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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政通人和，普天同庆。在中国的传统纪年中，60年是一个甲子，吉祥如意，最可纪念。而新中国的60年，更以其空前巨大的历史进步，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书写下壮丽篇章，尤其值得我们去纪念、去总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7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10年，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在第二、三两个阶段间，有一个两年的过渡时期，就这两年间拨乱反正的主要内容而言，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地位，初步建立起新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第二个阶段，由于反科学的“影射史学”的倒行逆施，历史唯心主义泛滥成灾，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尊严和创造性劳动遭到了践踏和摧残，中国历史学走了很大的弯路。第三个阶段，在经历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历史学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迎来了中国历史学的春天。尤其是200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在全国范围的实施，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这是中国历史学经历“文革”10年的破坏之后，从复苏走向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历史学为新中国的下一个60年大发展、大繁荣积聚力量的重要阶段。
新中国历史学的60年，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失误，特别是经历“文革”10年的挫折，留下了许许多多沉痛的教训，但是就其总体而言，成就卓著，业绩辉煌，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这60年的主要成绩，我们可以大致整理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确保中国历史学始终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前进。在建立中国历史学新的学科体系的艰苦历程中，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紧紧团结顾颉刚、陈垣、陈寅恪、徐中舒、唐长孺、郑天挺、荣孟源、罗尔纲、吴于廑等众多学贯中西、造诣精湛的史学大师，建树了卓越的历史功勋。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之下，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于教学和研究实践，努力投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史进程的史学工作者，一代接一代地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历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一大批学业专精、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历史学科的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精进不已，成长为前途无可限量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为研究中心，系统地梳理数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广大史学工作者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论证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第三，弘扬中华文化，整理文化典籍。60年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一批又一批的历代史籍和文化典籍得到了系统完整的整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一大批埋藏地底、尘封暗室和流失海外的历史文献陆续问世，得到精心整理。广大史学工作者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相结合，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以史为镜，资政育人，形成了为实现新时期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奋斗的共同认识。
第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学术研究的思想束缚和人为桎梏已经打破。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不断推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走向深入。广大史学工作者将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相结合，努力开拓新兴学科，实现史学方法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既维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和谐民主的良好学术环境已经形成。
第五，学风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共同的时代呼声。急功近利、短视浮躁、剽窃抄袭等不良学风和不端行为，犹如过街老鼠，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唾弃和谴责。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严谨笃实、开拓创新、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正在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执着追求。
如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一样，历史学既有与其他学科相同的科学属性和学术规律，同时又因其自身的学术个性而具有独特的学科属性和特殊的学术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历史学的60年，正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学科属性认识不断深化，尊重和遵循历史学学术规律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30年前，已故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对我的一次教诲，令我铭刻在心，终身不忘。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一个冬日，当时郑老正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下榻于复兴门外海军大院。这天晚八时，我应约前往海军大院拜谒。此后的一个小时中，老人家不顾83岁高龄，详细询问了我在历史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并就我日后的研究方向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教诲。
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郑老说，历史学是一门很务实的学问，讲究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千万不可脱离实际，空发议论。因此，要刻苦读书，不断积累知识，充分占有史料，努力学会正确驾驭史料。
第二，关于治史方法论。郑老说，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千姿百态，一定要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切忌把历史问题简单化。观察历史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努力学习辩证法，学会广泛联系。研究历史现象，既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还要看到东南西北、四面八方。
第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不要苛求古人，要学会设身处地，把研究对象放到他所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郑老说，当前，一些同志有兴趣作翻案文章，固然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都有一个不断认识的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大是大非是不能含糊的。譬如说吴三桂的评价问题，民族气节这样的大是大非不能不讲，这是个铁案，不能翻。又如顾炎武，他是著名的明遗民，郑老说，康熙七年的莱州诗狱，顾炎武由北京南下济南投案，所呈诉状用什么纪年？是用崇祯，还是康熙，还是不加年号的干支？临别，老人家特地叮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找到答案，你可以注意找一找。
郑老30年前的教诲，既讲了历史观，也讲了方法论，还讲了具体的历史个案，之后的30年间，始终是我学史、读史、治史的指南。唯深感愧疚者，则是老人家就顾炎武生平叮嘱我寻找答案的问题，直到郑老去世10余年之后，方才有了结果。据山东《颜氏家藏尺牍》一书载，康熙七年，顾炎武南下济南投案，曾有手札一通致颜修来，该札之后，附有顾炎武手书诉状一纸，所用纪年正是“康熙”。这就是说，身为明遗民的顾炎武，在被迫同清地方当局发生往还的时候，并没有用明朝的崇祯纪年，也没有用不加年号的干支，而是用了当时的年号康熙。我想郑老当年抑或已经估计到这样的历史可能性，只是苦于无法觅得证据，所以才把问题交给我。老人家的用意，正是为了让我在治史实践中，学会不要苛求古人。
《礼记》的《学记》篇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作“学然后知不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文献山积，汗牛充栋，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总结和整理这些宝贵财富，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于今日及尔后社会的发展，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我们既然选择治史为毕生的事业，一生有读不尽的书，学不尽的知识，做不尽的学问，就应当永远以孜孜求学的学子心志，刻苦读书，精进不已。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30年间，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一个和平发展的泱泱大国，正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信心百倍，迈向未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为了同心同德、聚精会神地承担起这样一个光荣的时代责任，我谨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与史学界的同志们共勉。
首先，是一个学习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需要伟大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伟大理论的时代。新中国稳步前进的60年，尤其是近30年的巨大历史进步，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真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体系完整，是指引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学习，首先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著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应当在史学工作者队伍中大兴学习之风，倡导认真读书，刻苦钻研，使之蔚成风气，影响全社会。我们要通过这样的学习，统一意志，形成共识，从而焕发出理论创新的强大力量。这是当前必须进一步切实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抓住根本，才能纲举目张。
其次，是一个实践问题。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选取关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去展开研究。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调查国情，了解国情，研究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呼声，当好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善于学会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理性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彻底，最终是要由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来检验的。
再次，是一个立场问题。今天的世界，同20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日益趋向一体，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又赋予这种一体以不同于霸权时代的深刻内容和鲜明特征。在当今的世界，认识和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往往都不能同这样一个时代特征割裂开来。因此，我们既要立足国情现实，又要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学会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认识和解决历史学发展中的问题，勇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掌握学科前沿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当前，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还是很不够的，这方面的人才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样一种局面，理所当然要下大力气，制定切实规划，认真扭转过来。
复次，是一个胸襟问题。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现象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用瞬息万变来形容，或许也不过分。我们史学工作者受到客观条件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对形形色色社会现象的认识，往往跟不上认识对象的千变万化。不仅如此，而且就是对同样一个人、一个现象、一件事情，由于我们的立足点不一样，观察角度不一样，具体所处的时间空间不一样，每每会形成不同的认识，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善于学会尊重不同意见，听取不同声音，摆事实，讲道理，多协商，多沟通。只要工作做细了、做好了，共识还是可以达成的。即使有些分歧一时难以弥和，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古代先哲讲的“和而不同”，“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最后，是一个境界问题。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新中国60年的建设，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要缩短这样一个差距，需要中华民族为之付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一代接一代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这是一个必须清醒正视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满足于所谓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恭维，盲目乐观，忘乎所以。还是以脚踏实地，韬光养晦，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宜。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这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长远发展方针。孔子讲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叫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无论办什么事情，讲什么道理，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从世界的严峻局势出发，居安思危，忧患在胸。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古代哲人追求的修身境界。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这样的追求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我国一代接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刻苦治学，甘贫甘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推进，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我们必将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原载《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