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学家马克思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为忠实信徒所最反对的事情。对于他们所认为的真理的真正源泉进行冷静的分析，他们当然会感到不愉快。但他们感到最不愉快的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作品分成若干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讨论。他们会说，这一做法表明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会这一光辉的整体。它的各部分是互为补充和互为说明的。因此，要是单就其中一部分或一方面来考虑，就会失去它的真正意义。可是我们没有另外的选择。当我们违背他们的意见，在分析了作为先知的马克思之后来分析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时，我并不否认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存在着对社会看法的统一性，这一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给予他的作品以分析的统一性，更多的是外表的统一性。我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作品的各部分尽管实质上是独立的，仍然是由著者把它们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这广阔领域的各个部分里，仍各自保存着足够的独立性，学者可以接受他的劳动果实中的某一部分，而拒绝另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宗教魔力大部分都消失了。但由于把重要的和令人鼓舞的真理拯救出来，因此也会有所收获。让这种真理单独存在，比把它束缚在一艘不可救药的破船上会更有价值得多。

这一说法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同样可以干脆不去讨论它。由于他是德国培育出来的，为人又善于思考，因此他的哲学基础很牢固，他对哲学的兴趣也很浓厚。德国式的纯粹哲学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青年时代的爱好。有一个时期他认为这就是他的职业。他曾经是新黑格尔派哲学家。这大致是说，他和他的一派一方面接受他们的创始人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摒除了黑格尔派其他信徒们对于黑格尔哲学所做的保守解释，而代之以极其相反的解释。这一背景表现在他的一切作品中，只要那里有机会的话。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思想倾向和训练基本相仿，都主要抓住这一因素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体系的总钥匙，那就不足为怪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并且对于马克思的科学能力是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一生都保持着他的早期爱好。他因他的论证和黑格尔的论证之间可能找到某种形式上的类似而感到高兴。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也只此而已。在任何地方他也没有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分析他的论证，足证他在那里所说是真的，不是自欺欺人的。他的论证是根据社会事实的，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出自哲学领域。诚然，那些从哲学角度出发的注释者或评论者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对于有关的社会科学他们知道的不够多。此外，哲学体系建立者的心理倾向是只愿意接受来自哲学原理的解说，而不喜欢接受任何其他解说。所以他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经济实践的最实事求是的说明，从而把讨论引向错误的方向，贻误了朋友，也贻误了敌人。

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借助于这样一种装备来完成他的任务，这种装备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的和当代的资料。他关于后者的知识总是有点过时，因为他是一个最大的书呆子，所以他所得到的基本资料（这是和报纸上的资料有所区别的）总是有点晚。然而，虽然有很多专论文章被他忽略了，但凡是具有一般重要意义或范围的当代历史作品他却很少漏掉。我们当然不能像颂扬他在经济理论领域里那样博学多识那样，说他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也同样完备。可是他仍然不仅能以巨大的历史画面，也能以许多具体事实来说明他对社会的看法。这些具体事实大部分的可靠性被认为是超过而不是低于当代其他社会学家的标准。他在引用这些资料时，都是透过杂乱的不规则的表面现象而洞察历史事物的伟大的必然趋势。在这方面他不仅具有热情，也具有分析的冲动。他表述这一必然趋势的努力的结果，即所谓经济史观， 毫无疑问到今天还是社会学上一个最伟大的个人成就。在这个成就面前，究竟这种成就是否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和法国先辈之类的问题，就降到不重要的地位了。

经济史观并 不 意味着人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全部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与此相反，关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结构的说明，以及关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于个人精神方面的分析，是这一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宗教、形而上学、各派艺术、伦理观念和政治主张可以还原为经济 动机 或者没有重要意义。他只想揭露形成它们并说明其兴衰的经济 条件 。马克斯·韦伯 的全部资料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这些集团或阶级如何解释其本身的存在、地位和行为的方式，当然是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有些历史学家根据社会集团和阶级的表面价值来采取这类态度和形成概念（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 派生物 ）并想用以说明社会现实。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历史学家他大发脾气。但是，如果观念或价值对他来说不是社会进程的主要动力，它们也不只是一股轻烟。如果我可以使用比喻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中是起着传送带的作用的。战后这些理论的最有趣味的发展是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 ，它对解释这一问题能提供最好的例证。虽然我们不能谈到它，但以上所说是必要的，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也认为这一理论意味着个人和集团主要是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看法在一些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其他方面也浅薄得可怜。

我们还可以顺便为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遭受另一种误解： 经济 史观常常被称为 唯物 史观。马克思自己也这样称呼它。这一术语使它在某些人中间更享有盛名，而在另一些人中间就更不受欢迎。但这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为唯物主义，他的历史理论也不比用经验科学所占有的手段来说明历史过程的任何尝试更为唯物主义。应该看清楚，这正像世界上任何物质现象一样，在逻辑上是和任何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信仰不相矛盾的。中世纪神学本身也提供了一些方法，可用以建立这种相容性。

这一理论所实际说明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各种态度、行动和文明又是社会结构所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用“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名言来说明他的用意。这就重视技术因素到了危险程度。但在技术并不就是一切的条件下，这一说法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通俗化一些，并承认这样做会失掉许多意义，我们可以说：我们每天的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方面——和我们各自在社会中所支配的活动范围。（2）各种生产方式本身都有其必然趋势；那就是说，它们是随着其本身的内在需要而变动的，从而只是通过本身的作用来产生后继的生产方式。用同一马克思的例证来说明：以“手推磨”为特征的制度产生一种经济和社会情况，使机械生产方法的采用成为实际需要，个人或集团都没有力量变更这种趋势。蒸汽机的兴起及其运用又产生新的社会机能和社会地位、新的集团和新的意见，它们又是这样地发展和互相影响，直到使它们自己的结构框架不能容纳它们为止。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推进器，它首先推动经济变迁，并由于经济变迁从而推动一切其他社会变迁。这一推进器的动作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动力。

毫无疑问，这两种命题都含有大量真理，也是极宝贵的假定，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的反对意见——例如，所有那些指出伦理或宗教因素的影响的反对意见，或伯恩施坦早已提出的那种轻松而简单地认为“人有脑子”，因而能够随意行动的反对意见——都完全失败了。看了以上的叙述之后，几乎不需要再细说这样的论证的弱点了。当然人所选择的行动路线并不是直接由周围环境的客观事实所强迫使然的；但他们是根据这样一些立场、观点和倾向来进行选择，这些立场、观点和倾向并不构成另一套独立的事实，而其本身是由客观的形势所造成的。

不过，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只是一个方便的近似法，是否它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必然会不如它在另一些方面那样令人满意。一开头就有一个明显的限制。社会结构、形式和态度是一些不容易熔化的铸币。它们一旦铸成之后，就可能成世纪地持续着。由于不同的结构和形式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存在能力，我们看到实际的集团和民族的行为，同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试行推论所预期的结果，总是或多或少地有距离。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况。当一种高度耐久的结构整个地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时，就可以看得最为清楚。诺曼征服在西西里所产生的社会情况会说明我的意见。马克思没有忽视这些事实，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一切含义。

一个有关的情况具有更不吉祥的意义。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六七世纪时在法兰克王国中地主和佃户之间封建关系的出现。这肯定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形成了延续很多世纪的社会结构， 同时也影响了生产条件，包括欲望和技术在内 。但其最简单的解释，要从先前由那些在确定征服了新地区之后成为封建地主的家族或个人所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去寻找（征服以后他们仍然保有这种职能）。这不能完全圆满地适合马克思的主导思想，并且很容易被解释为指向另一方向。毫无疑问，借助于一些辅助的假定也可以把这类性质的事实包括在总的理论之内。但需要插入这样的假定，往往就是一个理论寿终的开始。

在运用马克思方法解释历史的过程中所引起的许多其他困难，由于承认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的某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就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在其周围的基本真理的魔力，正是决定于它所主张的单方面关系的严格性和单纯性。如果此中有疑问的话，经济史观将不得不与其他同类主张并列——成为许多局部真理中的一种——或让位于另一种能说出更多的基本真理的主张。但无论就它作为一种成就的地位说，或就它作为研究假定的方便性说，都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当然，对于忠实的信徒来说，它简直就是一切人类历史秘密的总钥匙。如果我们有时候要嘲笑那些相当幼稚地应用它的人，我们应当记住它所代替的是些什么论点。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连经济史观的“跛足姐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重要贡献。经济学家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方面是异常缓慢的。当然，他们常常把那些其互相作用产生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过程的人们分成阶级。可是这些阶级不过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人的集合体；例如，有些人因为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被划分为地主，有些人因为出卖其劳动服务而被划分为工人。但是，社会阶级不是观察者分类的结果，而是本来存在的生动实体。它们的存在必然有其影响。如果把社会看成是个人或家族的无定形的聚合，那就完全看不到这些影响。究竟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多大重要性，仍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但对于许多实际应用和对于一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更广泛方面，毫无疑问它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在《共产党宣言》所包含的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段名言里，“社会阶级”这一概念首先被采用。当然，这是把它的位置提到最高点了。但即使我们把调子放低到这种主张，即历史事件常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现存的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时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也还剩下很多的东西使我们能够说，这一概念和经济史观本身几乎是同样有价值的。

显然，在阶级斗争理论所开辟的前进道路上能否成功，决定于我们自己所采用的具体阶级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我们对于文化模式和社会变革机构的解释，将随着我们所选择的阶级理论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像哥宾诺那样把人类历史缩小为种族斗争历史，或是，选择施穆勒或涂尔干类型的分工的阶级理论，就把阶级对抗归结为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且分析中可能产生的差异的范围也不限于阶级性质这一问题。不管我们对于阶级的性质采取什么看法，只要对阶级利益 ^[2] 的定义不同，只要对于阶级活动是如何表现的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一题目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偏见的温床，还没有达到它的科学阶段。

十分奇怪，据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显然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枢纽之一，有系统地写出来。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是这样地根据阶级概念看问题，以致他不觉得有必要写出确切的说明，因而把这一工作拖得太晚，来不及写了。同样可能的是，其中有些问题在他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由于他对于现象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化的概念，他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困难，这就阻碍了他走向完成一个完备的阶级理论的道路。他自己和他的信徒都把这一发育不全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典型事例上去，其中他自己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除此之外，没有取得真正的发展。他的主要伙伴恩格斯的理论是属于分工类型的，它的含义主要是非马克思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间接的和片段的说明——其中有些是有力量和杰出的——散见于这位大师的一切著作，特别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

把这些片段意见集合在一起是一件细致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但基本的观念是很清楚的。划分的原则在于占有或不占有生产手段（如工厂建筑、机器、原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这样，我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阶级，即生产手段所有者或资本家阶级和不占有生产手段被迫出卖劳动的工人或无产阶级。当然我们不否认存在着中间集团，如由既雇用劳动又自己进行体力劳动的农户和工匠所组成的集团，以及由雇员和自由职业者所组成的集团。但这些集团被看作变态，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趋于消失的。这两个基本阶级本质上是彼此敌对的，这是它们的地位的必然趋势，而与任何个人意志无关。每个阶级都有内讧，各分支集团之间会发生冲突，并且在历史上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最后分析起来，这些内讧和冲突是偶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内在的而不是偶然的敌对，是建立于私人控制生产手段的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斗争——阶级斗争。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马克思想说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如何彼此互相摧毁，最后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也想说明资本所有权将如何导致进一步的积累。但这一论证方式以及把所有权问题看作是社会阶级基本特征的这个定义本身，只能有助于提高“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那就是说，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家一开始时如何成为资本家这一问题，或他们如何取得按马克思学说说来是为开始剥削所必需的物资储备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是极不明确的。 资产阶级的童话说，过去有些人成为，现在每天也有人正在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们在工作和储蓄方面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能力。马克思轻蔑地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嘲弄这一关于能干人的传说是做得对的。因为用哄笑来摆脱不恰当的“真理”，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方法，每个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都知道这样做。一切不是别具偏见的人，在观察历史上和当代的事实以后，都能看到这一童话虽然远没有说出全部真理，但仍然说出了大部分真理。出类拔萃的智慧和能力是造成产业成功的原因，特别在 创立 产业地位方面，十分之九是出自卓越的才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和产业界任何个人创业时，储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不完全像古典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诚然，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会用由节省工资或薪水所积累的资金来建设工厂，从而取得资本家的地位（产业雇主）。大部分积累来自利润，所以必须先有利润才能有积累——实际上这是把储蓄和积累区分开的 正当 理由。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一般是靠借用别人的储蓄——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小额储蓄，这是容易解释的——或是靠借用银行为供将来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使用而创造的存款。虽然如此，后者照例是储蓄的：他的储蓄的功用是使他不必为每日的衣食而不得不从事劳苦工作，使他得到充裕的时间，以便考察环境、扩展计划和寻求合作。因此，作为一个经济理论问题，当马克思否认储蓄具有古典著者所说的作用时，他是有道理的，虽然他说得有些过分。只是他的推论是得不出的。这样，不管古典理论是否正确，他的哄笑不见得是公平的。

但是，哄笑是起了作用的，它帮助马克思的另一原始积累理论扫清了道路。但是这一理论并不像我们原来希望的那样明确。暴力掠夺——镇压人民大众助长了掠夺，掠夺的结果又助长了镇压——这一观念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并且和一切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观念是相吻合的——在今天比在马克思时代更是如此。但显然它没有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要说明有些人如何取得镇压和掠夺的权力。通俗的作品是不会为这一问题而烦恼的。我不想向约翰·里德的作品提出这一问题。但是我是在和马克思打交道。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的历史性至少提供了一个类似答案的东西。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状态成长起来不仅是 实际 问题，对资本主义的 逻辑 来说也是必要的。当然，在这一情况下，同样也发生了关于社会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其机构的问题。但马克思实质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看法，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暴力统治， 在这种统治下，镇压和剥削人民大众已是既成事实。阶级理论最初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情况而设计的，已被引申到它的前辈封建社会了——就像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很多概念一样。 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被隐藏在封建的混合物里，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却以已确定的状态作为论据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剥削者简单地代替了封建剥削者。在封建主实际转化为实业家的那些情况下，这确会解决这样遗留下来的问题。历史事实对这一看法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主实际上建立和管理了工厂，并常常是由他们的封建地租提供资金，由农业人口（不一定是他们的农奴，但有些却是）提供劳力， 特别在德国更是如此。在一切其他情况下，可以用来弥补漏洞的资料就显然较差了。表明这种情况的唯一坦率说法是，根据马克思观点不可能有满意的说明，也就是说，不求助于导向非马克思结论的非马克思因素，就无法说明问题。

但是，这就在这一理论的历史和逻辑根源上损害了这一理论。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也是后来积累的原因——原始积累好像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都一直继续着——所以我们不可能说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 除了 在解释遥远过去的发展过程方面有些困难 以外 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都不能在任何一点接近它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中心，因而根本不必重视的理论，如果我们抓住它的缺点不放，也许是多余的。这种最有利的情况主要在以中等类型的、所有者直接经营的企业占优势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里可以找得到。超过这一类型的范围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于相应的经济地位，但它常常是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地位的结果。营业上的成就显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通向社会显要地位的唯一道路，只有在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偶然能够决定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所有权看作是划分界限的因素，其合理程度就像把一个偶然有一支枪的人界说为士兵一样。把一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远看作是资本家，把另一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远看作是无产者，并加以严格的划分，这不仅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社会阶级的特点——个别家族不断地升入或退出上等阶层。我所提到的事实都是明显的和无可争议的。如果它们不能表现在马克思的画面上，那只是因为它们的含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考虑一下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体系中所担负的使命，我们自问一下究竟他要它在分析中起什么作用——不同于它作为鼓动者的一种工具的用途——不能算是多余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不把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看作是两个独立的学说。马克思认为前者以一种特殊方式补充后者，从而限定了——更确定了——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的运用方式。这一切决定着社会结构，并通过社会结构决定一切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整个文化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动向。但是，在一切非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由阶级——两个阶级——来规定的；社会阶级是真正的登场人物，同时又是通过阶级来影响一切其他事物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逻辑的 直接 产物。这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说成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狭义的经济现象。因此他就使自己不能对于阶级具有深入的了解，但在他的分析图式里，由于他给阶级以这样一个地位，他就无可选择而只好如此了。

另一方面，马克思想用给阶级划分下定义的同样笔调给资本主义下定义。稍微思考一下，读者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自然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分析战略上一个大胆的做法，它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样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实质上与社会阶级的存在或不存在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根据定义，成为除了原始集团以外唯一可能的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巧妙的同语反复的说法，除了马克思所选择的阶级 和 资本主义的定义——根据生产手段私人所有制做出的定义——以外，任何其他定义都不能给予同等圆满的保证。这样，就只能有两个阶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从而对一切其他划分原则，即便是更为说得通的，也不得不加以忽视或低估，或把它化成为这个定义。

对上述意义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敌对关系的夸大，又超过了对两个阶级之间分界线的肯定性和重要性的夸大。对于任何没有因惯于摸弄马克思念珠而有偏见的人来说，在普通情况下，两个阶级的关系显然主要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任何相反的理论多半只能依靠一些病态的事例作为证明。在社会生活里，除了极少的情况以外，敌对与和谐当然都是普遍存在的，二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但我几乎倾向于说，老的协调说法，虽然它也满是胡说八道；但它的胡说八道程度，比马克思所创造的工具所有者和工具使用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说法要小些。但是，马克思在这里也是别无办法，这不是因为他要得到革命的结论——他可以从几十种其他可能的方式同样圆满地得到这些结论——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分析的要求。 如果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带来社会主义黎明的手段， 如果 只能有那两个阶级的话，那么它们的关系原则上就不得不是敌对的，不然他的社会动力论就将没有力量。

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即根据私人控制生产手段的制度来给资本主义 下定义 。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机械学 却是由他的经济理论提供的。这一经济理论要说明，包括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里的社会学数据，是如何通过经济学上的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来得出的，以及它们恰好产生出最后要破坏自己的组织结构，同时为另一种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这种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把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各概念联系在一起，借以整理一切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具有共同的特点。因此，它不仅是只解释一种现象而不解释其他现象的关于一种个别现象的理论。它具有一种有机体的功能，这种功能对于马克思体系比用以解决眼前问题的成功措施要重要得多。如果要理解像马克思这样有能力的分析家如何能够容忍这种理论的缺点，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功能。

从来总有一些热心家欣赏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阶级理论。但更容易理解得多的是所有那些人的心情：他们欣赏马克思的这一整个理论的威力和伟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几乎不论它的组成部分有多少缺点都概加宽恕。我们也将尝试对它加以评价（第四节）。但首先我们必须看看马克思的经济机械学如何执行他的总计划所给予它的任务。 7ZkRBl0zNgSSUs1sBkqYKK8hkRn1FQxi4QOszry8ON76YeJ+I4StmLGbWwTAz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