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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争常常被后人过分地强调，而实际上，它们的意义十分有限。法家任法，儒家任人，法家重刑，儒家重德，都只是偏重不同，倘说到法的本质、功用等更为根本的问题，大家的认识又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这种一致，从来都隐而不彰，它是儒、法之争后面的潜在背景。
法家以“任法”、“治法”相标榜，这种学说的核心却不过刑、赏二字。管子以号令、斧钺和禄赏为治国的三品；商鞅以壹赏、壹刑、壹教为圣人立国之道；韩子则以刑德为明主所以导制其臣下之二柄。在管子，号令以使下，斧钺以威众，禄赏以劝民。
在商鞅，“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而在韩子，刑以行杀戮，德以为庆赏。
可见所谓法者，实在只是以暴烈之手段，劝功止奸，使令行禁止的治国利器。关于这一点，先秦儒者们只有一点异议：法者固如是，但是未必能够作治国的利器。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说教化之长为严法所不及。汉以后儒生对于“任法”说的批评，皆是循着这一途径展开的。陆贾云：“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
汉贤良文学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王符亦云：“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似这样在刑罚的意义上使用“法”字的例子，在古代文献里实在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在古人的观念里面，法与刑本为一事，乃是一事二名的。这里，对于“治法”、“任刑”的批评，绝没有要就法的本质与社会功用做重新认识的意思，相反，儒者们之所以主张“治人”、“任德”，正是因为在关于“法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它与法家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也正因为此，历史上对于法家的批评只涉及效用问题（什么是更为有效的统治手段，是严刑峻法，还是道德教化，人格感召？），而不及于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它只是一种关乎“工具理性”的评判，而与价值判断无关。这样，任人还是任法的德刑之争实际上成了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这正是汉以后儒法合流的重要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