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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中的六项原则介绍了数字技术是如何像先前的长影响弧技术一样，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组织结构的。除此之外，数字技术也带来了一些以前的长影响弧技术所未曾带来的情况—— 原则7：数字技术与组织的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 这一原则也在重塑领导力环境。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它既象征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也表示20世纪下半叶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和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之间的巨大分歧告一段落。
虽然大部分人类经受住了生存的考验，但局部战争已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幸运的是，在博弈论的共同毁灭原则的背景下，两大联盟还是避免了全球毁灭事件的发生。虽然部分地区仍会出现局势动荡的情况，例如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南斯拉夫的血腥解体，但整体而言，世界开始走向和平。
但现实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
两极世界逐渐变成了多强世界：欧盟可以拒绝来自美国的利益；俄罗斯仍然拥有强大的核力量和丰富的能源资源；东欧国家虽意图争相加入欧盟，但在后续实践中这个进程却遭受着抵制；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发展；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处于困境之中，但日本企业仍然主导着关键产业；韩国成了经济强国；沉睡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逐渐演化为“亚洲小龙”；拥有核武器的印度终于开始选择经济自由化；南非摒弃了种族隔离的政策，重新加入全球经济当中；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虽然摆脱了右翼军人独裁，但却变成了混乱的“民主国家”。
除此之外，资源的争夺开始变得尖锐而复杂。一方面，人类自身造成的变化威胁着人类的共同未来，气候正在加速恶化；另一方面，人类不能再无视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平衡，比如制造数字设备需要稀土，而这些稀土的开采过程往往充满了剥削与人祸。再加上，独立运动扰乱了许多过去曾运行稳定的国家，甚至在欧盟内部都有发生；恐怖主义长期以来秉持“这是他们造成的后果，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样的想法，影响着全球的安定并引发无休无止的战争。当目标变得模糊，现实情况更是如此。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从长期稳定变得短暂。还有一些全球性的重要的事是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完成的，但想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却非常困难。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一旦汇集起来，光是商议解决方案就可能令人捶胸顿足，更甚者，还会引发大家产生之前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那种恐慌情绪。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在1987年就预估到了这些地缘、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并创造出了一个由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每个首字母组成的缩略词——VUCA来与这些变化相契合。 1
随着VUCA对经济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商界于2003年左右开始采用这个首字母缩略词。同时，在VUCA环境下诞生的新企业让商业与经济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这进一步促使全世界多个政府修改了长期跟踪经济数据的机制与系统。除此之外，数字技术为小企业创造了其从未想象过的市场机会，既有可能实现其全球化扩张的雄心，同时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竞争者的竞争力已远超传统竞争者的既有权力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VUCA会像“颠覆”一样，成为另一个流行词。它被随意地应用了太多次，以至于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比如，VUCA被加入企业战略的路演中，企业却并不会为此改变它们的观念、行为或行动。
如果在浏览器中输入“VUCA和领导力”，会跳转出很多网站链接，包括几个由商学院教授或退役将军主导或参与的网站。其中所展示的“解药”，大多都是与VUCA拥有相同首字母的商业概念。实际上这样的建议是十分肤浅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一个辉煌的五年愿景，一个所谓的能化解动荡风险的解药，并不能帮助企业应对如今的动荡局势。反过来说，如果动荡没有得到成功解决，那么这种愿景很可能都立不住脚。
实际上，数字技术本身就可能成为或是加速形成VUCA局面的因素。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应对，我们要理解组成VUCA的术语，再结合能源行业的实践，来展示它们之间的巨大差距。
V，表示易变性（不稳定性），指的是迅速发展但无法预测的变化。当受到恐怖袭击后，恐惧和贪婪的情绪会在人群中散播，这会导致油价的剧烈波动。而易变性可能会加剧事态的负面影响，因为高管们通常无法具体预测什么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引发波动。所以万一出现了意外事件，他们必须立即做出反应。
U，表示不确定性，是指在已知范围内不可预见的变化。比如，全球能源使用量通常随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能源的使用具有地方性，所以虽然变化的不确定性无法消除，但通常可以通过建模来预知变化。然而，商业领袖鲜少使用这些模型，因为大多数商业领袖（甚至接受过统计培训的也包括在内）缺乏对其影响的直观理解。 2 所以他们所在的组织几乎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为针对像特定利润目标这样的将不确定性排除在外的考核指标更容易实现部署，即使它们可能是错误地暗示了未来与现在的相似程度。
C，表示复杂性，是指形成一个问题的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间可能存在复杂关系。复杂的系统更难对冲击进行管理，因为任何节点所产生的冲击影响都会通过意想不到的路径传播。例如，作为全世界最复杂的电网之一的美国东部电网，它曾在2003年导致5，000万人在黑暗中度过了两天，这让专家必须反思为什么它突然崩溃了，这对专家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有心理研究表明，人类的生理条件可能限制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的大脑无法对过多的条件因素进行论证分析，特别是在所有因素同时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大脑更倾向于简化因果关系并得出次优结论。 3
A，表示模糊性，是指可能没有一个唯一的好答案，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答案但都缺乏强有力的支持。比如，有一部分知识渊博、理性的人相信核能可以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但也有另一部分同样知识渊博、理性的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铀和钚等可裂变材料很难被安全储存。两组都引用了大量支持数据，但仍无法说服对方，因为两组的观点都是由不同人群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驱动的。
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处于2008—2009年那场被称为经济大衰退的事件中心，虽然经济衰退影响了全球许多国家，但它也是数字技术与VUCA世界相互作用的一例完美证明。与政治或经济学的传统分析不同，这一论点借鉴了计算机科学 4 ， 5 、风险管理 6 、运筹学 7 和金融学 8 ， 9 的研究。后面的两个故事能够很清楚地传达相关经验教训，也从根本上解释了在互联网中，冲击是如何从A点传到B点的。
我于1983年获得MBA学位后，就进入了一家总部位于华尔街附近的全球性银行工作。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当时的我还没有资格获得奖金或股票期权，并且我拿到的薪水可能也是整个毕业班中最低的。然而，我仍然相信我的能力在他人之上。
幸运的是，我的上司容忍了我的傲慢。我在进入为期一年的银行管理培训中的三个月后，接触到了许多同行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任务种类，比如在一位高级管理人员（他拥有奖金和股票期权，并有望晋升）的监督下，我为公司董事会制订了意见报告书。这份立场文件作为讨论风险承受能力和贷款标准新政策的起点，也如往常一般，在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批准。
在那时，我任职的银行刚进入一个新兴市场，正向商品经纪人提供高风险、高回报的贷款。实际上，老板们对该市场知之甚少，而我更是一无所知，但银行对可能存在的明显风险嗤之以鼻，它更在乎能否给这个新兴行业发放高利率的贷款。甚至因此，我的上司对我的监管也比平时松了许多。贷款人的意见过度影响了我的分析，后来我所在的银行很快地就批准了大额的可疑贷款。这样一来，对许多人来说，很多钱都处于危险之中。
那这些贷款后来是否出问题了呢？我可以保证，是的。那么银行在这上面亏钱了吗？基本上答案也是肯定的。其他机构是否也承担了类似的风险？实际上监管机构和市场一致认为，即使我们的领导者可能轻率行事，我们银行也是“坚不可摧”的，因此我丝毫不怀疑，当时的我们是如此幸运地拥有着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不过，我的错误并没有让我所在的银行倒闭，因为在当时，这家银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没有波及整个行业。总的来说，我这一代“无所不知”的年轻金融家并没有摧毁世界经济。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我们只是通过便携计算器和原始Lotus电子表格单独进行评估投资，并不具备将贷款一键打包出售的能力，再加上那时银行的财务还没有与其他机构的财务实现线上互联——当然，如果我们的错误决定会威胁到其他人，监管机构也会将我们拒之门外——因此那时候的世界还不算是VUCA世界，只能算基于早期的数字技术来运行。
时间快进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何导致冰岛三大银行同时破产？”因为那时金融服务业是所有行业中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但那时它无法识别出所有的VUCA状况，这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高管和监管机构的困惑。
脑力劳动使得原本受众面很小的数字产品及服务变得大众化，但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却依然鲜为人知。机构之间的数字化投资交易使得局部问题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外传播。（随着危机的扩散，过度杠杆化的冰岛银行在许多欧洲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敞口，同时还失去了进入信贷市场的机会。 10 ）自动化决策系统更是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即便是稳健运营的企业的股价也出现了暴跌，而如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等机构所触发的自动化交易将进一步传递恐慌情绪。或许不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数字时代到来前已足够支持交易的开展，但数字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场游戏中，许多金融机构对交易失败的双方都进行了投资，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双输的条件。其中就包括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机构，它曾为这些贷款提供保险。
复杂性阻碍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最初试图通过依次拯救薄弱机构来遏制危机的行为，后来它们不得不采取至今还备受批评的行业级救助来阻隔危机：通过对多个摇摇欲坠的机构进行大力支援，使其免于经历系统性崩盘的风险。然而，这样做也产生了一个充满争论的道德风险问题：当前的救助是否会增加对未来的救助风险？
毫无疑问，贪婪和欺骗处处都在，否则那些有缺陷的、深奥的、只卖给心思不够缜密的客户的产品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当然，贪婪和欺骗也存在于1983年，只是我当时的雇主所产生的那些风险并未严重到摧毁世界经济。而我们也绝不能只是一味地谴责贪婪和欺骗，这样做无疑是在把问题简单化。
虽然随后的监管改革加强了监管本身作为“缓冲器”的作用，但基本风险并没有减少。计算机速度变得更快了（易变性依然存在），衡量风险承受能力的指标仍然是静态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互联网的使用规模更广泛（复杂性依然存在），令人厌倦的道德风险问题（模糊性依然存在）也并不会消失。
其他行业现今也在广泛应用类似的数字技术，而它们可以制造的危机则足以使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看起来像儿戏。蓬勃发展的物联网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连接起来，也将系统与系统、企业与企业连接起来，这将对我们就故障点进行诊断与修补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失误都会带来潜在的损害，这些损害不仅会影响到某个企业，甚至还可能影响到整个世界。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要知道，曾经美国一个州的大雪和电网系统中关键软件的一个程序错误就引发了美国东部电网的崩溃。当时大雪压断了第一根高压线，然后位于该州的数百根高压线中的三根与树木接触导致放电，但电网软件却没有识别到任何问题。 11
尽管存在巨大的潜在成本，数字技术的使用率仍会持续增长，因为它们能切实提供许多便利。对于大多数地方的大部分人来说，没有数字技术的日子只会更糟糕。数字技术推动了波音787和很多能治病救人的药物的研发，数字技术助力企业把世界各地的人才集合到一起组成项目团队，数字技术使得那些被传统银行所忽视的穷人能使用手机银行服务。而有朝一日，数字技术还可能会帮助人类有效应对饥饿、癌症甚至气候变化等课题。事实上，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的发展与前进，在数字技术这一观点上亦如是。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七项原则是如何改变21世纪的领导力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