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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文字记载的中国文明史上，早期文明形成的青铜时代确实至为关键。许多绵延至今的古老传统都发源于这一时期，它们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态、行为、价值取舍和政制安排，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在众多的传统里面，我们抓住了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所由形成的特殊程序，抓住了因此而形成的家国不分的混一格局，我以为，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说，中国人事事以道德为依归的泛道德倾向和态度，只能由“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得到说明；而“礼”之所以据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又正是因为，它是联结家国于一的惟一价值和规范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合一的大一统格局的最好表征。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甚至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激变，都不曾打破此种家国合一的大一统格局，它们最多只是更换了其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使这旧时的传统更好地延续下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泛道德化，先王观，“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新旧纠缠，
贤人政治，“政教合一”，法律与道德合一以及富贵合一等许多堪称为特色的东西，或者渊源于这一传统，或者与它有密切关联，实际上都是这个家国合一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数千年来置身其中的文化格局。它们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的文化的基本性格，左右着我们民族及其各项政制安排的命运。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必得由此入手。
[1] “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侯外庐先生视礼器为“ 周代氏族贵族专政的成文法 ”（重点号系原文所有），亦是此意。《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