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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所做的分析，自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古时的政治传统，然而只有这些又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上面引用的材料基本只限于先秦时代的少数思想家，对于古时中国人的政治实践这样一个更为广阔和复杂多变的领域，我们甚至还不曾进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由纯粹的理论研究，转入对国家机器运作实际情形的考察。
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会有它的现实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人治理论的现实形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吏治”。“吏治”即是君主通过官吏集团对国家实行的统治，它包含了两层内容，一是官吏对人民的统治，二是君主对官吏集团的控制。两者之中，君主对于官吏们的控制更直接也更重要。因此可以说是吏治的主要内容。
照现代政治学的分类，中国秦以后的国家都可以归入君主专制政体一类。一般认为，这种国家通常由三种权力组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其中，决策权是至高无上的，它不受法律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情形在中世纪的西方固然不大容易出现，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却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常态。从规范上说，握有这种特权的总是称作天子的帝王。帝王之下是按等级排列的各级官吏。他们是执君命者，其中，又有些职司监督，这些人自然也是君主的臣属，只是由于他们负有纠弹百官的重任，自有一种特殊地位。在这样的统治格局里面，高高在上的君王与他下面的官僚集团有着某种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官吏的权威与恩宠固然来自君王，但是君主要贯彻其意志，施展其抱负，也不能没有各级官吏的服从与合作，倘不是这样，决策权便只是一句空话。此时，君主地位尚自难保，遑论施展什么政治抱负了。因此之故，如何选拔、任用、管理和控制官吏，便永远都是君主们处心积虑、意欲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历代典章制度里面，官制总是占有突出地位的根由。
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籍之一《周礼》，完全根据官吏职司分类编成，因此又名《周官》，这种特别的情形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事实上，专以儆戒百官的法律远在殷时就已出现，这类法律与秦汉以后的“官法”在根本精神上不乏契合之处，只是，那毕竟是一个更早的时代的产物，我们可以暂存而不论。
严格意义上的吏治，只是在秦统一中国，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前后才出现的。秦代关于官吏任用、管理的法例条令，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一批“官法”。
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批秦代简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置吏律》《除吏律》《司空》《行书》《内史杂》《尉杂》《效律》等一系列有关官吏的任免、奖惩和行政管理办法的法律。同时出土且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语书》，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官吏应当遵守的一般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秦时“官法”的发达。史载，秦代以吏为师，且事事皆有法式，看来并非虚辞。汉以后，随着国家机器的巩固与完备，统治经验的日益丰富和立法技术的成熟，有关官制及官吏管理的法律也日益系统、完整了。汉代诏令繁多，其中《品令》《秩禄令》等是直接规定官吏品秩、俸禄的法规。魏晋南北朝时的法律演变纷繁，律、令之外又有格、式等新的法律形式，它们大都属于上面所说的官法。正因为有这一时期的发展，隋、唐时候以律、令、格、式排列整齐的法律体系才得以完成。寻常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的《唐六典》编成于这一时期，自然也不是偶然的。
关于《唐六典》，史家陈寅恪先生写道：“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托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
这段话将《六典》的性质、功用都说得很清楚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于这部典籍予以相当的注意。毕竟它在内容上所依凭的主要是当时尚在施行的令、格、式等官法，而它本身的编成也只有在古代官法发达至于相当程度时才是可能的。近时不少人将古代如唐之令、格、式乃至《六典》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法，这至少是用语上的欠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行政法乃是近代的产物，它在行政安排方面表现出来的“限权”职能，实本自宪法，本自宪法中所认可的各项公民权利。行政法以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因行政部门侵害公民权益而引起的损害赔偿作为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根据就在这里。
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古时的“官法”完全不同于行政法的地方。简单的说，“官法”是出自吏治的需要，由上而下地保证“臣守法”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手段，它的完备只能表明吏治的发达，而与法治原则全不相干。进而言之，“官法”与行政法的区别不仅是名称上的和内容上的，更重要还是历史渊源上的和社会功能上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不但可以将历史上有关官吏的门类繁多的法律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理解在古代法律里面，何以这类法律数量如此之多。
当然，只看历代“官法”，特别是与官制有关的琐细条目，我们还难以体味出君主通过官制的安排控制臣属、独揽大权的苦心，而这一点，恰正是中国古代官制演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