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些篇论文是在1910—1950年这40年期间里写出的，最早的三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是用德文写的，其余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论文以外，它们或是在某一经济学家逝世的时候，或是在某种纪念日的时候——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发表50周年纪念，帕累托诞辰100周年纪念——为几个经济杂志写的。熊彼特认为它们是为特定的纪念日仓促赶写成的，没有集刊成书的价值。但是许多人需要它们，因为原来发表它们的那些杂志难于得到。所以，他在逝世（1950年1月）前几个月，最后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

这十篇主要论文，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以外，都是熊彼特自己选择的。1949年6月，即《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00周年以后不久，为了纪念这篇名著，他给《政治经济学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论文。他原先打算把这篇论文选入本书。现在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即“马克思学说”代替了它，因为这篇文章对于作为先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的马克思，做了更全面的论述。我非常感谢卡斯·坎斐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慷慨允许将“马克思学说”选入《十大经济学家》里。我同时借此机会感谢《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杂志》和《计量经济学》的编辑和出版者，因为他们同意把原先在他们刊物上发表过的这些论文选入本书。本书所选入的部分论文原先发表在早期德文《国民经济杂志》上，现在这一刊物已经停刊，我就无从感谢了。

附录中关于克纳普、维塞尔和鲍尔特凯维兹的三篇短文，是由于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议而被选入的。他认为这三篇短文应当再发表，并且应当和其他传记论文一道选入本书。这三篇短文是为《经济学杂志》写的。从1920年到1926年熊彼特是这一杂志的奥国通讯编辑，从1927年到1932年又是该杂志的德国通讯编辑，1932年他离开波恩大学去了哈佛大学。

著者和这些篇传记论文的主人公之间大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不仅推崇他们的作品，而且，除了一个例外，他都认识他们，并且同其中一些人的私人友谊很亲密。这一例外又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和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企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日文版的序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所以有别于同时代和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所持的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此外，在《经济分析史》手稿里我们看到：“在他（马克思）的主导思想里，经济发展一事不像当时一切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静态学的附属物，而是中心问题。他把他的分析力集中于阐明由于自身内在的逻辑而变动的经济过程，如何不断地改变社会体制——实际上即整个社会。”这种看法是他们共有的，但却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

熊彼特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它的发展决定于看法与技术。正如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那样，他也推崇只见过一次面的瓦尔拉的纯粹经济理论。在《经济分析史》里关于后者他说：“……经济学是一辆庞大的公共汽车，它运载着兴趣和能力难以互相比较的许多乘客。但是就纯粹理论来说，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的优点和古典学派的综合的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唯一可与理论物理学的成就比美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瓦尔拉各走一个极端：前者企图合理地说明经济变迁；后者给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在经济学的历史中第一次有效地采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对于历史和纯粹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大量搜集的实际资料，社会学和统计学，都极为欣赏，并认为有用。这是他的特色。这种广泛兴趣也反映在这些篇传记论文之中。

他在维也纳求学的时候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与维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创始人。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只见过他一两次。但这些篇论文的著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讨论班上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其后，关于利息率问题他和庞巴维克进行了著名的论战（见《国民经济杂志》，1913年）。1921年庆祝维塞尔七十诞辰时，他是三位发言人之一。

虽然他对于自己受熏陶的奥地利学派的著作看得很高，但对于发展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却更有兴趣，那就是由于瓦尔拉著作而产生出来的洛桑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学派的真正创始人是接替瓦尔拉在洛桑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的他的杰出学生帕累托。直到最近，对于英美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是太“数学化”和“理论化”了。同时英美的经济学家认为阅读用其他文字写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有困难（也许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在早年就得到两位第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希尔和H.L.穆尔。本书的十篇论文中有三篇是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希尔的。在关于帕累托的论文的一个脚注里，熊彼特描述了一次集会，会上谈论着各派经济学家，帕累托对于欧文·费希尔给予很高的评价；熊彼特说：“当我听到他（帕累托）对于（费希尔的）《资本与收入》给予很高的评价时，真是出乎意料。”

1906年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熊彼特到英国去了几个月。他拜访了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在1907年他第一次会见了马歇尔。熊彼特在1933年12月给《经济学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凯恩斯《传记论文集》的书评，在一个附注里简短地描述了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关于马歇尔的论文时，他写道：“当我在1907年隔着早餐桌望着他（马歇尔）时，我对他说，‘教授，在我们谈话之后，（关于我的科研计划）我真觉得我就像一个轻率的恋爱者一心要进行冒险的结婚，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伯想说服我断了这个念头’。他回答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要是可为的话，伯父的劝诫就无用了’。”本书里熊彼特自己的论文表明他对马歇尔的著作是如何地重视。当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之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在1941年7月19日从英国剑桥寄来的一封短信。信里说：“我刚刚收到《美国经济评论》。我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你所写的关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发表五十周年的评价。我一向就知道你对于他的著作是如何赞赏。我很高兴你趁此良机热烈而恰当地表达了你的赞赏。这篇论文的最末一段尤其使我欣慰。我也和你同样欣赏凯恩斯先生的《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熊彼特在1913—1914这一学年作为奥国交换教授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可能是第一次和这些篇论文中所讨论到的美国经济学家（陶西格、费希尔、米契尔）会面。在此之前，他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并至少和陶西格通过信。1912年11月27日陶西格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写给他一封信，信中称赞了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并讨论了他所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争议，但是我的倾向是从一个更为实际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陶西格在提出供给图表的一些画法以后又继续说：“我很想把同样论证应用于劳动，就像应用于资本与土地一样，并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我已经拟出来讨论这一题目的一篇长文的大纲。你当然知道我的朋友J.B.克拉克进行这种论证，以及稍晚一些时候欧文·费希尔更仔细地进行这种论证的情形。关于这一论题还没有得出最后结论。我并不如此放肆地认为我自己能够得出这一结论，但是我希望对这一题目有所贡献。”这样开始的友谊一直继续到1940年陶西格逝世的时候。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最初几年（1932—1937年），他和陶西格一起住在斯考特街二号。

同样，他既推崇欧文·费希尔和韦斯利·米契尔，也和他们有感情。他和费希尔共同创立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到费希尔在纽黑文的比较朴素的家（那里烟、酒、咖啡，并且我相信连肉都罕见）中访问时，这两个朋友间饶有许多趣事，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特别煮的。阿尔及尔大学G.H.布斯克教授在法文《政治经济学评论》1950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里曾经描述过这次纽黑文的周末谈话。本书里纪念韦斯利·米契尔逝世的论文，是在熊彼特自己逝世前一两个星期才完成的。米契尔和熊彼特都研究商业循环。他们都相信，为了有效地研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一现象，需要调查分析最广泛的实际资料。熊彼特辛勤地搜集他自己的资料，而且几乎没有别人帮助搜集，因为这是他的工作方法。但他对于能够组织全国经济研究局，并明智而有效地应用它的资料的人给予了最大的赞赏。

虽然凯恩斯很久以来就是《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之一，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这一杂志的奥国通讯编辑，但是到1927年他才和凯恩斯会面。由于一些难以解释的理由，他们两位的关系，不论从个人说或从专业说，都是不太密切的。

关于论述瓦尔拉、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那三篇文章的翻译，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困难。正如保罗·斯维济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的序言里所指出的，也正如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所指出的，熊彼特的德文风格特别难以翻译。哈伯勒说：“他的有些复杂的文学笔调，也许可以最好地形容为‘奇异的格式’。这种笔调能恰当地表达出他的思想的复杂结构。它的特征是长长的句子，许多修饰短句，修饰语再加修饰语，诡辩式的词义区别。正如人们会想到的，他的文体特点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别显著，因为德国语言更便于表现出复杂的结构。”熊彼特也知道这一事实，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论文，他认为那篇论文太长了，为了便利英语读者起见，必须删减和改写。他强调指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论文，比原来的篇幅约删减了一半。删减工作是由哈伯勒和译者——著者从前的学生赫伯特·查森浩斯教授——共同进行的。为了他们的关怀和慷慨的帮助，我愿意在这里感谢哈伯勒教授和三位译者（沃尔夫根·斯托尔培尔、汉斯·辛格和赫伯特·查森浩斯）。我也要感谢保罗·斯维济，他和我一道读过全部译文，还在许多地方帮助我润色文字和澄清含义。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译文中直译或含义模糊的段落，我不得不冒昧地加以改动。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论文特别是如此。因此，译文中的任何缺点都是我所造成的，因而只能由我来负责。

其余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这次是按照原来发表的文章重新刊印的。除了改正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保证技术细节诸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和附注排列的格式一致而做了一些小的变动以外，没有做任何其他改动或修订。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
康涅狄格，大康尼
195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