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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
——庆贺冯天瑜教授 80华诞

17世纪中叶的明清更迭,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又一个大动荡时代。晚明的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社会失序,导致明王朝为农民大起义埋葬;旋即清军入主中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高压的一度肆虐,以及西方宗教神学和天文历法传入的冲击,诸多历史因素的交会,酿成中华文化传承断裂的深刻危机。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生当其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秉持“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发出“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为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发培元固本之先声,也为迄于今日的中华学人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天下”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下”这一词语由先秦一直沿用到今天。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既具有后先相承的一贯性,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显示出不尽一致的人文内涵。

先秦时期,“天下”一词以地域概念而出现在历史舞台,它每每与“国家”并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从这一段话可见,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天下国家”是一种社会的流行话语。至于其具体所指,自东汉经师赵岐为《孟子》一书作注以来,早已形成历代学者的共识,那就是:“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 这就是说,所谓天下,讲的乃是周天子之治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由汉唐一直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所谓天子已经不复存在,而“天下”之所指,也就不再是周天子之治下,而成为封建帝王专制的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朕即国家”的专制帝王话语,充分反映在此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天下”与“国家”趋于合一的历史实际。

回顾从先秦到明清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天下”这样一个行之久远的词语,从它以地域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同样是先前说到的《孟子》一书,其中还记录有孟子对齐宣王讲过的一句话,叫作“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执政当国者应当与民众同忧乐。显然,此处的“天下”一语,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它还包含着关怀民生疾苦的人文意识和社会责任。换句话说,这里的“天下”一语,其后实际上省略了“民众”或者“民生”二字。尔后,伴随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充实、深化,到魏晋隋唐间,便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而载入官修史书之中。北宋中叶,范仲淹发展了“天下”一语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更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

二、“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

“保国”“保四海”“保天下”,这是我国先秦哲人所往复讨论的古老命题。秦汉以降,历代学者和思想家继承先人的思想遗产,返本开新,精进不已。南宋初,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汉唐诸儒之后,取得了集大成式的创获。明清之际,顾炎武崛起,面对中华文化遭遇的传承断裂危机,他冲破“家天下”的固有格局,立足维护数千年礼乐文明的优良传统,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

在所著《日知录》卷13“正始”条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讲的这段话,开宗明义,揭出他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古老的“保国”和“保天下”,而且是现实的“亡国”和“亡天下”。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去把握“亡国”和“亡天下”的不同含义呢?对于“亡国”,顾炎武的回答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这样的答案明白晓畅,只要稍有朝代更迭常识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而何谓“亡天下”?顾炎武的回答,形式上几乎是在转述《孟子·滕文公下》的话语,实则立足新的时代环境,从文化传承的宽阔视野,赋予儒家经典以崭新的历史意蕴。孟子当年,在回答他人“好辨”的质疑时有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同孟子当年的这一回答相比,在顾炎武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孟子指斥杨朱、墨翟“邪说诬民”一类的话语,已经被略去。此其一。其二,孟子当年虽然道出了对“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深深忧虑,但是并没有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做出明确的定义。顾炎武的超迈前贤之处则在于,他从明清之际的历史实际出发,不仅以“仁义”二字来赅括数千年的中华礼乐文明,而且破天荒地指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正是由上述讨论合乎逻辑的发展,顾炎武得出他的时代之问的结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就是说,同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专制政权相比,“保天下”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是文化根脉之所在,因此,它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也唯其如此,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专制政权,说到底无非是当权的帝王和大臣们的事情。而维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则是全体民众责无旁贷的共同责任。

三、可贵的历史启示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以文化传承的宽阔历史视野,弘扬中华数千年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使“天下”一语的人文内涵在明清之际实现划时代的升华,最终形成“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时代最强音。在清初社会由乱而治的历史进程中,顾炎武的卓然睿识和震聋发聩的呐喊,不胫而走,浸润朝野,与一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不谋而合,共同促成清廷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凝聚力的抉择。

顾炎武及其同时代众多思想家的努力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都必须具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力量的选择会因时因地而各异。然而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明确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面。具体就清朝初叶而言,无论是世祖也好,还是圣祖也好,最初都选择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谋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社会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准则。尔后,随着封建统治者儒学素养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子学独尊的历史道路。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使清初统治者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维系人心的有效工具。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清廷抹杀了理学的哲学思辨,把经朱熹阐发的博大思想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言行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导致清初统治者否定了王阳明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光辉。其恶劣后果,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引向极端,终于铸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历史悲剧。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记取的。

晚清七十年,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和屈辱。为了救亡图存,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思想家接过顾炎武留下的思想遗产,使之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呐喊提炼为八个字的历史箴言,就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的历史箴言,既准确地把握住顾炎武思想的文化精髓,又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昭示了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讲责任、重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品格。从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便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标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三省。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闸北,挑起淞沪战火。面对侵略战火,国土沦丧,章太炎不顾年高,以炽热的爱国热忱愤然北上,取道青岛、济南、天津,直抵北平,一路唤起民众,抗敌御侮。所到之处,太炎先生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倡导读史,表彰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人为学之道。他号召广大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 南归之后,太炎先生移居苏州,抱病向民众宣讲中国历史、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勉励青年学子以一方先贤范仲淹、顾炎武为楷模,沐浴膏泽,振奋民志。他指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特别强调:“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

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到章太炎以“注意全国之兴亡”为“读史之要义”,时间虽然已经相去二百多年,但是其间却有一任何力量所无法割断的根脉。这条无形的根脉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关怀、珍爱和维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历史自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捍卫者,而且还是晚近中华学人文化自觉的卓越先驱,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开风气者。

原载《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2期 QWDOlN/jTFPu8sOg8RqTxt1Tkk7sXvNSjSkzS6zJf/ak9qcXw77r0EJk9tvpg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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