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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四五年前，承龚书铎先生
盛谊，安排祖武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请益，得悉龚先生拟率诸位高足结撰《清代理学史》。不意数年过去，书铎先生大稿工竣，祖武竟幸成第一批读者。近日几度聆听龚先生教言，据告书稿已经专家评审通过，将获资助出版，且嘱祖武撰文以记读后印象。祖武不学，于理学知之太少，对龚先生大著之精要，尤无力妄评。好在早年读书，于钱宾四先生之《清儒学案序目》曾经手自抄录。数年前，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蒋重跃教授之约，又将有关读书札记整理成文，题以《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发表。谨删削旧文奉政，既以敬申祝贺之悃忱，亦试与龚先生并诸位高贤做同调之鸣。
钱宾四先生早年论清儒学术，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为姊妹篇。前者付印行世，迭经再版而衣被学人，后者则因稿沉长江，起之无术而引为憾恨。所幸20世纪40年代初，钱先生曾以《清儒学案序目》为题，将后书之大要刊诸《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原稿虽失，精义尚存，实是不幸中之万幸。
依钱先生之所见，观察清代学术，尤其是一代理学，有两个特点最宜注意。第一，“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清代并非“理学之衰世”。
第二，清代理学“无主峰可指”，“难寻其脉络筋节”。
本此而著《清儒学案》，宾四先生以四阶段述一代理学演进。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第二阶段为顺康雍三朝，第三阶段为乾嘉时期，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四朝。
清代理学演进之四阶段，钱先生最看重者为第一阶段。明清更迭，社会动荡，学术亦随世运而变迁。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明清之际诸大儒，在其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啻数百年理学所结出之硕果。因此，钱先生得出结论：“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势之变也。”
较之晚明诸遗老时代略后，则是入清以后之理学诸儒。钱先生认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一个理学为清廷所用，以为压制社会利器之时代。因此，理学中人，无论在朝在野，皆不可与上一阶段相比。乾嘉时代，经学考据之风甚盛，俨然一时学术主流。面对理学之落入低谷，钱先生挥去表象，直指本质，视乾嘉诸儒之沉浸经籍与明清之际诸大儒之回应时势为异曲同工，指出：“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
晚清七十年，理学一度俨若复兴，然而倏尔之间已成历史之陈迹。依钱先生之所见，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之理学，不唯不能与晚明诸遗老相比，而且较之乾嘉亦逊色，充其量不过可以同顺康雍三朝并列。他说：“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竞及于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
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宋明以来之理学，何以会在迈入近代社会门槛的时候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钱先生认为，问题之症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转而益进。相反，路愈走愈窄，直至无以应变迎新而为历史淘汰。钱先生对此尖锐地指出：
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至于理学，自有考亭、阳明，义蕴之阐发，亦几乎登峰造极无余地矣。又得晚明诸遗老之尽其变，乾嘉诸儒之纠其失，此亦途穷之候也。而西学东渐，其力之深广博大，较之晚汉以来之佛学，何啻千百过之！然则继今而变者，势当一切包孕，尽罗众有，始可以益进而再得其新生。明遗之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弃宋明而反之古，故乾嘉之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阙。至于道咸以下，乃方拘拘焉又欲蔑弃乾嘉以复宋明，更将蔑弃阳明以复考亭。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是岂足以应变而迎新哉！
宾四先生之所论，睿识卓然，洵称不刊。
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倡导清代理学研究，开辟路径，奠定根基，历史贡献最称不朽。龚书铎先生承前哲未竟之志，率诸位俊彦精心结撰《清代理学史》，继往开来，令人敬佩。高岗唱新声，层峦起共鸣，新时期的学术史研究，必将创造进一步的繁荣和辉煌。
陈祖武 谨识
2006年7月16日
原载《清代理学史》书末，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