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80华诞
17世纪中叶的明清更迭，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又一个大动荡时代。晚明的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社会失序，导致明王朝为农民大起义埋葬；旋即清军入主中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高压的一度肆虐，以及西方宗教神学和天文历法传入的冲击，诸多历史因素的交会，酿成中华文化传承断裂的深刻危机。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生当其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秉持“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发出“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为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发培元固本之先声，也为迄于今日的中华学人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下”这一词语由先秦一直沿用到今天。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既具有后先相承的一贯性，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显示出不尽一致的人文内涵。
先秦时期，“天下”一词以地域概念而出现在历史舞台，它每每与“国家”并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从这一段话可见，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天下国家”是一种社会的流行话语。至于其具体所指，自东汉经师赵岐为《孟子》一书作注以来，早已形成历代学者的共识，那就是：“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
这就是说，所谓天下，讲的乃是周天子之治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由汉唐一直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所谓天子已经不复存在，而“天下”之所指，也就不再是周天子之治下，而成为封建帝王专制的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朕即国家”的专制帝王话语，充分反映在此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天下”与“国家”趋于合一的历史实际。
回顾从先秦到明清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天下”这样一个行之久远的词语，从它以地域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同样是先前说到的《孟子》一书，其中还记录有孟子对齐宣王讲过的一句话，叫作“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执政当国者应当与民众同忧乐。显然，此处的“天下”一语，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它还包含着关怀民生疾苦的人文意识和社会责任。换句话说，这里的“天下”一语，其后实际上省略了“民众”或者“民生”二字。尔后，伴随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充实、深化，到魏晋隋唐间，便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而载入官修史书之中。北宋中叶，范仲淹发展了“天下”一语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更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
“保国”“保四海”“保天下”，这是我国先秦哲人所往复讨论的古老命题。秦汉以降，历代学者和思想家继承先人的思想遗产，返本开新，精进不已。南宋初，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汉唐诸儒之后，取得了集大成式的创获。明清之际，顾炎武崛起，面对中华文化遭遇的传承断裂危机，他冲破“家天下”的固有格局，立足维护数千年礼乐文明的优良传统，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
在所著《日知录》卷13“正始”条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讲的这段话，开宗明义，揭出他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古老的“保国”和“保天下”，而且是现实的“亡国”和“亡天下”。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去把握“亡国”和“亡天下”的不同含义呢？对于“亡国”，顾炎武的回答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这样的答案明白晓畅，只要稍有朝代更迭常识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而何谓“亡天下”？顾炎武的回答，形式上几乎是在转述《孟子·滕文公下》的话语，实则立足新的时代环境，从文化传承的宽阔视野，赋予儒家经典以崭新的历史意蕴。孟子当年，在回答他人“好辨”的质疑时有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同孟子当年的这一回答相比，在顾炎武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孟子指斥杨朱、墨翟“邪说诬民”一类的话语，已经被略去。此其一。其二，孟子当年虽然道出了对“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深深忧虑，但是并没有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做出明确的定义。顾炎武的超迈前贤之处则在于，他从明清之际的历史实际出发，不仅以“仁义”二字来赅括数千年的中华礼乐文明，而且破天荒地指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正是由上述讨论合乎逻辑的发展，顾炎武得出他的时代之问的结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就是说，同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专制政权相比，“保天下”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是文化根脉之所在，因此，它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也唯其如此，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专制政权，说到底无非是当权的帝王和大臣们的事情。而维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则是全体民众责无旁贷的共同责任。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以文化传承的宽阔历史视野，弘扬中华数千年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使“天下”一语的人文内涵在明清之际实现划时代的升华，最终形成“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时代最强音。在清初社会由乱而治的历史进程中，顾炎武的卓然睿识和震聋发聩的呐喊，不胫而走，浸润朝野，与一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不谋而合，共同促成清廷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凝聚力的抉择。
顾炎武及其同时代众多思想家的努力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都必须具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力量的选择会因时因地而各异。然而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明确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面。具体就清朝初叶而言，无论是世祖也好，还是圣祖也好，最初都选择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谋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社会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准则。尔后，随着封建统治者儒学素养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子学独尊的历史道路。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使清初统治者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维系人心的有效工具。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清廷抹杀了理学的哲学思辨，把经朱熹阐发的博大思想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言行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导致清初统治者否定了王阳明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光辉。其恶劣后果，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引向极端，终于铸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历史悲剧。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记取的。
晚清七十年，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和屈辱。为了救亡图存，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思想家接过顾炎武留下的思想遗产，使之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呐喊提炼为八个字的历史箴言，就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的历史箴言，既准确地把握住顾炎武思想的文化精髓，又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昭示了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讲责任、重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品格。从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便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标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三省。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闸北，挑起淞沪战火。面对侵略战火，国土沦丧，章太炎不顾年高，以炽热的爱国热忱愤然北上，取道青岛、济南、天津，直抵北平，一路唤起民众，抗敌御侮。所到之处，太炎先生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倡导读史，表彰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人为学之道。他号召广大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
南归之后，太炎先生移居苏州，抱病向民众宣讲中国历史、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勉励青年学子以一方先贤范仲淹、顾炎武为楷模，沐浴膏泽，振奋民志。他指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特别强调：“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
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到章太炎以“注意全国之兴亡”为“读史之要义”，时间虽然已经相去二百多年，但是其间却有一任何力量所无法割断的根脉。这条无形的根脉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关怀、珍爱和维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历史自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捍卫者，而且还是晚近中华学人文化自觉的卓越先驱，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开风气者。
原载《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