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先秦时代显学的一派，法家是极力为新兴王权张目的。这一时代特点决定了法家的思想特征。在比如上引商鞅、慎到和韩非关于“壹刑”的种种议论里面，我们发现王权乃是最后的依据。法律之所以是威严的，不可违背的，只因为它们源自君主，是国禁、上制和王法。管子曾说：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法乃是君主独占之物，这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法的神圣传统之一。早期儒家不赞同法家的政治主张，但不包括反对“生法者，君也”一类的意见。荀子大讲“有治人，无治法”，根据却是“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这样的思想在后来那些一面继续讲德治，一面更多地吸收法家思想，谈论法律政令之重要作用的儒生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汉儒王符云：

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国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 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弑，而民几于乱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若使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则是夺君之辔策而己独御之也。

这段话看上去很像就是法家的议论，这固然表明汉以后儒法日益融和的大趋势，但也肯定是以儒法两派关于立法方面的共同思想作前提的。正因为如此，法家所谓“壹刑”的主张意义十分有限。太史公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又说法家“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太子犯法，连勇敢的商君也只能“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这完全不足为怪。法家所主张的既然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自然做不到“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因为同样的原因，作为统治术之一种的法，也未见得较权术、威势等手段更重要。韩子解释说：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这段话把法、术的性质、地位说得再清楚没有了。依法家的见解，居君主之位，又能将法、术恰当地运用，必能造成威势，使令行禁止，国治民安。管子早就说过：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君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对此，儒者们会提出非难，他们要说君主立身之本在仁，在义，而不在法、术、势。只讲权谋法术最多只能成就一时的霸业，一味地刑杀甚至会危及自身。汉儒王符视法为君命，极言法的重要，但最后还是要说“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这显然承袭了荀子一脉，而与法家的一般看法不同。虽然在当日的历史背景之下，这套仁义的讲法未免显得空疏迂阔，事实证明却还不无道理。至少，后人大多相信，秦命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任刑滥杀，而这类责任又是要法家来承担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因为他所尊崇的儒家是汉儒董仲舒、王符辈代表的儒家，是大量吸收了法家思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家“合流”了的儒家。这个历史的变化固然与时势的变迁和人们对以往历史的总结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法两派在诸如法即是刑，即是“王者之政”一类根本性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着共同的见解。有争议的只是效用问题，是哪一种统治术更容易奏效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便可以拿到历史中去验证。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没有法律，否则就连最起码的秩序也难以维持。只是，在一种法只能用以统治臣民，君主权力却不受其约束的政制下面，君主要施行有效的统治，权术与威势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还可以说，在一个家与国相通，家政被看成是国政基础的社会里，君主还应该有一个慈父的形象，不教而诛只会损害这个形象，进而失去臣民的拥戴（反过来，在君主的权力并不受法律制约，而法律也不曾成为权力基础的情形下，强调君主道德风范的学说自然很容易为人所接受）。认识到这些的确需要时间，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原初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共同性与融通性，后来的发展也是难以想像的。 ^[2]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不但儒家的“治人”不是西方人说的法治，法家的“务法”、“治法”也未必不具有法治的精神。相反，以西方人关于法治的学说来衡量，则“治人”与“治法”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之“务法”，乃是只信奉法术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二者的结合就叫作“德主刑辅”，“明刑弼教”，这种汉以后渐渐形成的格局消弭了早期儒法之间的冲突，而将它们融铸在一种新的政治传统里面。唐代以承续道统自命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写道：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就像是上引《管子·任法》篇中“夫生法者，君也”一段议论的转述。它出自千年之后一位儒生之口，不过表明了先秦时代诸子争鸣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所由形成的指导思想，多半在那个时代就已成型。以后历代读书人有关“治乱之道”的种种议论几乎无一不是在早期思想家，尤其儒法两派所遵循的共同传统之下进行的，甚至他们所用的概念、术语也都是前人早已提出过的。我们在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时，集中注意于早期儒法之争，原因即在于此。 XsibNDgB0mWEsBquBd5CqSuJVxpcg7Loge69tmdBWIfhVvniFT9odvSJ8ZtzX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