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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题中的“作战”和现代汉语的“作战”一词的意思并不相同，篇题中的“作”是“发起”的意思。所以本篇的主要内容实际是在讨论战争中的物资准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战争的常规是需要出动战车上千辆、运输车上千乘、穿戴盔甲的士兵十万人，还需要长途运送粮草。这样，国家内部和驻外军队的日常开支，使者和间谍往来的费用，维护修缮战车和铠甲的胶、漆的消耗，每天需要花费千金巨资。这样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孙子在第一篇里对战争的认识是“死生”，本篇孙子介绍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耗费钱粮。
首先是粮食。一方面，几十万士兵每日的食物消耗巨大；另一方面，由于从军的绝大多数士兵是被征召的农民，他们放下农务，离家远征，也会给国家粮食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们总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经常会忽略战争中其他资源的损耗，比如“宾客之用”是“用间”的金钱花费，“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是修缮各种受损军事装备的花销。不考虑这些消耗，同样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而对于后世的战争而言，金钱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现代战争，兵粮基本不再需要考虑，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军费开支和生产武器的能力。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战争的消耗巨大，如果经过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那么士卒就会十分疲惫，攻打城池则会耗尽军力，长期出兵国外则会导致国库亏空。如果士兵疲惫、锐气受挫、国力耗尽、财政枯竭，那么其他诸侯就会趁这个困顿局面举兵进攻，这样即使睿智的人也难以收拾残局。所以打仗只听说过笨拙而快速的，没有看到过打了很久还称得上巧妙的战争。“战争持续时间很长而对国家有利”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
战争规模越大，消耗就越大，时间长了国家就会陷入财政危机，典型的例子如伯罗奔尼撒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和万历三大征。长期战争不但会消耗国家财富，也会导致国民身心疲惫——即便他们并没有亲身参与战争。比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实际军事损失其实并不大，但是长期的战争透支了公众的精神，美国政府最后不得不在国内高涨的反战浪潮中承认越南战争的失败。
一些注家认为“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句是推崇“拙速”，并认定孙子是“贵拙厌巧”。但是从文义上看，“拙速”只是与“巧久”做对比，用于强调“贵速不贵久”。《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巧胜”，《九地篇》的最后总结为“巧能成事”。本篇最后总结为“兵贵胜，不贵久”。战争的首要目标是胜，然后才有速、久之分，而“巧”正是运用兵法实现胜的一种体现。如果巧速可以实现，显然是优于“拙速”的，因此岂有贵拙厌巧之理？“拙速”之所以能够实现胜利，是因为敌人同样是拙，而且比我军更拙。兵法始终是巧胜拙，即便在实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同样如此。因为巧与拙并不仅仅体现在战术上，也体现在军队管理、情报搜集、后勤保障等方面。巧根本上还是为了避免损失自身实力，但如果是“胜久”，则难免消耗大量国力，所以巧和久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自然不会有“巧久”之说。
兵不贵久的原因，是因为久会导致“钝兵挫锐，屈力殚货”，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不是久，而是如何避免“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情况出现。最典型的例子是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文明更适应长期战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国家的侵扰是长期而频发的，蒙古的大征服更是持续了数代人的时间。即便没有侵袭农业文明，游牧民族内部的战争也是经常性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可以保证长时间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不会“屈力殚货”，反而是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
能够导致“屈力殚货”的不仅仅是战争，和平时代的军备竞赛也可能如此——曾经强极一时的苏联就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国防军事支出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如果社会的大量资源被消耗在军备竞赛上，那么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必然受到限制。
同样，如果社会资源被大量消耗在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投资上，这也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活力的下降。而长期进行这样无效的投资，则会招致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政府为了拉动经济，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可惜其中很多项目因为经济效益低，虽然短期刺激了经济，从长期看，却使国家陷入债务泥沼。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正是日本长时间未能走出经济低迷的原因。
对于企业而言，“屈力殚货”对应的就是现金流枯竭，而现金流枯竭往往不是因为企业亏损，而是因为盲目扩张。与之相比，“钝兵挫锐”对公司的影响往往更容易被管理者忽视。经常性的加班和高强度的工作被视为常态，甚至无法避免的情况，这会导致员工的身体和精神陷入长期疲惫，进而导致企业的实际效率下降，更别说创造力了。所以，企业的领导者在做企业发展规划时，也应避免使企业陷入“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状态。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因此，如果不能全面了解战争的害处，就不能真正了解如何从战争中获利。
战争中，将领的过失往往会使军队蒙受巨大的损失，动辄尸横遍野，甚至身死国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面对如此大的风险，将领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尤其要杜绝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失败、国家疲敝的高危风险。故孙子告诫将领，首先要“尽知用兵之害”，然后才能考虑“用兵之利”。而且孙子在这里强调“尽知”，也就是要了解所有高危风险。排除所有高危风险之后，再去构想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者说实质性的、有价值的胜利，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在决策中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当然，即便忽略了某些高危风险，仍然有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其实是侥幸得来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次侥幸的胜利很可能就是下次失败的序幕。
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之后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内兴工商修政治，外强军备购武器，其改革力度远超同时期清朝的洋务运动。到了1894年，日本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号称亚洲最强海军的北洋水师，并在之后的条约中获得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末席。十年之后，日本又难以置信地击败了欧洲强国俄国。这两场不可思议的胜利使日本人确信，他们总能凭借武士道精神战胜比自己庞大得多的敌人。可惜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清楚，这两次战争其实都是日本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国运与国力做的豪赌。当时日本的经济虽然突飞猛进，但是为了维持高额的军费开支，日本政府不得不征收沉重的赋税，底层民众的生活比起江户时代几乎没有改善。一旦开战，国库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甲午战争只有半年，日俄战争不满两年，但是这两次战争已将日本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与军国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只是在巨大的风险下侥幸获得的，依然希望通过持续的穷兵黩武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最终日本在侵华战争与其后的太平洋战争中耗尽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积攒的几乎全部家底。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就是典型的只知用兵之利，不知用兵之害。
将领了解了战争的利与害，就能够以此赢得战争——对于敌人有害的，通常就对自己有利。然而，某些对敌人有害的，对自己可能同样有害，比如“兵久”。但劣势较大的一方，尤其是极有可能战败的一方，可以通过将战争拖入长期化的方式，让强势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战争的消耗大于胜利的收益，强势方可能最后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与弱势方达成和解。这一点也适用于企业间的法律诉讼。因为双方在长时间的法律诉讼中都会承受巨大损失，所以通常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达成妥协，而不是等待法庭的最终宣判。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持久战并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即便达到了战争最基本的目的，比如将侵略者逐出国境，往往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因如此，持久战换来的只能说是没有被击败，很难说是胜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善于用兵的将领，兵员不再次征调，粮食不超过三次补给。各项军需物资从国内取得后，粮草补给通过掠夺敌方来解决，所以军队的补给能够保证充足。
一场战争中，兵员不应该再次被征召（原有的部队刚刚解散不久就重新征召），这就要求将领必须在战役中彻底击败敌人。粮食的远途运输成本极高，输送的次数多了，国家的积蓄难以承受。而且我军既然深入敌境，就应该靠掠夺敌方的粮食来满足军队补给。结合后文《九地篇》的话，就是轻地（只在敌国边境）取用于国，重地（深入敌境）因粮于敌。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用，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𦮼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国家之所以因为出征而贫困，主要是因为军粮的远途运输，远途运输就会使小领主（封臣）贫穷。军队经过的地方，物价就会上涨，这样小领主（封臣）的财富就会枯竭。他们财富枯竭，就会在领地内增加赋税。中原的战争耗尽了民力与财力，导致国内空虚，封臣的资财耗去了十分之七。国家的资财，战车的破损，马匹的死伤，铠甲、头盔、弓弩箭矢、矛戟、盾牌、牛车等，耗去了十分之六。所以，高明的将领从敌方掠夺粮草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从敌方夺取粮食一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夺取敌人饲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
“百姓”一词并非指今天人们常说的老百姓，而是指贵族领主——春秋时代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氏。贵族领主拥有土地，并或多或少地享有这片土地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应地，他们也要向君主缴纳赋税，并在战时征召领地内的民众随军出征。至于现在说的老百姓，对应的是《孙子兵法》中的“民”。
国家的基本国防战略也会对军队的规模产生重要影响。进攻型军队更倾向于精兵，而防御性质的军队则倾向于维持更大的规模。原因在于，远征部队消耗的补给品更多，运输的困难更大。因此，为了减少后勤补给，进攻敌国的最好是人数少但战斗力强的精锐部队。
远途运输粮草时，运输车队和负责护送的士兵在路途上要消耗粮食，拉车驮物的牛马也要消耗草料，所以陆路运输的效率很低。正因如此，古代的统治者往往不惜重金和民力开凿重要的运河，邗沟、灵渠和后来的大运河都是为了使粮食运输更便利而修造的。
陆路运输的有效补给率根据距离、道路情况、是否受威胁等条件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糟糕的情况是不但没有良好的道路供车辆行进，还需要派重兵保护补给线。汉武帝时期远征匈奴就是这种情况。据说当时的极端情况是，运输三十钟才有一石粮食是有效补给（“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也就是说，从山东到漠北前线的有效补给率只有一百九十二分之一。不管是古代波斯远征希腊，还是隋炀帝远征高句丽，都是不折不扣的后勤灾难。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奋勇杀敌是因为愤怒，从敌人那里获取利益，是通过缴获财物。因此在车战中，缴获战车十辆以上，就奖赏立首功的将领，并且更换敌战车上的旌旗。将敌人的战车混编入自己的车阵之中，（1.优待投降的士卒以期收为己用；2.用缴获的敌方物资妥善供养己方士兵，）这就是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日益强大的方法。
战场是死生之地，在战阵中比肩接踵共患难的友谊是特殊而亲密的。古代称战友为“同袍”，当这些生死与共的同袍兄弟在战斗中阵亡，那种伤别离的痛苦会激起极度愤怒，可能会引发士兵对敌方降卒乃至敌国平民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杀戮。孙子并不认可这种做法。
《孙子兵法》的许多语句显示，孙子并不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比如《谋攻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争篇》的“围师必阙，穷寇勿迫”，都是放敌人一条生路的意思。孙子反而对“怒”多持否定意见，比如《始计篇》有“怒而挠之”，《行军篇》有“吏怒者，倦也”，《火攻篇》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等，这些都在说“怒”的害处。孙子在《九地篇》讲如何让士兵奋勇作战时，并没有说利用赏罚或让士卒进入愤怒状态，而是主张让士卒进入除了执行命令而没有其他选择的状态。
孙子追求的胜利是击败“已败者”（《形篇》），是“以碫投卵”（《虚实篇》），取得没有悬念的压倒性胜利。同仇敌忾的愤怒可以让士兵奋勇杀敌，但不仅无法确保最终的胜利，反而可能使最终的胜利失去意义。
“取敌之利者，货也”的意思是尽量多地缴获和利用敌方的军备财物。前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既然用兵之害者是国家在资源上的巨大消耗，那么和因粮于敌一样，尽量多地缴获和利用敌方的军备财物同样属于用兵之利。《谋攻篇》的“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火攻篇》的“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也与此句相呼应。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最后孙子还是再次强调本篇的主题——战争“不贵久”。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战争的首要问题是胜败，而不是速久。如果实在无法速胜，退而求其次也要追求久胜。如果盲目追求速，结果成了速败，那么速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处还着重强调将领（主帅）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将领就是死生之司、存亡之主。“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这个说法并没有褒义或贬义，只是在陈述事实，强调将领的重要性。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用，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𦮼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