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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两周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萦回耳际，历历在目。案前，是郑老生前送给我的著述和他那一封封激励我求学上进的书札。面对着老先生的遗物，不禁潸然泪下。在此，谨将郑老于1980年9月11日晚，对我的一次教诲记录稿，稍作整理，提供给史学界的师长和同志们。
当时，郑老正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在当天虽已闭幕，但因次日尚要参加全国史学会理事会，故而先生未曾离京。我那个时候，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当晚8时，我进入郑老下榻的海军招待所133号房间。郑老首先对我来看望他表示感谢，随后，便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我关于毕业论文选题和准备情况的汇报。在汇报过程中和汇报结束后，郑老谈了如下的话：
这次在天津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谈到了顾炎武的评价问题。有同志认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也有同志不同意这样的估计，认为是顾炎武。这是这次讨论会所争鸣的一个问题，其他还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各抒己见，讨论得很热烈。总的说来，天津讨论会开得不错，给人很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展开了争鸣。历史科学本身是在争鸣中产生，更是在争鸣中发展的。当前，史学界争鸣的气氛逐渐浓起来了，但是还很不够，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你们年轻人，要学会争鸣，要善于争鸣，在学术争鸣中去培养自己的才干。不过，你应当记住，我这里所说的争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开展的科学争鸣。离开了正确思想的指导，那样的争鸣，是不会有益处的。我们要搞好争鸣，就要加强理论学习，踏踏实实地、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也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现在，有一种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这不好，应当引起注意。
你对顾炎武的研究，可以把学风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他为学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我看是很有价值的，顾炎武影响后世最深远的，也就在于这个地方。王夫之、黄宗羲的为学，也都有这样的特点，这是应当把握住的。搞思想史，杨向奎先生是专家，杨先生学识渊博，你要好好跟随他学习。
清代270余年间，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首先，清代的民族关系问题，这就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清代的统治者，尤其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是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有什么得失？哪些可以借鉴？这些问题你想过吗？这全是要认真花功夫解决的问题。当然，你的文章很可能不会涉及这些问题，但是，至少要涉及民族意识的评价问题。清初三大师，都有一个民族意识问题。怎样评价他们的民族意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脱离清初的具体历史条件，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在清军入关以前，国内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入关以后，民族矛盾曾一度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应当否认。大体说来，在清军入关以后的10年间，即1644年到1653年，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它并没有直线上升，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和缓。入关后的11至15年间，即1654年到1658年，主要矛盾逐渐向阶级矛盾转化。15至20年间，即1659年到1663年，随着清政权的逐渐巩固，阶级矛盾遂取代民族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基于这样的估计，对清初思想家的民族意识、反清思想，我们一方面既要看到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同时，另一方面对它的历史进步作用也不可忽视。那种对民族意识、反清思想一概否定的态度，我是不大赞成的。但是，把民族意识评价得过髙，褒扬过了头，也就违背历史真实了。我们同样不能赞成。过去的不少研究者，太强调顾亭林的民族意识，说了好些过头话。你的文章在这方面要注意，要把分寸掌握好。
就拿康熙初年的莱州诗狱来说吧，顾亭林被牵涉进去，还坐了牢。试问，既然有人说他不承认清王朝的统治权，那么，他为什么要到山东去投案？他到济南投案，不会没有呈文。呈文用什么年号？能用干支纪年吗？我看不大可能。不论呈文怎么写，只要用了清朝的年号，那就叫作奉正朔，也就是说不是否认现政权了。再说，他穿什么服装去呢？能穿明代文人的服装吗？看来是不可能的，那岂不是自己去献脑袋吗？我说的虽然只是一些小问题，但是可以由小及大，不应当忽视。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对于我们解决大的、中心的问题，是必要的，是有好处的。
历史研究就是这样，要善于紧紧抓住中心问题，去解决那些与之有关的细小问题。这就叫作广泛联系。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应当详细地占有材料，广泛地进行联系，多想一些问题，多提出一些问题。广泛联系，这不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当忠于事实，忠于真理，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要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对那些一时无法考订清楚的问题，可以存疑，但是要提出问题来。提出问题，这是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一步。
其次，对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要进行深入研究。譬如对雍正帝的评价，前人有偏见，我们要把它驳正过来。清世宗是清代前期政治舞台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要深入研究他。对乾隆帝的研究也要深入。过去，我们对清初的研究比较多一些，可是对中叶以后的历史，研究就很不够，越往后越薄弱。嘉庆、道光两朝，更是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你问吴三桂有没有研究价值，我看，吴三桂这个人本身，在历史上是没有价值的。由于他既叛明降清，后来又反清作乱，可以说是劣迹昭著。所以，明末人、清人都没有对他进行过深入研究。但是，清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同他都有关联，因此，把他罪恶的一生做一番整理，还是可以的，是应当做的工作。你在整理中，可以读明清两朝的《实录》、朝鲜的《李朝实录》。另外，还可以读《皇明从信录》《山中闻见录》等书。日本人写过一本书，叫《华夷变态》，这本书当中，记载有吴三桂起兵时的情况，可以读一读。吴三桂乱起之初，他的军事实力相当强，短短几个月，便由云南打到湖南，不得了得很。但是，到了湖南，他畏缩不前了，再也不敢北进。单就用兵上说，这就是军事上最大的失策。如果他北进中原，那么，清王朝的统治能否保持得住，会是大有疑问的。当时，形势对清廷很不利。北方有蒙古贵族的叛乱，南方有三藩之乱，腹背受敌，危险已极。可是，吴三桂军事上的无能，却不能把取得的胜利巩固下来。过去，有人说吴三桂骁勇善战，很会打仗，其实，他在军事上是并不高明的。
与吴三桂同时的洪承畴，这个人你倒是可以搞一搞。此外，多尔衮也要深入研究，他在清初举足轻重，不可忽视。
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随心所欲地苛求前人，或者是抬高古人。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能肯定多少，就肯定多少。前些年，“四人帮”为祸，搞历史唯心主义，好的，无一不好；坏的，则一塌糊涂。史学界被弄得乌烟瘴气。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深刻记取。
编纂《清史》，这是我国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清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同志通力合作。我目前身体还不错，估计还能和同志们一道工作几年。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和大家一起把《清史》编写出来，我也就安心了。
郑老几乎不间断地谈完上述话，时针已经指到9时整。虽然他神采奕奕，毫无倦意，但是毕竟年事已髙，额上不觉泛起点点汗珠。为不致让先生过于劳累，我便起身告辞。郑老亲自送我到大楼门口。临别，先生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你们年轻人，任重道远。我希望你在清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奋斗不息。”
几年来，我遵循郑老的教诲，试图沿着他所开启的为学路径走下去。但是，玩愒时日，学无所成，有愧于先生的期望。好在承清史学界诸师长不弃，使我得以参加《清代通史》及《清代人物传》的撰写。能为完成郑老的未竟之志而贡献绵薄之力，这大概就是我所能用以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的唯一的汇报。
原载《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