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秦制，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职，分掌全国行政、军事、监察之职，是为三公。这套安排原本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不料以后丞相权势日增，位极尊隆，遂成为君主心患，所以，自汉武帝始，汉代皇帝屡屡起用内臣以架空三公，削弱相权，以致渐有“中朝”与“外朝”之分。以后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种种演变，至唐代终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机构设置。至此，“三公论道之官也”，皆不视事。实权归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共同行使宰相权，因此便于皇帝控制。宋代有二府三司制，反又架空三省，相权进一步分割，并使调兵权与指挥权相分离。至明代，干脆废除丞相制度，使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凡此种种，“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一部中国古代官制史，明里暗里，处处可见这类斗法的痕迹。矛盾尖锐时，大动刀兵的事也会发生。天下甫定诛杀功臣的事例不绝于史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算是极温和的一例。明太祖废相制，直接以丞相胡惟庸开刀。受此案牵连而被诛杀者逾三万人。不久又有“蓝玉案”，受诛者亦不下一万五千之数。这种大规模诛杀臣属的事例虽属极端，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中，却又必定是无法根绝的。我们只要看看由汉至清，禁止臣属内外交通、交结朋党的法令是多么之繁，何等之酷，就可以了解到历代君主在对付臣属问题上的恐惧与敏感的心理了。诚如王亚南先生所说：“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

对付臣属只反映了君臣之间矛盾、对立的一面，这虽然是吏治必有的结果，却不是它惟一的内容。从积极的方面看，官僚集团本身的素质怎样将直接决定政绩的好坏。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帝王们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消极的防范之外，君主还须花大气力解决好官吏的选用和管理问题。

关于官吏的选任，起初并无定制。秦汉通行的办法大抵有荐举、辟除和征召三种，以这种办法铨选官吏，因为缺乏固定的标准，容易产生流弊。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看似具有客观性，实际是豪门世族用以维护其政治特权的有效手段。因此，随着隋唐之际分裂局面的结束和政治格局的转换，这种选官制度便为新起的科举制度所取代。采用科举制，既便于思想统制，又可以扩大官僚集团的社会基础，亦有助于改善吏治，可以说是人治—吏治模式中最具功效的选官制度，这一点由科举制初行时取得的成功和它为后人代代相承的事实即可以得到证明。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不过是吏治的产物，因此也是人治的一种历史表现。改善吏治绝非消除人治的手段，而是人治模式中的自我调节机制。正因为如此，科举制注定会具有人治—吏治模式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端。清世祖福临在顺治十年的上谕中痛心疾首，历数科举流弊。

比来各府州生员，有不通文义，倡优隶卒本身及子弟，厕身学宫，甚者出入衙门，交结官府，霸占地土，武断乡曲。国家养贤之地，竟为此辈藏污纳垢之所。又提学官未出都门，在京各官开单属托，既到地方，提学官又采访乡绅子弟亲戚，曲意逢迎。甚至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正案之外，另有续案，续案之外，又有寄学，并不报部入册。以致白丁豪富，冒滥衣巾，孤寒饱学，终身淹抑，……种种情弊，深可痛恨。

此外，还可以指出，与科举制同时而在科举之外，还有铨选、选授、荫补、捐纳等其他任官方式。所以保留这些方式，是因为“专制君主及其大臣们施行统治，没有用人的特殊权力，没有任意拔擢人才的特殊权力，就根本无法取得臣下的拥戴。任何人走上仕途，如全凭考试，他们就不会对上峰表示特殊的恩遇”。 这正是人治—吏治模式中必有的规律。 BsKuvYKzGWFUgihbAf9LPQDuJ4u2DeK95NuXAm3aAII0X2EmH5kigmQpZaUHHQ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