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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历史学院各位朋友的抬爱，让我来天津参加纪念郑老120周年冥诞，缅怀老人家毕生对中国历史学，尤其是对明清史学科的开拓、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而且还给了我发言的宝贵机会。
今天，我向各位就只讲一句话，两个字，就是“感恩”。感谢郑老对我的培养、教育的深恩！说到这里，朋友们或许会问我：你既没有在南开念过书，又不是郑老的入室弟子，何从谈老先生对你的培养、教育？在此，请允许我回忆一段42年前的往事。
1977年8月，郑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建议十年浩劫刚刚过去，“四人帮”为祸还没有清除，呼吁要恢复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历史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呼吁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这篇文章，我拜读之后，也不知天高地厚，就给郑老写了封信，谈了我“文革”期间在昆明的处境，谈了我的愿望。我没想到，老人家很快就给我回信。而且，就安排我到北京来学习的事，曾经两次给我亲笔写信，最后还专门发了电报，电报很简单，就是“欢迎报考南开大学”。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能说郑老对我的培养、教育。
由于这几十年来，南北转徙，不断搬家，所以郑老当年给我的那两封亲笔信，可能搬家时夹在书里，暂时找不到了。不知当年郑老留没留下底稿？克晟先生有可能的话，可以查一查。那封电报稿，或许在电报局还能查到。现在我满屋都是书，遍地都是，只有等以后把书捐给国家，年轻同志去整理的时候，或许会把郑老的两封亲笔信找出来。这里，我要感谢克晟先生和傅先生，感谢你们把我当年给郑老的五封信都妥善地保留下来，而且还让孙卫国教授复印后寄给我。
所以，这一段历史，对我个人来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终身受益。而且可以说，对我们当代的学术史，或许也是可以写一笔的。
至于以后郑老在东村42号给我的教育，郑老在北京海军大院招待所对我的教诲，那已经体现在我这40多年学史、治史、用史的实践当中，也体现到今天我们历史研究所“求真务实”这四个字的治所方针上。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