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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教授所著《秦汉名物丛考》一书承岳麓书院资助，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发来书稿，嘱我为之写序。一个多月来，犹豫再三，迟迟无法动笔。就我个人的学力和见识，为子今的大作写序，实在是力所不及，难以胜任。惶恐与压力之情比起前几位为其写序的同龄师友来还要严重得多。不过，千钧重托，却之不恭。换个角度想，先读为快，总会有收获和教益，写一篇读后感，亦不失附骥之幸。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见于文字记载的朝代史如果从夏朝算起，也有四千一百多年。但是对文化古籍的全面整理，只能从孔老夫子算起。在孔子所构建的儒家文化里，重“道”而不重“器”，重思想义理的阐发，轻名物技艺的研究，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器”的研究，对具体专业技术的研究，甚至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我常作如是想，宋代以后，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导致全面的社会迟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太重空疏义理的阐发而偏废实学的结果。
尽管如此，中华民族的汉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从文字到典籍一脉相承而未曾中断的文化。要读懂中国历史，要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对其中名物的研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郑康成遍注群经，就包括了对其中各种名物的阐释。二十六史中对兵器的记载，对礼器的记载，对舆服的记载，对宫殿城阙的记载等等，也都是偏重大量名物的记载。历代编辑的专书如《尔雅》、《释名》、张华的《博物志》、北魏刘懋的《物祖》、南朝梁人谢昊的《物始》、明人罗颀的《物原》、清人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以及专以名物命名的典籍如宋人蔡卞的《诗学名物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明人耿隨朝的《名物类考》等，虽就其内容和贡献而言各有高下，但都不失为历代学人关注名物研究的成就。
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名物可以万千计。即使当世人也未必能够说清楚我们身边日常所接触的每件物品，其源流、状貌、生成过程和功能作用，都含有大量的专门知识。更何况时越几千年，地跨数万里。加之各种名物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大到宫殿城池，小到一针一线，有些宏观到国家社会，有些则细碎到不被常人注意。但要把它考证清楚，没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力和丰富的阅历见闻，则无以胜任。因此，历代名物学家无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学界泰斗。
近些年来，华夫（张述曾）先生集众人之力，历三年寒暑，编成了《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于1993年出版问世，皇皇八百万字巨著，可谓嘉惠学林，功垂后世。王玉哲先生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尤其是最近孙机先生出版的同名著作，是在他早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基础上增订完成的，内容之宏博，功力之深厚，堪称古代名物研究的经典。但是，任何一种名家名著，都不能苛求其解决我们所期望的一切问题，很多领域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王子今教授的《秦汉名物丛考》就是从特定的角度，选择一些常人比较陌生而冷僻的秦汉名物进行系列考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贡献。
首先，从全书的结构看，近三十万字的著述，没有分章分节，而是以“丛考”的形式出现。我理解这个“丛”，有两重含义，一是根据研究的名物对象一组一组，也就是一丛一丛地安排。全书四十八组（包括两篇附文），读起来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同时也照顾到了自己研究的路径和表述的方便。四十八组丛考，既可单独成篇，又可浑然成一。二是每一组内，连类而及，把相关的一系列名物尽量包括进来。比如对“酱”的考证，先根据文献的记载指出，秦汉时期的“酱”，是一种用食盐腌制的肉酱。尔后对与此有关的鱼酱、蟹酱、鱼子酱以及民间食用的豆麦之酱逐一进行考证，指出桓谭《新论》中的“鄙人得鯅酱而美”的“鯅酱”，很可能是一种鱼酱。《北堂书钞·酒食部·醢》中的“鯅鲗之酱”当是一种用乌贼或墨鱼做成的酱。同书的“蟹胥之酱”即是一种蟹酱。《礼记·内则》中的“卵酱”，当是一种鱼子酱。然而，这些鱼肉之酱在秦汉社会可能只局限于富有阶层的消费，而下层民众食用的酱更多的还是用蔬果豆麦制成。书中考证了芥酱、芍药之酱、枸酱、榆荚酱、豆酱之类广大社会民众日常作为调味品的食用之酱。考证名物的同时，还指出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出土木简上的“酱杞一枚”可能为“酱栀一枚”。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竹简上的“肉酱一伤”，可能为“肉酱一觞”，都应是盛装器，对简牍释读上的疑难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四十八组之下有二百五十个小题目，将所涉及的二百一十多种（据书后索引统计）具体名物根据其相互关系分隶于四十八组之中。
其次，考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建筑遗迹、秦汉简牍、摩崖石刻上出现的颇有争议或尚未解决的名物术语。比如饮食类中的十一组（酱；豉；盐菜、酱菜；酒、醪；清酒；醇酒、白酒；善酒、美酒、厚酒、浓酒；膏饼；豆、黄豆、大豆；枣、棘；乳、马湩、挏马酒）大多出自汉简之中；军装服饰类中的四组（行縢；偪胫；赤帻；马甲）出自汉简的记载和汉墓的兵俑；马匹马具马食类中的五组（天马；木镫；掌蹄；茭；苇、蒲、慈其）出自出土文物和汉简；交通道路类中的五组（阁、阁道、栈阁；石
、石道；徧、碥；臽；柙、笼）出自《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等“三颂”石刻文字中；日常用具类中的三组（蒋席、皮席、葌席；行囊、行橐；鹿车）亦多出自简牍；建筑设施中的四组（复壁；复道；珰、当；封）来自建筑遗迹。胶和胶䩠一组亦出自汉简。其他十五组如儿童玩具（鸠车；竹马；泥车、瓦狗。三组）、日常生活用品（甬、筩、筒；角杯、犀角杯；合卺杯；流马方囊。四组）、交通设施（虹梁；浮梁、浮桥；舟船属具。三组）、军事装备（连弩；机、机械。两组）、海洋生物（人鱼膏；海鱼；大鱼、巨鱼。三组）也都与考古文物有密切关系。对上述各类名物的解释，有些是子今教授的首发；有些则是过去已有解释但不确切或不正确，子今对其进行了纠正；还有的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把认识推进了一步；有些则是提出了意见或假说，需要出土资料的证实。比如对“胶”和“胶䩠”的解释，对“酱”“豉”在西北军队中的配给制度，酒类在军队中引起斗殴事件，汉简中记载的“马禖祝”礼俗，对“三颂”中若干名物的解释，都是子今的首发。在纠正以往不准确的认识中，如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士卒俑额头有一圈红色带状编织纹痕迹，发掘者称其为束发用的“陌额”，但子今通过对甘谷汉简“赤帻”的研究指出，这应该是“赤帻”而不是“陌额”。长沙东牌楼出土简牍有“蒋十五枚、葌席一束”“皮席一枚”的记载，整理者认为“‘蒋’应为‘浆’之通假”，但子今认为“‘蒋’应为‘䉃’”，《广雅·释器》：“䉃，席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䉃，通作‘蒋’。”显然，后一种解释更合理。一字之差，两种事物。山西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拴驴泉发现正始五年（244）开凿石门、修治道路的石刻，其中有“作遍桥阁”一语。最初的整理者认为“‘作遍’即遍作，指在工程路段内凡须修造桥阁之处无一遗漏”。子今察看拓片发现，“作遍桥阁”应为“作徧桥阁”，“徧”即后世之“碥”，也是一种道路形式。居延汉简中的“慈其”，有学者认为当是一种供人食用的蕨菜，但子今考证认为，“慈其”并非蕨类，而是一种供马畜食用的饲草。诸如此类，所在多有，往往奇思妙想，胜意迭出。被国家定为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就定名问题，学界有各种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直截取名为“紫燕骝”，子今认为最合理的称名应该是“天马”而不可称“紫燕骝”。这就把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所谓点燃的“人鱼膏”究属何物？按照子今的倾向，应该是鲸鱼油，但他并没有下断语，而是明言“秦始皇陵‘人鱼膏’之谜的彻底解开，地宫照明用燃料品质的最终认定，应当有待于依据考古工作收获的确切判断”。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提出一种科学假说，有待证明。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秦汉名物丛考》一书对名物的考证不仅仅局限在名物本身的形貌、生成、功用等方面，而是同时从广阔的视野和多侧面多角度揭示了各种名物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比如枸酱的研究，指出其建元六年（前135）汉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结果唐蒙在广州吃到了枸酱，调查发现，这种枸酱乃蜀地特产，夜郎等地通过牂柯江顺流而下贩运到了南粤。由此唐蒙想到了控制南粤的策略，上奏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置犍为郡，由上游发兵而制服南粤，揭示了由枸酱而引发的政治军事上的意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通邑大都“醯酱千瓨”，“此亦比千乘之家”。因此，对“酱”与“瓨”的考证，就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书中对鲛、
、鲯、鰸、鲕、鳆、
、鯜、䰽、䱡、魦、鱳、鰅、鮸、魵、鲜等多种鱼类的考证，除了生物学、海洋学的意义外，还在于：一是它的产地，大多在今朝鲜半岛，说明当时的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的人家，“亦可比千乘之家”，说明当时的渔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三是汉武帝时曾经“县官自渔”即统制海上渔业为官营，后来又放归民间而“增收海租”，这就把对这些海洋生物的研究带进了海洋经济史和国家财政史的范围。对“大鱼”“巨鱼”的考证，也有其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用今天的生物学知识解释，其实就是“鲸鱼搁浅”或“鲸鱼集体自杀”的现象。但是史书把它记载在《五行志》里当作一种灾异现象，京房《易传》、《淮南子·天文训》以及汉代的诸多纬书都把它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赋予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意义，制造出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诸多说法，使“大鱼”和“巨鱼”在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观念形态上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同时进入和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这些，都是书中对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名物进行考证研究的价值所在。
第四，《秦汉名物丛考》对书中所涉名物的研究，取材宏富，广征博引。正文中引书两千四百多条∕种，脚注中引书两千一百多条∕种。除了传统经、史、子、集、野史、笔记外，近人的专著、杂志论文，无不在征引之列。除了传统典籍外，秦汉简牍、金石砖瓦、碑刻画像、出土文物，凡可作为证据者，无不纳入论证之中。除人文学科外，自然史、生态史、海洋史、 交通史、饮食史、农业史、兵器史、酿造史，等等，亦多有涉猎。从书中一千零五十一条脚注，亦可见出子今教授行文严谨，考证精详，言必有据，文必有征，体现了子今教授一贯的学风和文风。看过此书后，不光对书中研讨的名物有深入了解，而且让人广开视野，豁然开朗，有一种融会贯通之感。
第五，《秦汉名物丛考》不是王子今教授的一时之作，而是三十多年来关注研究秦汉史各类课题项目的同时，关注名物研究的结果。从书中所附四十三篇相关研究成果目录可以看出，最早的文章是1984年发表在《文博》上的《秦汉“复道”考》，最晚的是今年发表于《考古与文物》第4期上的《岳麓书院秦简〈数〉“马甲”与战骑装具史的新认识》。三十多年来，王子今教授辛勤耕耘在秦汉史研究的领域里，出版过三十多部专著和七八部与人合作的译著，还有三十多种与人合作主编、参编的著作。发表的论文，仅我个人的电脑里，收集、下载、保存的就有六百多篇，当然不是全部。真可谓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在长期研究秦汉交通史、海洋史、秦汉简牍和出土文物的同时，日积月累，形成了对书中各类名物的新认识，有些陆续发表过，有些尚未发表。现在结集在此书中，实可为对秦汉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当然，研究名物，没有直观的图录，让人看上去略嫌不足。有些诸如酱、豉、酒之类，无法用图像表示。但有些名物，诸如鹿车、鸠车、连弩等，如果插一些直观的图像，就会让人看得更清楚。个别结论也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如对“茭”的研究，书中认为应该是“芨芨草”。我个人认为，“茭”可能是一种晒干的干青草。河西走廊冬季时间较长，冬季里牲畜要靠夏秋季节晾晒的干青草过冬。至于这种草，并不单一是某一种植物，应包括所有牲畜爱吃的草类植物。记得儿时在戈壁滩上放牧牛羊，很多杂草，到现在也叫不上名字。在夏秋季节，农民割草晾干贮存以备冬天喂养牲畜。而芨芨草杆子太多，牲畜并不喜爱。它的真正作用是编织用具。秋后草黄之时，农民把芨芨草一根一根拔下来，剥了皮可以编织席子和筐篓，千百年来，河西老百姓铺的席子几乎都是用芨芨草编织的，有专门的手工匠人。再就是棰劈以后，搓成各种规格的草绳，用于生产和生活。当然，这都可进一步讨论，并不影响全书的学术价值。
王子今教授不仅著作等身，成果丰硕，而且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也是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楷模。他之所以能在秦汉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与他良好的教养、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有直接关系。子今的母亲，是一位刚强而有文化有追求的女性，在给予子今以母爱的同时，又给予其文化学术上潜移默化的熏陶。在过去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插队下乡，当过农民；后来当过装卸工，扛过大麻袋。在学术研究上，他的勤奋吃苦、超过常人的精力和毅力，都与此不无关系。子今本科在西北大学读考古，有考古学的背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既重视文献，又重视文物，特别重视考古学的材料，甚至连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遗迹遗痕，他都从不放过。子今在研究生期间，跟随著名的历史学家林剑鸣先生读秦汉史，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文献学训练，对考据学十分在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入史学界，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为中国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子今不仅从中吸取了很多营养，而且在上述多个领域里都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在秦汉史研究领域里，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全身心投入，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其中连任三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会长。他熟悉这块土地上，哪些是曾经的沃壤而取得过丰硕的收获，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开发的荒芜之地，哪些是迄今还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沟坎边角……
1991年在兰州第一次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以来，同子今的相识、交往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子今对朋友的谦和、亲切、诚恳、友善是学界朋友公认的，也使他因此而赢得了广泛的友谊和人脉。他天性睿智，反应敏捷，同他在一起，常常以诙谐幽默的调侃给你带来愉快。我们曾一同到居延的荒漠戈壁和敦煌的汉塞烽燧进行过考察，很多在一起的情景都让人终身难忘。二十多年的友谊、交往和情感，是我人生中一份特别值得珍视的收获。愿子今的学术之树常青，愿子今的今后健康快乐。
张德芳
2015年8月1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