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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民族复合体，中华文化也具有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古往今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成员，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而赋予我们的文化以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毋庸置疑，业已揭开序幕的21世纪，中华各民族也将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去建设更加绚丽辉煌的新文化。知识界是民族的精英，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中，我们将一如既往，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下，拟就近10年海峡两岸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的情况做一简要回顾，旨在说明加强两岸学术界的交流，是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有清一代学术，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在学术史上，前辈诸大师的实践一再吿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唯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方才能够奠定可靠的基础。
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施以新式标点，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在这方面，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的各方面专家已经做了大量贡献。譬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潜研堂文集》《方苞集》《章学诚遗书》《抱经堂文集》《戴震全集》《校礼堂文集》《钱大昕全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仪礼正义》《礼记集解》《礼记训纂》《尚书今古文注疏》，等等，无一不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
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相关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在这方面，林庆彰教授主编的《乾嘉经学论著目录》《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王绍曾教授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二位教授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先生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等，皆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后先而起，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20世纪50年代初，陈垣先生据尹炎武先生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15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一时儒林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
。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唯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成绝响。90年代中，陈文和教授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80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鸣朝阳。
2001年春，承陈鸿森教授不弃，远颁大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拜读之后，祖武方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鸿森教授已然致力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之访求，且于1990年5月18日辑录成编。陈先生于此记云：
余不自揆，向尝纂《竹汀学记》一编，稿草粗就，自惭所见未深，卒未敢写定。而披览所及，见有竹汀遗文，辄手录之，积久渐富。诸文虽非尽精诣之所在，然可援据以资考证者不少。昔钱庆曾于《竹汀年谱》每年条下，注记其文撰年之可考者，中有集外遗文若干题。惜年湮世远，旧籍日稀，当日检索易易者，今率多难以踪迹。因念异时有搜讨竹汀佚文者，其难或将远过今日。养疴长日，爰就向所录存者略加排比，移写成篇。然载籍极博，眼目难周，其搜采未备者，甚望世之博雅君子补其阙焉。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八日。
《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凡3卷，所辑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计156篇。卷上为序跋、题记，65篇；卷中为《长兴县志》辨证，32篇；卷下为书札、传志，59篇。其用力之勤，四海无匹。
1999年3月，陈鸿森教授之力作喜获发表，正值陈文和教授主编之《钱大昕全集》刊行。鸿森教授取二书比对，欣然补撰后记云：
此文付印校稿时，杨晋龙君见告，渠新购得江苏古籍出版社所印《嘉定钱大昕全集》，册十有主编陈文和氏所辑《潜研堂文集补编》，与余所辑互有同异。……今得陈君《补编》，同此用心，不啻空谷跫音。览者合二文而观之，庶乎竹汀遗文稍得其全云。
尤为令人敬重者，陈鸿森教授近一二十年间，不唯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据鸿森教授所馈近年大著知，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陈鳣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等六种。其中，除《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三种业已刊行，他种力作皆以稿本在同好间流传。
1999年8月23日，《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著就，陈鸿森教授于卷首撰《自序》一篇。文中，陈先生述辑录西庄先生集外佚文缘起有云：
《西庄始存稿》刻于乾隆三十年，凡诗十四卷，文十六卷。顾传本绝少，郑振铎氏，当代藏书名家，犹悬金以待，其罕遇可知。余求之十数年，未得一见。去年十一月，林庆彰教授始为余影印一帙，良友之赐，奚啻百朋。其书目录后自识云“自服阕后所作，别为《晚拙稿》”，然其稿迄未付梓。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有《王西庄先生集序》，称“西庄先生编定诗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属元为之序”云云，今亦不见刻本。五世孙元增搜其遗佚，为《耕养斋遗文》，仅得六篇（原注：此书余未之见，今据杨向奎氏《清儒学案新编》册八王树民氏撰《西庄学案》，第100页）。钱竹汀撰西庄墓志，称其文“纤徐醇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一时推为巨手”。乃身后遗稿蔑尔无闻，后之人亦无为之收拾者，一代硕学，文字零落如此，可胜浩叹。
陈鸿森教授抄存乾嘉著名学者集外佚文，所辑诸种已刊及未刊稿本，皆系多年潜心爬梳文献之所得。读者不唯可据以感受鸿森教授严谨笃实之为学风尚，而且陈先生精研乾嘉学术文献之深厚功力，亦不啻为治乾嘉学术者树立了一个楷模。业已刊行之钱竹汀、王西庄、陈简庄诸家若此，未刊行多种亦然。其中，尚未刊布之《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3卷，钞存芸台先生集外佚文多达133篇。其业绩不唯可与《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并肩比美，而且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揅经室集》之结撰。关于这一点，《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卷首之《自序》，或可窥知一二。鸿森教授于此有云：
阮氏所撰文集，每数年辄结集付刊。凡《揅经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13卷（其中诗11卷）；另续集12卷（含诗7卷）、再续集6卷（含诗2卷）。顾其遗文、序跋未入集者尚多，余披览群籍，时或遇之。史谓芸台“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所撰诸家序文甚夥，多随本书以行。余于此尤有深嗜焉。盖阮氏淹贯群籍，复长于考证，故其序跋，或博涉多通，或穷源竟委，精鉴卓识，最可玩绎。其与诸家信函，则多关艺文故实，足资考证者不少。
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阮元《揅经室集》，不知是何缘故，未将再续集诗文录入。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教授撰《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在现存的800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学者的年谱，约占四分之一。
董理乾嘉时期学者的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近一二十年间，于此用力最勤，业绩最富者，亦当推陈鸿森教授。
陈鸿森教授之董理乾嘉学者年谱，所用力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存年谱的订补；二是编纂、重纂名家年谱。前者之代表作为《段玉裁年谱订补》，后者之代表作为《钱大昕年谱别记》《清儒陈鳣年谱》。由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术之全局在胸，因而陈教授的年谱结撰，尤着意于学风递嬗、学术变迁，从而昭示年谱知人论世之学术价值。以下，谨自鸿森先生所订补、重纂之三家年谱中各举一例，试做管窥蠡测。
陈鳣为乾嘉间名儒，博学好古，精于校勘辑佚，尤以表彰郑玄学说，筚路蓝缕，功不可没。鸿森教授撰《清儒陈鳣年谱》，于此殚思竭虑，可谓三致意焉。
辑《孝经》郑玄注，是陈简庄先生表彰郑玄学说的一次成功实践。继卢见曾辑刊《郑司农集》之后，实为承先启后的创辟之举。治乾嘉学术，乃至有清一代学术，皆是不可忽略之节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四十七年，30岁”条，于此记云：
冬……辑《孝经郑注》成。十二月一日，自为之叙，略云：“郑康成注《孝经》，见于范书本传，《郑志》目录无之，《中经簿》但称‘郑氏解’，而不书其名，或曰是其孙小同所作。……自玄宗取诸说以为己注，而后之学郑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资然以是书来献，议藏秘府，寻复失传。近吾友鲍君以文属汪君翼沧从估舶至彼国购访其书，亦不可得矣。幸陆氏《释文》尚存其略，群籍中间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郑氏周易》例，集成一编，庶以存一家之学”云。
为表彰陈简庄先生的首倡之功，鸿森教授于上述引文后，详加按语，以伸后海先河之义。陈教授写道：
按：清代辑佚之学最盛，其辑《孝经郑注》者，除先生此书外，另有王谟、臧庸、洪颐煊、袁钧、严可均、孔广林、黄奭、孙季咸、潘仕、曾元弼、王仁俊等诸家辑本。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序》云：“自明皇注出，郑注遂散佚不完。近儒臧拜经、陈仲鱼始裒辑之，严铁桥四录堂本最为完善。”实则先生是书辑成时，臧庸年方十六，而诸家辑本皆刊于嘉庆以后，故辑《孝经郑注》实以先生书为嚆矢。特其时日本冈田挺之辑本及《群书治要》尚未传入中国，故其书不能如严君所辑之富备耳。若先河后海之义，则不可诬也。
辑郑玄《六艺论》，纂《郑康成年纪》，皆为陈简庄先生之创举。鸿森教授于陈氏年谱中，各有如实记录，且详加按语以明首创之功。于陈仲鱼辑《六艺论》，鸿森教授考证云：
按：郑玄《六艺论》，王谟、臧庸、洪颐煊、袁钧、严可均、孔广林、马国翰、黄奭诸家亦各有辑本。臧本虽托云其高祖臧琳辑、臧庸补，然其书嘉庆六年冬始付刻，固远在先生书出之后矣。袁氏辑本其《序》虽以先生所辑未能尽善，“一书两引者未能归一，又多拦入引书者语，总论与六经之论往往杂出，失于比次，盖创始者难为功也”。袁本即据先生书重为校定，后出转精，理固宜然也。
于陈仲鱼纂《郑康成纪年》，鸿森教授则更有大段考证文字：
按：此书或称“郑君年谱”。清代之纂郑玄年谱者，别有王鸣盛（见《蛾术编》卷五十八）、孙星衍（《高密遗书》本）、沈可培（《昭代丛书》本）、丁晏（《颐志斋丛书》本）、郑珍（见《郑学录》卷二）诸家。另洪颐煊有《郑玄别传注》、胡培翚撰《郑君传考证》、胡元仪有《郑君事绩考》。而先生此编导其先路者。钱大昕《序》云：“经术莫盛于汉，北海郑君，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中，厥功伟矣。而后人未有谱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宁陈君仲鱼始据本传，参以群书，排次事实，系以年月，粲然有条，咸可征信，洵有功于先哲者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郑康成年谱序》）袁钧纂《郑氏遗书》，即取先生是编以附诸后（羊复礼《简庄文钞跋》谓此书已佚亡，误）；阮元亦采先生所考者，以补孙谱刊行之。盖其创始之功终不可没也。
钱大昕为乾嘉间学术大家，博赡通贯，举世无双，尤以精研史学而共推一代大师。乾隆末、嘉庆初，竹汀先生以古稀之年而为毕秋帆审订《续资治通鉴》。此举既系钱先生晚年之一重要学术活动，亦因兹事牵涉一时学术公案，故而纂辑竹汀先生年谱，于此尤当着意。
关于审订《续资治通鉴》事，竹汀先生曾孙庆曾续编《竹汀居士年谱》，系于“嘉庆二年，70岁”条。据云：
是年，为两湖制军毕公沅校刊《续资治通鉴》。自温公编辑《通鉴》后，宋元两朝，虽有薛氏、王氏之续，而记载疏漏，月日颠倒，又略于辽金之事。近世徐氏重修，虽优于两家，所引书籍，犹病漏略。自四库馆开，海内进献之书，与天府储藏奇秘图籍，《永乐大典》所载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毕公悉钞得之，以为此书参考之助。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佐毕公分纂成书。阅数年，又属公覆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
竹汀先生为毕秋帆审订《续资治通鉴》，事情脉络并不复杂。然而身为重要当事人的章学诚，既于最初代沅致书钱大昕，嘱为审订，称“邵与桐校订颇勤”
；邵晋涵去世，章氏撰《邵与桐别传》，又指毕书初刻非晋涵校，“乃宾客初订之本”
。枝节横生，真相紊乱，遂演为一学术公案。陈鸿森教授撰《钱大昕年谱别记》，别具只眼，于此做了精心考证。
于该谱“乾隆五十六年，67岁”条，鸿森教授记云：
是年，毕秋帆《宋元编年》二百卷纂成初稿，章实斋代笔与先生书，讨论书名及商榷义例，并录全书副本属为审订。（原注：《章氏遗书》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之后，陈先生加有两条按语。其一云：
森按：《宋元编年》即《续资治通鉴》原名。章氏致先生书，力主标名《宋元事鉴》。今题《续通鉴》者，盖先生不以章氏之标新立异为然，仍定今名，以继涑水之书。
其二云：
又按：章氏此信不记撰年，胡适之先生《章实斋年谱》系于五十七年壬子，并无明据。余考此信既言全书“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邵与桐校订颇勤”。是全书大体已经写定。又言“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今据《瞿木夫自订年谱》乾隆六十年条，载先生为毕氏阅定考正，即于吴门开雕（原注：详本文明年条下），则章氏此书宜系于本年，庶几近之。
正是以《瞿木夫自订年谱》为确证，于是陈鸿森教授记钱大昕乾隆六十年，68岁学行云：“是年，为毕秋帆校订《续资治通鉴》，即于吴门开雕。”
随后，鸿森教授又于该谱“嘉庆六年，74岁”条，全文引竹汀先生致冯鹭庭书，记录钱大昕婉言谢绝为刻竣之《续资治通鉴》撰序事。陈先生指出：“余意此殆先生借词耳。先生似不以其书为尽善，先前因毕氏之托属为审定，故勉应之耳。秋帆既卒，先生即将此稿还诸其家，而未刻之百七十卷，则不复为之校订矣。”
至此，有关钱大昕校订《续资治通鉴》事，得陈鸿森教授梳理，遂告始末朗然。
段玉裁亦为乾嘉大儒，尤以注《说文解字》而推巨擘。段先生晚年，学随世变，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业已进入总结阶段。汉宋会通之风初起，虽其势尚微，然唱先声者亦有懋堂先生。讨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此实一甚可注意之现象。陈鸿森教授卓然睿识，在所撰《段玉裁年谱订补》中，于此特为强调。该谱“嘉庆十九年，80岁”条，鸿森教授自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辑出谱主书札一通，予以全文征引：
恭甫大兄先生执事：伏惟侍奉万安，兴居多吉。今岁三奉手书，见赐《五经异义疏证》《尚书》《仪礼》诸经说，一一盥手雒诵，既博且精，无语不确。如执事者，弟当铸金事之。以近日言学者，浅尝剿说，骋骛猎名而已，不求自得于中也。善乎执事之言曰：“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气节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处日蹙，无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忧也。”愚谓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贵乡如雷翠庭先生，今尚有嗣音否？万舍人乞为致候。江子兰札云，邵武有高澍然亦良，执事主讲，宜与诸生讲求正学气节，以培真才，以翼气运。大著尚当细读，以求请益。弟今年八秩，终日饱食而已，记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当执事之推许。玉裁再拜。
鸿森教授于引述此札后，以一语揭出其间所透露之重要学术消息云：“据此书，略可见段氏晚年之思想及其对当时学风之批评。乃近世论乾嘉学术者，颇多忽之不视，今亟宜表出之。”
在最近10余年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中，乾隆学派研究是一个吸引甚多学者参加的领域。其间既有文学，也有史学，还有哲学、语言、宗教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两岸同仁相互切磋，互为补充，在共同推进学术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大大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我想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加以发扬，行之久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无愧先人，造福子孙。
原载《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