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岔路

熟悉拉康《讨论班》的朋友可能看得出，导言的第一个标题“四个圆环”是对拉康出版的第一本《讨论班》的标题“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Le Séminaire Livre Ⅺ：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73年）的致敬。“四个圆环”分别由三位作者完成，其中张涛负责编写第一章“异化的镜子”，陈劲骁负责第二章“法则的父亲”和第四章“正常的疯子”，王润晨曦负责第三章“痛快的女人”。由于对拉康著述兴趣上的差异，更准确地说是拉康在我们各自心中位置的差异，我们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开辟出了三条岔路。

张涛更加关注精神病理学的内容，所以他在论述自我和镜子的关系时，每一步都会援引丰富的临床材料，并对大量和镜像关系有关的概念做了细致的区分。这种学术层面的区分，是我们得以精确定位病理学原因的前提。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列举电影中的例子来增进学术内容的趣味性，使得精神分析在临床之外关联了流行文化的领域。陈劲骁的视角非常恢弘，他从思想史和认识论的角度对拉康的有关父之名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着重强调了不同的和父之名的关系造成了主体精神结构上的差异。如果说他在第二章重点着墨于有关精神结构的叙述的话，在第四章，他则借用拉康晚期关于“圣状”（sinthome）的理论，将对精神结构的划分，重新统合在一个新的视角之下。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只是参考拉康的有关叙述，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为代表的精神病学的历史发展，同样也在他的视野之中。最后，他追溯法国当下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前沿，对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提出的“日常精神病”（psychose ordinaire）的概念进行了讨论。相比张涛学术上的严谨和陈劲骁的才华横溢，王润晨曦的部分更加重视经验的维度，试图在理论和经验之间不断地游移和穿插。它们包括生活中的经验、临床上的经验以及文学的经验。他期望通过回溯这些经验，展现拉康的理论或者他独特的思考方式对每个人可能带来的启发。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每一章的大致内容，为读者提供一个导引，期望帮助读者不至于徘徊于岔路时迷失方向。

第一章“异化的镜子”主要处理与镜子阶段有关的理论问题，它对应的是拉康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早期的内容。这一阶段，拉康的代表作品是1949年在苏黎世举办的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的发言《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镜子阶段的理论认为，婴幼儿的自我的形成过程在于将镜子中的形象辨认为自身形象，它一般发生在婴幼儿6～18个月大的时候。婴幼儿借由这种外在的形象，完成对自身内在的整合，而此时婴幼儿尚未具备对身体的充分掌控能力，身体尚处于不协调的发展阶段。理解这一理论的困难在于，它主要脱胎于拉康与精神病人的工作经验。在一些精神病人身上，“自我”的机构（instance）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以至于在自我和外界之间并没有确立不容置疑的边界，其表现结果是，处于发作状态的精神病主体认为他人取代了自己，比如夺取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由此发展出他人对自己进行迫害的妄想。正是基于临床中遇到的这类现象，拉康发展出了每个人都会经历镜子阶段这一理论，并将病理学问题定位在这一阶段之上。

拉康在建构这一理论时，同样参考了对婴幼儿观察的经验。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事实是在婴幼儿身上常见的互易现象：一个小孩打了另一个小孩，但却说是另一个小孩打了他。这不是因为他在说谎，而是他尚不能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区分，所以他看到另一个孩子受到了伤害，以为是自己受到了伤害。

虽然拉康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临床经验以及对婴幼儿的观察，但是由镜子阶段衍生出的镜像关系，却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同时也是文学、电影、神话的题材。婴幼儿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一方面感到欢欣雀跃，因为发现自己有一个完整的身体形象，他认同这一形象，将之视为是自己的；但另一方面，镜像关系也孕育着你死我活的侵凌性，它意味着主体自身形象的构建要通过援引他者的形象来获得，而位于我们正对面的形象经常会“不顺眼地”提醒着我们自身的惭愧之处，或者“太顺眼”以致威胁到我们自身存在的独立性，由此导致的是主体为争夺自身形象的所有权进行殊死的斗争。

如果说第一章的内容是基于拉康最初的贡献，那么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就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以及它们对主体发展的影响。相比第一章对镜子阶段的三个时刻引发的精神病理学的叙述，第二章回应的是精神结构的诊断的问题。结构意味着同样一种精神病理学现象，可以完全出自不同的精神结构，这使得精神分析的诊断有别于精神病学的诊断，因为后者更多是从疾病现象的角度做出的分类。

弗洛伊德经典的诊断划分是神经症（névrose）、精神病（psy-chose）和性倒错（perversion） 。对于性倒错是否构成一种独立的结构，近年来分析家群体中愈发有争议，倒是孤独症（autiste）逐渐被认可是一种与精神病不同的、独特的结构。

抛开争议的部分不谈，我们看到，核心的划分出现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弗洛伊德虽然也会讨论到精神病主体的问题，但是他理论的建构主要是基于与神经症患者的工作经验。相反，拉康的卓越贡献之一就在于对精神病的问题的分析。我们说，这与他首先作为精神科医生的工作经验高度相关，因此，他继承了许多来自精神病学家的理论和临床遗产。

正是认识了精神病人，我们才认识到神经症或者正常人的情况。进一步说，我们发现在精神病人那里缺少一个东西，而在神经症这里，这个东西或多或少是稳定的。这个东西的缺少造成的结果，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在对生命的感受最内在的接合处引发的紊乱。” 这种紊乱影响了我们感受周遭环境的方式、感受身体的方式，以及对待脑海中想法的方式。理论上说，精神病人的父之名是被除权（forclusion）了的，这是陈劲骁在第二章第二节详细讨论的内容。由此，我们会看到精神病主体和神经症主体的差异被定位在他们和语言的关系上。

第三章，我们从病理学和诊断的问题过渡到生活的奥秘，更确切地说是女性的奥秘。我们试着在这里讨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女人说了些什么，他如何看待真正的女人（vraie femme），而真正的女人和母亲又有什么不同。同时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具备神秘的维度，所以我们将她们和精神分析论述的实在 相关联。这种关联同样基于拉康的一个论述：“女人更加真实、更加实在。” 最后，我们借助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的作品《劳儿之劫》（ Le Ravissement De Lol V.Stein ，1964年），试图讨论女人的爱和创伤的问题。

第四章讲述拉康对自己前期理论的颠覆和超越：他在精神病的问题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借助作家乔伊斯的例子，他提出了精神病人的增补的问题。想象、符号、实在组成的三个圆环，需要另外一个圆环将它们扭结在一起，曾经“无所不能”地保障了大他者的意义的父之名，现在看来不过是扭结它们的可能性之一。从此，精神病人和神经症的边界虽然依然稳固，但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理所当然，米勒提出的“日常精神病”，成为探索这一地带的一个新的尝试。

如果说“圣状”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是扭结三个圆环的第四环，那么扭结我们三条通往通俗化的岔路的，则是编辑宣佳丽。她是我们三个人之外的第四个人，“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扬言”要对手稿进行严格的审查，“强迫”我们改写任何模糊不清的内容。但正是她的努力，维持了我们每个人在这本书中体面的存在。我们说，她无愧于“圣状”一词，既是我们每个人的症状，她同时又是最好的读者，看着她整页整页的批注，仿佛看到了流浪的提着易碎灯笼的孩子找到了家的方向……最后，我们在这里对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AhrKNth4vf0p7uQGWFQqTKJh5I+D4O4vS0lLD7qp8c2J464nslYHgzutfroYEI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