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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好几个月了，然而他那略带泉州乡音的普通话，仿佛不时还在耳际响起；总是泛着微笑的长者面庞，依然还是那么慈祥。甘泉同志没有走，他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中。
1978年10月，我有幸负笈京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追随先师杨向奎先生问清儒学术。当时，虽然未能拜到甘泉同志门下，但是杨向老给我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唯物史观，每每叮嘱，要好好向甘泉同志学习。从此，“甘泉同志”便以榜样而铭记于心，只是苦于没有当面请教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所党委交给我一项研究任务，对80年代的“文化热”进行梳理。于是停下手头的功课，集中读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形成了大致的模糊思路，拟成一份研究提纲。提纲上交以后，一次返所日，甘泉同志与卢钟锋和李新达二位同志一道，约见我商讨研究计划。这是入所10余年第一次接触甘泉同志并聆听他的教诲。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甘泉同志除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外，中心思想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尤其是要进一步认真学好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甘泉同志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认真总结、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复古没有出路，全盘西化，让人家牵着鼻子走，那更是一条死胡同。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我被吸收到国家古籍规划小组参加工作会议。当时国家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好，与会人员往往是两人共用一间宾馆客房。一次在香山饭店开会，我恰好与甘泉同志共住一室。两天的朝夕相处，甘泉同志给我讲了历史所建所以来艰苦奋斗的历史，讲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道理，讲了从郭老到侯外老一代接一代的优良学风，还特别回顾了80年代末历史所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局面。那时，甘泉同志已经从领导岗位卸任，然而突发事件的骤然冲击，致使历史所领导班子处于半瘫痪状态。院党组负责同志几次找甘泉同志商量，希望他能再度出山，收拾困难局面。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泉同志将个人得失置诸脑后，毅然重新挑起治所重担，直到完成新班子的平稳组建。
2004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由中宣部牵头，举全党全国之力，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由于甘泉同志年事已高，院党组把我安排到其中的《史学概论》课题组工作，成为首席专家四人小组的一员。工程实施之初，因为对一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中宣部加强了课题组的建设工作，包括甘泉同志在内的几位老专家，一度充实进课题组。我记得当时反复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甘泉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对我的教诲，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以之为指南，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甘泉同志首先正本清源，指出：“有些人为了贬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讨论的理论意义，说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乃是斯大林制造的理论模式。这种说法不但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实际，也是对中国学者的不尊重。”他说：“只要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多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正是他们明确指出原始公社、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甘泉同志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并不要求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作公式化或没有个性的理解。他的主张是：“社会经济形态所要研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等级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是探讨文明时代社会特征无法绕开的深层次的问题。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否研究这些问题有他个人的自由。但如果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贬低为非学术性的‘伪问题’，认为只有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或者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已经过时，只有摭取海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模式和历史观念来诠释中国历史，才能使中国史学在理论上走出困境。这种认识和主张，显然是多数史学工作者无法接受的。”
最近10余年间，每年至少都会有一次机会见到甘泉同志，那就是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会。会议期间，作为历史学科组的召集人之一，甘泉同志总会把我叫到房间，一道分析当年中国古代史学科的项目申报情况，再三叮嘱要高度负责，出以公心，要尊重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兄弟单位的专家，多商量，多沟通，齐心协力，评出方向，评出精品，评出人才。评审结束，甘泉同志和已故的李文海同志以身作则，总是最后离会，直到审查完最后一个立项项目。
甘泉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前辈、老领导。他数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因个人利益而向组织伸手。晚年多病，每次到医院，往返数十公里，从不向研究所要车，悄然而来，悄然而去。“甘泉同志”这四个字，是榜样，是楷模，是共产党人平凡而崇高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就是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永恒宗旨。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