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除上述合富贵于一的礼的影响之外，平民阶级之不见于中国古代社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或者是观念的，或者是物质的，不过都与中国古代文明所由形成的特别途径，与其家国不分的传统有密切的关联。

顾准先生曾以中国古代政治与希腊城邦政治作比较研究，发现 二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在前者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为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 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 这无疑是个非常敏锐的判断。但把问题归结为“专制主义政治”却未免失之泛泛，这里，历史的和文化的把握显然较政治性的说明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中国古代国家并非阶级对抗的产物，而是政治性的亲族集团之间征服的结果，所以，它采取了家国合一的族姓统治形式，在旧有的“家”的组织里面灌注以新的政权的内容。这就是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的真实含义。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诗·北山》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语，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人之间特殊而又至为密切的关系，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与人际关系相连的是地域关系，西方古代国家的产生是以地域原则取代亲缘关系，这是一种相应变化的关系。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是一面保留亲缘关系，一面以“封建”制度造成分布于空间的政治网络，这又是一种相应变化的关系。此或可以视为《诗·北山》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举的新义。最能够表明这一点的，是中国早期城市的性质与地位。

卜辞中有“封”、“邑”等字，周初文献中更有大量“作邦”、“作邑”一类记载，所讲大抵是建造城邑的事情，此即是吕思勉先生所谓一族之人分殖于外的封建，亦是张光直先生讲的，当宗族分枝之际，族长率领族人去建立新的有土墙的城邑的过程（见前）。汉字里面，“城”字最初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城墙”，第二才是“城市”，后一种意思是由前一种意思引申发展出来的。这不但是因为古代的城必定是有墙垣围绕着的，而且是因为，建造城垣总是建城中一项首要的和主要的工作。 相反，西方古代的城市虽然也有城墙，西语中“城市”一词，却不含有城墙的意思。比如在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里面，城市通常是与一定的政治团体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这多半是因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城市大都是形成了市区之后才修筑城墙，带有自发的性质。而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大部分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而人为策划的，并不曾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种〔依着〕‘由外而内’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建立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于自发地自然地形成。” 这样一种建城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自然，也是依礼而为的道德安排。古代关于礼的文献中保有许多有关房屋、城邑建造的资料，以至后人据以整理出《三礼图》，使今人得以窥见古代建筑的风貌。它表明了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国家形成的一致性，城市的兴筑实际是被纳入到合家国于一的礼的统一格局之中去的。 侯外庐先生指出，“由于氏族制的存在，城市并未形成经济的堡垒，并未坚固地地域化起来，而是‘宗子维城’、‘公侯干城’一类的 政治堡垒 。”

中国早期城市的这种特点，一直延至明清。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所有城市都是循着由外而内的途径，为着政治与军事的需要而建造起来，但至少大多数和主要的城市，都是统治者寄身的行政中心和政治堡垒，而不像西方古代与中古的城市，经历了自然的发展，成为工商业和贸易的中心、市民阶级的历史舞台。李约瑟先生注意到了这种差别，并且把它们上升到了文化的基本问题上去，认为在中国文化与文明当中，从来没有 城邦 的概念，也绝无由 城邦产生的文化 。 这种概括是深刻的。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些差异而形成的。而追根溯源，我们又把这些差异归于中国人的早期历史经验，归于中国古代文明所由形成的特殊路径，归于在此种特殊程序中形成的家国合一的大一统格局。 2THkcz+2Ta1RaEz66WFyPFeAN/vnUuDx/vnT8kKc2x4uYbdnq4gVwEgi7k+D0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