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官吏的任用之外，另一个甚至是更重要的环节便是官吏的监督。无监督则无觉察，对于高高在上的君主来说，这是比一般吏治的腐败更危险的事情。所以，官吏的督察与整饬历来都是吏治的核心。这一点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达即可以说明。
古代监察制度发端于秦。依秦制，中央设御史大夫，职掌御史台，主要负责察举违法官吏。御史台还向各地派出监察官员，称监御史。这种制度不但为后人所承继，而且被不断地发扬光大。唐代监察组织分为台院、殿院、察院，分别对象、区域行使职权，这表明古代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地细密、完善。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把监察制度看成是吏治的重要标志，而且还可以把它用作衡量吏治发达程度的尺度。从客观上说，古代吏治的组织机制迟早要产生出这样一种制度，并将它置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主观上说，君主想要振纲纪，核名实，也不能不依靠那些“激浊扬清”的风宪官。事实上，古代的监察组织首先是“天子风纪耳目之司”，是为着君主侦察和控制官僚集团设计出来的。监察之不存，无异使君主耳目失聪，束手无策。唐睿宗曾说：“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
明太祖亦云：“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
监察制度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只是，监察官们虽负有如此重任，毕竟不都是圣贤之辈，就是与那些受其监督的官吏相比，也没有必然的贤与不肖的差别。更何况，那些作为管官之官的督察者本身并不受民众的监督与制约，只向皇帝负责，此刻，谁可以保证他们德才兼备，忠于职守呢？答案只有一个：圣明之君。于是，问题又回到“用人”上来。唐太宗李世民很有这样的自觉，他说：
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
太宗曾将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卧室屏风之上，坐卧恒看，并将各人政绩录于其名下。用心如此良苦，无非是要用人得当。太宗云：
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可见，治乱的关键在于“用人”，而人君的最高职责就是要身体力行，贯彻吏治的根本原则： 选贤任能。
选贤须明察，明察则须纳谏。这就要求君主（当然也包括各级用人的官吏）有远大的目光和虚怀若谷的修养。对于那些手握大权而很少甚至绝无约束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不但做而且坚持下去则更难。唐太宗与魏徵曾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
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乃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魏徵所言，正是古来帝王的必行之路。后人往往把贞观之治的昌明景象归功于太宗从谏如流、居安思危的个人品质，又把太宗晚年渐生骄矜之心看作是贞观后期战争与徭役频繁的原因，这些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人治—吏治的政治模式入手来把握问题，无疑会更深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