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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一位老前辈在走了数年以后，大家还如此思念他、纪念他，没有第二个人。我想在中国21世纪初的学术界能够让学人无尽思念的就是任先生。任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的宏富著述，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薪火相传的是他崇高的人格和不朽的精神。
我讲一个事情，任先生如何教会我要尊老敬贤，我从任先生身上看到，任先生是怎么样关心爱护培养后学的。我举几个例子：任先生晚年，当时有两位先生在我们研究所工作，一位是张政烺先生，一位是杨向奎先生。任先生每一次给我打电话，首先要问这两位先生的健康情况，实际上任先生就是告诉我，你必须要敬重这两位老前辈，要把他们照顾好。对老人如此，对年轻人也是如此的爱护。我以前没有讲过，任先生最关心的金正耀同志的情况，在家里还经常谈起李申同志的情况，待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关于正耀同志的工作安排，任先生两次给我打电话，希望历史所能把正耀同志留下来，后来因为专业不对口而没有留下来。
任先生爱护入室弟子，但对我的爱护也不亚于他的入室弟子。方才张岂之先生的建议我完全赞成，《任继愈文集》应该增加一个书信集。任先生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动员我参加《中华大典》的编辑，任先生让我做《儒学编》分卷的主编，还介绍了他们的情况。我感谢任先生的器重，我就接受这个任务。但是对不起老人家，2003年我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不仅血压高，而且还戴上糖尿病的帽子。没有办法了，我只有跟任先生如实报告，任先生理解我的身体情况，就同意我退出《中华大典》的工作，我安排了几个年轻同志来参加，后来在李申同志的领导下把这个工作做完。虽然我没有参加，把任先生给我安排的工作做好，但是任先生始终培养我。在一次全国图书评奖会上，那时候我50岁刚过，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的资格，当时应该是任先生发言。会上，有专家对程千帆先生主编的《中华大典·隋唐文学卷》提出异议，有异议就要想办法解决处理。本来应该是任先生讲，但任先生要培养年轻人，就让我来讲，把我们小组的建议向各位评委汇报，后来讲了以后，终于得到了谅解。
《中华大典·隋唐文学卷》评上了奖，这是《中华大典》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图书奖。这个项目拖了这么多年，是任先生去世之前最挂念的问题，没有完成。在《中华大典》重新启动的时候，任先生点名让我在京西宾馆发言，其实也是培养我。后来《中华大典》后期的工作遇到一些障碍，《政治卷》没有人做了。任先生又让人民出版社到我家动员我来做这个事情，我身体不好，我推荐了其他人做。后来这个稿子我写了很长的审读意见，我希望《中华大典·政治卷》按照任先生生前的愿望，把它做成精品，来一个善始善终。虽然我没有把任先生安排的工作做好，但是任先生始终不记在心里，相反不断地鼓励、爱护。任先生多次打电话，问我需要什么药，推荐医生给我看。
我讲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是说任先生给我们留下崇高的人格和不朽的精神。今天我这个发言要是有个题目的话，就叫作“永远的楷模”。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