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通过上面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讨论，我们已大略勾画出了人治—吏治模式的轮廓。然而仅凭这些仍不足以把握其根本精神，除非我们能够深入到文化之中，找出它与沉积于文化底层的某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隐秘联系。事实上，一般所谓官僚政治的模式并不仅见于古代中国。在欧洲，大约16—19世纪之间，先后出现了一批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国家。如果只从政治的层面上看，则上面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原则的某些一般性总结也未尝不可以移用于这些国家。不过我们还注意到，欧洲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国家只是封建的中世纪与近代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其历史不过二三百年。与中国古代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相比，它们不但显出时间上的短促，而且具有全然不同的历史意义，这种不同恐怕只能以文化上更深一层的差异来解释。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由中、西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基本看法入手。因为，不管有没有明确的意识，一种政治哲学的提出通常是以关于人性的假定来作它的前提。而人性的善恶确也是古代政治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虽然作为一个哲学或者道德命题，关于人性的任何一种立论都是可以反驳的，但是，这些立论一旦成为政治学上的假定和前提，立刻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

西方文化常被人称作“罪感文化”，显然是以它的相信性恶为依据的。在西方，人性恶的思想由于基督教的缘故而得到广泛传布， 原罪 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支配着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中从来没有过类似基督教的“原罪”那样强固的人性恶的观念。在这里，善才具有根本的意义，恶只存在于过与不及之间。 这种差别具有深刻的含义，如果人生来是有罪的。如果“人性已经腐化并且是从上帝那里堕落下来的” ，人怎么可能在内心找到善的泉源，又怎么能够指望依靠自己获得拯救？这种罪恶意识自然要导致灵魂与肉体、此岸与彼岸的尖锐对立。相反，中国式的达观绝不否弃现世的存在。因为，人性中有善端，有良知，有天然向善的倾向。善就在内心。这一点，朱子表述得非常清楚。理，亦即性，就在人的心里，它是善的，好的。人之贤与不肖，与理（性）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于他所禀受的气的清浊。

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

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溷水，则宝珠依旧自明。

求善不必向外，只须修身，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这里强调的是内省的功夫，而不是外求的必要。因此，儒家的人生最高境界不是灵魂向上帝的归依，而是通过道德修养的手段使物我界限不复存在，进而达到物我皆一的“天人合一”境地。这种不假外求，反身自诚，在内心（有限）中求宇宙（无限）的内修方式，是中国古代哲学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习惯于“上帝”观念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要理解这种无须任何中介的“自救”方式一定是很困难的。帕斯卡尔认为，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人失去了得救的希望。而古老的中国哲学却教导人们树立起一种独特的信念，相信内心的力量是无所不克的，这样一种信念在政治哲学上有着重大意义。

孔子论政云：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是以人性本善的思想为依据的。正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下民可教、可化，社会秩序亦可以建立于道德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政治道德化了。即便是采用强暴手段，也要使它从属于“道德”目的。所谓“德主刑辅”，所谓“明刑弼教”，便是此理。

孔子的政治纲领虽然以性善为依据，他却不曾明言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阐明性善论，并以明确形式把政治建立在心理原则之上的是孟子。

孟子的“不忍人之政”，亦即上文所谓王道、王政或仁政，直接以人心为依据。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并非强加于人的外在要求，而是人心固有的“善端”，人只要将此“善端”扩而充之，便可以成圣成仁。这是“内圣”之道，然孟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与孔子相比，他更注意将此道应用于政治领域，使“内圣”与“外王”紧密结合起来。 孟子以后的思想家，对人性之善恶虽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说，其一般政治纲领却不能脱出孟子思想的框架之外。 “内圣外王”遂成为两千年来我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这个最高理想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得到了系统而完备的表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段话里，最可注意的是由“内圣”而“外王”的程序。从格物到修身，讲的是“内圣”之道；从修身到平天下，讲的是“外王”的途径。按照古代儒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标准来看，修身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有独立的价值，所以是“本”。这样，治平天下的政治问题就被归结为修身养性的道德要求，而这种道德要求又只能依靠内修的方式，依靠对人性中善的发掘才可能实现。这一点，宋儒朱熹说得清楚：“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物。” 这是极端的政治道德化。由此产生了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政治和道德打成一片，密不可分，政治问题便无所不在，所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 “学术、思想及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活动本身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 其结果自然是加深了政治的道德化，使之愈加彻底和难以动摇。 bUUo3NwZe1vGnovL70ziiYPXfmCckEvcFRDOj5Yvoj30nqi30jN+C7jqjslpjh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