发生之前，资本主义的运行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并表现出绝症的症候。对于这一被视为当然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的阶段，他也使用同一名词。他表现了把那些重复发生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独特的危机联系起来的倾向。他甚至认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最后崩溃的预演。因为在许多读者看起来，这可能像是马克思的在一般意义上的危机理论的线索，所以我们必须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将为最后崩溃的原因的各种因素，如果没有一些很好的补充假定，就不能成为重复发生的萧条的原因； 而且这一线索不能使我们超过这一无足重轻的主张，即“剥夺剥夺者”在萧条时期比在繁荣时期可能更容易。

七、最后，资本主义发展将胀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一观念（总崩溃理论）提供了把一个不合理的推论和有助于拯救最后结论的深刻见解混合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例子。

由于马克思的“辩证演绎法”是建立在迫使人民大众反抗的贫困和压迫的增长上，因此它就被这一不合理的推论所破坏，因为这一不合理的推论使得那个要证实贫困必然增长的论证归于无效。此外，在其他方面属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以前就开始怀疑产业控制的集中化必然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其中第一位运用组织完善的理论提出这一怀疑的是希法亭。 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重要派别的领袖之一。他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结论，即资本主义通过集中化可能取得稳定。 ^[7] 我关于这一问题要说的意见留在下一部分。可是在这里我要指出：虽然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本国目前的趋势下，相信大企业会“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是没有根据的；虽然马克思的结论事实上和他的前提是不相符的；但我认为希法亭似乎走得过远些。

但是，即使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在那时候比在现在更为错误，然而他的结论，就只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而论，仍然可能是正确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如果我称颂那在1847年就毫无疑问地揭示出这一真理的见解为深刻的见解，我不认为我是在夸张。现在这是一个常识了。首先形成这种看法的是施穆勒。施穆勒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顾问和普鲁士上议院议员，不是什么革命的人物，也不很热衷于宣传鼓动。但他平易地说出了同一真理。他同样没有说到它的 为何 和 如何 的问题。

不需要仔细地来总结了。不论怎样不完全，我们的概论应当足够证实：第一，没有一个完全注意纯粹经济分析的人能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完全注意大胆创造的人能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在审理理论技术的法庭上，判决必然是不利于马克思的。固执于从来是不确当的并且在马克思自己的时代已经迅速地成为陈腐的分析工具；一连串不合理的推论或显然是错误的结论；修正后就会变更基本论断，有时还会变成相反论断——这一切都可以正确地用来指责马克思这位理论技师。

但是，即使在这个法庭上，由于两种理由还必须修改这一判决。

第一，虽然马克思常常是错误的，但他的批评者也远不总是正确的。由于其中有些人是杰出的经济学家，特别因为他本人不可能会见其中大多数人，因此事情就要记在他的账上了。

第二，马克思对于许多个别问题的贡献，批评性的或建设性的，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概论里，不可能列举它们，只有听凭公论了。但我们在讨论他对于商业循环问题的意见时，已经谈到其中一些主张。我也已经提到他改进了我们关于物质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些主张。他在这一领域里所设计的图式，虽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在许多地方看来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最近作品中也证明是有用的。

但是一个上诉法院——即使仍然是局限于理论问题——可能倾向于把这一判决完全推翻。因为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可以抵消马克思在理论方面的轻微罪行。在他的分析中，通过一切错误的甚至是不科学的事物，贯穿着一个既不是错误的也不是非科学的基本概念——这个理论概念，不仅是关于无数不相联系的个别模式或一般经济数量的逻辑的理论概念，也是这些模式的实际因果联系或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概念。这种过程依靠本身的力量在历史行程中向前进行，每一时刻都产生着其本身就决定下一情况的那种情况。这样，具有这样多错误观念的著者，也是看到即使在今天仍然属于未来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今天我们仍然为这种理论慢慢地、尽心竭力地积累石头和灰泥、统计资料和函数方程式。

他不仅想到这一概念，还试图完成这一概念。对于损害他的作品的一切缺点，因为他的理论想要服务于伟大目的，我们必须另做判断，即使这些缺点像在某些情况下所显示的那样并未因此全部得到补救。但是，他实际完成了一件对于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基本重要的事情。经济学家总是要么自己在经济史方面进行工作，要么使用别人的历史著作。但经济史的事实已被归入一个单独的领域。如果它们进入理论领域的话，那只是起例证的作用，或者可能是为了证实结论。它们只是和理论机械地混合在一起。马克思的混合却是化学的混合；也就是说，他把它们应用在产生结论的论证里。他是第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看到并且有系统地教导人们认识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转变为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转变为历史的论证。 关于统计学的类似的问题他并没有企图解决。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包括在另一个问题里面。这也回答了以下的一个问题，即按照前一章末尾所说明的方式，马克思的经济学能够成功地补足他的社会学结构到什么程度。它没有成功；但在失败的过程中，它把目标和方法都确定下来了。 4UW5+lpRMMb6vBnYv/tX4ZvPIfrRRkiY0O+a9eqM4Hxv/xKUoYoA4Uw/uRi88Y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