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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简述法律之沿革曰：
昔者，三王始用肉刑。赭衣难嗣，皇风更远，朴散淳离，伤肌犯骨。《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周礼》“司刑掌五刑”，其属二千五百。穆王度时制法，五刑之属三千。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这段话提到中国法律史，也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古代文明的形成、转换和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并且相应地使用了三个用以指称古代法律的关键词：刑、法、律。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揆诸中国古代文献，刑、法、律三字除了上面这种因时继替的纵的关系之外，还有内容方面互注互训的横的关系。《尔雅·释诂》：“刑，法也”，“律，法也”。《说文》：“法，刑也。”《唐律疏议·名例》：“法，亦律也。”这种语言现象本身，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在另一些语系比如印欧语系的希腊、罗马、日耳曼等语族里面，“法”字不但与“刑”字无关，而且其本身也丝毫不含刑罚的意思。值得注意的，倒是西语中的“法”字，几乎可以同时读作“权利”。
这种语言现象也同样地独特。它表明了西方人对于法的特定看法，就好像法即是刑的说法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关于法的特殊观念一样。
古时“刑”、“罚”异义。《慎子》谓“斩人肢体，凿其肌肤，谓之刑”。《吕刑》中墨、劓、剕、宫、大辟所谓“五刑”即是如此。这种专指肉刑、死刑的“刑”，与后世包括了笞、杖、徒、流诸种刑罚的“刑”，显然不尽相同。关于古代的“五刑”，还有另一种说法。《国语·鲁语》：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
这里的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是并无矛盾。《吕刑》的“五刑”是狭义的刑。讲刑的种类，做的是技术性的分类。《国语·鲁语》的“五刑”是广义的刑，它讲刑的手段，实际是讲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所以，关于古时“刑”以“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为其基本性格的现象，《吕刑》中的“五刑”只能予以印证，《国语》中这段话却能够提供一个历史的解说。
在上引《国语·鲁语》的这段话里面，最引人注意的是古人把刑罚与征伐混为一谈的“兵刑不分”的观念。这种在今人看来颇为费解的做法，在古人却是习见乃至视为当然的。这一点有充分的历史和文献资料可以为佐证。现且将钱锺书先生一段精辟的文字引录于下：
“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考证》谓语本《吕氏春秋·荡兵》篇。按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故《商君书·修权》篇曰：“刑者武也”，又《画策》篇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荀子·正论》篇以“武王伐有商诛纣”为“刑罚”之例。“刑罚”之施于天下者，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国语·鲁语》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晋语》六范文子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今吾司寇之刀锯曰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尉缭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兵之于刑，二而一也。杜佑《通典》以兵制附刑后，盖本此意。杜牧《樊川文集》卷一〇《孙子注序》亦云：“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途。曰：文、武。”
这种观念来源于古代中国人的早期历史经验，因此虽然看上去费解，却不是不可解的。讨论这个问题又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特别是古代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所由产生的特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