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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对于国家的概念是熟知的，至少，他们知道这是一种特别的政治组织。没有人会把它与其他一些性质迥异的社会单位，比如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家庭混为一谈。在现代人看来，国是国，家是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当然，这并不妨碍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用“国家”一词来指称政治学上叫做“State”的那种特别的政治组织，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由词的构成来看，“State”或西文中其他与之对应的同义词从不含丝毫“家”的意思，这是绝无问题的。但是要把这一组词翻译成中文，我们就会看到令人惊异的结果：现代汉语中用以指称与一种“家”无任何关联之特别政治组织的词恰好不只是“国”或者其他什么单字，而是吸收了“家”字的构成词——“国家”。单从逻辑上看，这种构词法是一种自相矛盾，除非我们预先了解了这些字词后面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古人的观念里面，家与国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古人惯以忠、孝相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实际上，古时候的家亦非现代人习见的原子式小家庭，而是在结构上近乎人类学上所谓氏族的那种依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这种我们通常以家族名之的社群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其中甚至包括一定的行政与司法职能。这样的观念与现实，很难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依据，但又相互影响着，这至少是汉以后的情形。再往前追溯，家与国的观念更显得奇特。周时（也许更早），诸侯称国，大夫称家，这又是一种情形。这里，除有尊卑、高下、大小等方面的差异之外，国与家都指拥有一定土地（封地和采地）的政治—宗族组织，二者竟是可以归于同一类别。古人以“国家”二字连用，或者指诸侯国（如《韩非子·爱臣》：“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或者指“天下”（如《尚书·立政》：“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正好表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如果不说是同一性的话）。然而以现代人立场观之，这种“国”、“家”或者“国家”究竟何属，家耶？国耶？这实在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仅由人类学角度来看，这些亦家亦国的政治—宗族组织已经有资格被称为国家了，但它们至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甚至，也不正好能与今人知道较多的西方古代国家归于同一种形态。后面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人们能够透过它间接了解到一些属于某一种或某一类文明独有的东西：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所经由的途径，它的表征与特质，等等。在我看来，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深入了解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可以说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