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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青峰先生早年讲授《清史稿》，于该书有一经典之基本评价，多历年所，允称不刊。先生认为，《清史稿》是学清史的人的基本参考书，所据的史料是极丰富的，但缺点很多。诸如复辟思想浓厚、不奉民国正朔、夸美清朝统治、重复舛漏、差谬时见，等等，简直不胜枚举。因此，先生据以得出结论：“以其内容论，志、表尚属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下。”青峰先生何以要用“最下”二字来批评《清史稿》的列传一类？除历史观及治史态度之外，先生一语破的，乃在于《清史稿》之列传部分“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遵青峰先生之教，读《清史稿·儒林传》数十年，近期幸成校读札记一帙。欣逢先生110周年冥诞，谨奉上札记大要，以申景仰悃忱。
《清史稿·儒林传》凡四卷，卷一至卷三，大致以学术宗尚区分类聚，略依年辈先后为序，著录一代儒林中人近三百家生平学行。卷一专记理学诸儒，二、三两卷分记经学、小学、史学及诸子学中人。所录各家，人自为传，或独领一篇，或诸家共席，首尾一贯，自成体系。凭以知人论世，可得一代学术演进大要。卷四则沿《明史》旧规，专记入清以后，历世衍圣公之承袭，唯无以附丽，乃置诸《儒林传》末。由于《清史稿·儒林传》前三卷所具学术价值，因之自1928年刊行以来，一直以治清代学术史之基本史籍，而为学人所重视。
然而清史馆开，正值民国肇建，军阀纷争，社会动荡，并非史家潜心修史之时。故而蹒跚十四载所成之《清史稿》，错讹甚夥，争议不绝。诚如20世纪中，点校《清史稿》诸位专家所言：“《清史稿》成于众手，编写时很少照应，完稿以后，又未经复核改定，匆忙刊行，校对也很不认真。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往往发生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差误，遗漏颠倒，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此外，还有史事论断的错误。”同《清史稿》全书相比，《儒林传》本来基础很好，既有《清国史》旧文可据，又有晚清国史馆耆硕缪荃孙先生提供之初稿，理当脱颖而出，独步全书。缪先生过世，在其后的八九年间，如果后继者能够勤于比勘，精心校核，则不难订讹正误，去非存是，编就上乘信史。恰恰相反，由于史馆管理无章，统稿乏人，加之后期急于成书，斧钺随意，以致酿成《儒林传》的过多失误。
《清史稿》成书之后，迄今曾经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集中整理。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自50年代末起，国家集合四方专家，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系统点校。第二次则是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众多清史专家合作完成的《清史稿校注》。《清史稿》的两次整理，于《儒林传》用力重点各异。前者系具有开拓意义的创举，做了可贵的传文分段，并施加新式标点。后者乃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原则，利用存档史稿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校勘，出有校记476条。之后，以传主著述、碑传、年谱及《实录》《会典》《起居注》等官私史籍为据，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逐传精心校读，遂成前辈师长交给后起学人的为学功课。
1978年10月，笔者有幸负笈京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追随先师杨向奎先生问清儒学术。从此，恭置《清史稿·儒林传》于案头，作为入门史籍而随时检读。光阴荏苒，转瞬40年过去，当初所购《史稿》，而今装帧已多破损，然从中所获教益，则受用终身。犹记拜读之初，每有疑问，往往录之专用卡片，置诸纸质硬盒。久而久之，苦于卡片盒无处放置，便径记于各传天头、地脚，乃至字里行间。岁月流逝，字迹漫漶，早年之所记竟有难以辨识者。因之晚近以来，遂生将历年所记整理成帙之想。2016年4月，《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竣稿，未作停歇，旋即开始《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之整理。历时两年，粗见眉目，所成校记居然已逾千条。抚卷冥思，百感交集。
清代乾嘉史家钱竹汀先生有云：“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
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恪守“实事求是，护惜古人”宗旨，先生究心历代史籍，撰成不朽名著《廿二史考异》。笔者之从事《清史稿·儒林传》校读，实乃遵循竹汀先生教诲，沿着前辈史家之艰苦跋涉而学步向前。古往今来，关于中华学术之世代传承，前哲屡有教言：“先创者难为功，绍述之易为力。”《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之幸成完帙，皆仰赖200余年来，先辈史家一代接一代的辛勤耕耘。其间，既有嘉庆中叶以降，清代国史馆《儒林传》之创编及迄于清亡的数度重修，亦有民国初年，《清史稿儒林传》之据以成书，还有20世纪中，前辈史家的两次系统整理，以及晚近数十年，众多专家的勠力精进。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唯有无尽的缅怀和感恩。只是学殖寡浅，识见孤陋，桑榆景迫，病痛缠身，凡所校读，多有错讹，敬祈方家大雅不吝赐教。
（一）本书秉持乾嘉史家钱竹汀先生倡导之“实事求是，护惜古人”宗旨，以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版《清史稿》点校本为依据，对该书《儒林传》著录之近300家传记进行整理。逐家校读，订讹正误，以期得一可据可依之读本。
（二）订正范围，拟包括人名、地名、时间、史事、职官、制度、著述及学术主张等。
（三）凡有订正，一般不改动原文，概见之于各传篇末之校记。唯避讳改字一类，则径予改回，并酌出校读。
（四）诸家传记，原文过录，依通行规范，施加新式标点。原点校本偶见之疏忽，则随文酌改，并出校记说明。
（五）中华书局1993年6月影印之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嘉业堂抄本《清国史》乃本书梳理《清史稿·儒林传》史源之主要依据。该部《清国史》之《儒林传》，凡存三稿，一为吴格教授所称之《儒林前传》八卷本；二为作上下区分之七十三卷本；三为不分卷之《儒林传后编》。
（六）逐传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清史列传》之相关传记。一则可存《清史稿·儒林传》之史源，见清史馆当年删削《清国史》旧文之痕迹。再则凭以补《清史稿·儒林传》各传所记传主籍贯，不录行省名之缺失。三则意欲竭尽绵薄，为已故王锺翰先生早年之辛勤劳作，做些许文字句读的校对工作。既以报先生的知遇之恩，亦以备他日先生后学修订《清史列传》点校本之参考。
（七）《清史稿·儒林传四》，专记一代衍圣公承袭，不涉二百数十年间学术递嬗，故校读从略。
《清史稿》之《黄宗羲传》，源自《清国史》宗羲本传，合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而成。关于宗羲一生著述，其子百家撰《梨洲府君行略》有云：“《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此有明一代学术所关也。《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此有明一代之文章也。”其中并无《明史案》一书。数十年之后，全祖望补撰宗羲《神道碑文》，擅改百家旧文，臆增《明史案》，遂成“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之说，而《明文案》之卷数则悄然抹去。嘉庆中叶以后，江藩、徐鼒纳全说入所著《汉学师承记》《小腆纪传》，《文案》不存，俨若定论。《清国史》及《清史稿》沿讹袭误，更以《明史案》取代《明文案》，乃成谬种流传。
《清史稿》之《顾栋高传》，源出《清国史》，一载《儒林前传》卷8，一载《儒林传》下卷卷7。所见二稿，文字大体相同，唯记传主著述，前稿以《大儒粹语》为先，后稿则先记《春秋大事表》。据考，《大儒粹语》28卷，并非顾栋高著，乃出江苏吴江顾栋南手。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所撰《总目》，误将作者名之“南”字写作“高”，遂以讹传讹。《清史稿》不察，竟据《总目》语而论栋高为学，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且栋高及附见之陈祖范、吴鼎、梁锡玙，皆为乾隆十四至十六年间，经学特科所拔擢，四人同以经学名，并非理学中人。《清史稿》不尊重传主为学实际，仅据误植栋高名下的《大儒粹语》而移花接木，强四家入理学诸儒之列，紊乱编次，不伦不类。
《丁晏传》有云：“宴以顾炎武云，梅赜《伪古文》雅密，非赜所能为。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而断为王肃伪作。”粗读一过，似无不妥。殊不知校以传主原文，则实系混阎若璩与顾炎武为一人，大谬不然。据晏撰《尚书余论·自叙》称：“乡先生阎潜丘征君著《尚书古文疏证》，抑黜《伪书》，灼然如晦之见明。……顾征君每云，梅赜作《伪古文》雅密，非梅氏所能为也。愚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诸书，而断其为王肃伪作。”文中之“顾征君”，本与顾炎武毫不相干。“征君”乃专指《叙》首阎若璩，而“顾”字不可作姓氏读，系句首发语词，当训作“惟”，亦可训作“但”。
《清史稿》之《黄式三传》，并所附传主子以周、从子以恭二传，皆源出《清国史》，载《儒林传》下卷卷40。《黄以周传》有云：“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此语不见《清国史》，乃《清史稿》撰文者之一家言，出之无本，似是而非。据考，顾炎武一生，于晚明讲学之风最是痛恨，始终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至年70辞世，从未登坛讲学。《清史稿》当年若将“讲”字改作“经”，抑或能得要领。
孙诒让乃晚清大儒，朴学殿军，望重学林。所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诸书，学养精湛，冠绝一代，章太炎先生因之赞为“三百年绝等双”。《清史稿》之《孙诒让传》，有引述传主关于《周礼正义》的大段文字，语出该书卷首《自叙》。文中，谈及与贾公彦旧疏的比较，传主用的是“略为详矣”四字，《史稿》则擅改作“实乃淹贯”。文末，诒让谦称：“或以不佞此书为之拥篲先导，则私心所企望而旦莫遇之者与。”《史稿》复改为：“无论新旧学均可折中于是书。”传主原文，足见诒让为人为学之谦逊自律、严谨笃实。而《史稿》之所改，不尊重传主著述，已乖违中华数千年良史笔法，与孙诒让之为人为学，相去实在太远。
原载《青峰学志——柴德赓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