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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对孙子的生平记述得极为简略，其中九成的篇幅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将自己撰写的兵法献给吴王阖闾。吴王看完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写得很好，能否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以吴王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孙子让所有宫女都拿着长戟，排成队列。队伍排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左右手和后背的位置吗？”众宫女回答：“知道。”孙武接着说：“我发口令向前，就面向心脏所对的方向；向左转，就朝左手的方向转；向右转，就朝右手的方向转；向后，就朝后背的方向转。”众女兵回答：“明白了。”孙武命人搬出钺（斩首用的大斧），三番五次向她们申诫，随后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然而众宫女不但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应该是将官的过错。”便又将操练规则和惩罚措施详尽地解释了一遍，之后再次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众宫女依然只是大笑。孙武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已经交代清楚而依旧不听命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自己的爱姬，急忙向孙武讲情。孙武却说：“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名女队长斩首，再任命另外两人为队长。自此以后，众宫女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还是跪下起立，都认真操练，再也不敢嬉闹了。
于是，孙武向吴王报告说：“军队已经操练完毕，请大王检阅。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她们，即使命令她们赴汤蹈火，她们也不会违抗命令。”吴王因为失去两个宠姬，正在痛心后悔，就没好气地说：“你回宾馆休息吧，我不想检阅了。”孙武有些不满，叹息道：“大王只是欣赏我的理论，却不支持我实行啊！”吴王阖闾虽然不悦，但知道孙武果真善于用兵，因此任命他做了将军。这之后，吴国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克郢都，向北威震齐国和晋国，在诸侯各国名声赫赫。在这个过程中，孙武出了很大力。
这个故事后来演变为成语“三令五申”。可惜故事虽然生动，但并不可信。
首先，这则故事花费的笔墨与孙子的其他事迹不成比例。除了这则故事，《史记》中只有《伍子胥列传》和《吴太伯世家》各有两段话提及孙武的事迹，而且两篇中的这两段话几乎相同。一段是：“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一段是：“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而《国语》《左传》虽然有伍子胥事迹的记载，却没有孙子的记载。《史记》未记载孙子的身世、生卒、个人功绩，却将孙子见吴王的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不免令人生疑。
第二，吴王用这种方式考验孙子的军事才能过于肤浅。《孙子兵法》是顶级的军事著作，吴王看过后不向孙子询问如何称霸天下，却用操练侍女来考察他。钮先钟先生这样评价道：“即令吴王有意要面试孙武的将才，他也不可能采取此种方式，因为操场上的制式训练最多也只能考试连长（上尉），吴王似乎不会无知到那样的程度，居然用考小学生的方法来考博士生。”
况且吴王要孙子操练侍女，往轻了说是一种轻蔑，往重了说是一种侮辱。吴王的做法一点也不像有求贤若渴的诚意。
第三，孙子训练宫女的故事本身，也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
（一）孙子处罚的对象是吴王的两名宠姬。一个还没什么名气的孙武真有这么大胆子，敢当着吴王的面斩杀他的宠姬吗？要知道这可是命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而篡位的阖闾。估计连以刚戾著称的伍子胥都不敢这样做。就算孙武的确是大智大勇，算好了到目前为止一直表现昏庸的阖闾最终会反转成明君，但孙子刚来面试就给老板当头一棒，他就没考虑过以后如何共事吗？
（二）当侍女们经过三令五申还不听从命令的时候，孙子直接祭出了最重的军法——斩首。为什么孙子直接要用最高刑罚？毕竟训练才刚刚开始，杖责这类刑罚就无法让这些“疯丫头”听话吗？何况如此刚戾之风与《孙子兵法》的内容并不相符。
（三）斩杀这两名宠姬的是孙子本人吗？这两名宠姬再怎么“傻白甜”，估计也没笨到乖乖跪下来等着孙子拿大斧子砍。如果孙子不想上演“宫廷里追砍宫女”的闹剧，那么行刑时肯定需要有人帮忙捆绑按住这两名宫女。难道孙子来面试时就预先自带了刽子手随行？还是吴王的刽子手心大到凭孙子这个外来者的一句话就斩了自己国君的宠姬？吴王就算最后爱才任用了孙武，但痛失小宝贝的吴王难道不会拿这几个操刀的小喽啰出气吗？
（四）吴王为自己的两名“宠姬”求情，孙子却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强行斩了两个美女。当着吴王的面，在吴王的宫廷里，用“将在军”这种理由杀人是不是太牵强了些？刚来面试就敢拿鸡毛当令箭，等以后掌握了军权，谁还管得了？
（五）孙子真的有权力在吴国的宫廷里杀人吗？更何况孙子还是在吴王及其麾下众多侍卫的面前动手。吴王要是真想救自己的宠姬的话，求情未果还可以找身边的侍卫强行阻拦啊。
经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故事莫说是孙子，放到任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不可能发生。这只是一个由后人杜撰的寓言故事而已。
“封建制”最重要特点就是：国君通过分封各个小领主间接控制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在皇权下通过官僚机构实行直接控制。这种间接控制在从属关系、军队组织、税收制度等方面都与之后的皇权时代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句话常用来描述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但是，这种封臣的从属关系其实适用于所有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是逐级分封，国王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家臣，如果家臣的土地依然足够庞大的话，还会将土地继续分封给小贵族。最基层的贵族领主（地主）一般直接用支付薪酬的方式换取无地贵族（门客）的服务。
每一级封臣只对自己的封君效忠，对于更高一级的权力则没有任何效忠的义务。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例子其实不少，只不过经常被人忽略而已。以管仲为例。管仲先是齐僖公次子公子纠的臣子，当发现刚上位的齐襄公欲对公子纠不利时，就带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效忠于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襄公，而是效忠于自己直接侍奉的主君公子纠。在封建时代，忠诚更多的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后世儒家宣扬的道德原则。
同样，封建时代的赋税与兵役义务也是君主的封臣承担的，尤其是封建社会早期。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齐家”并不是说让夫妻子女和睦相处，而是管理一个封建大家族及其封地，包括调解家族成员间以及封地民众间的各种纠纷，管理家族的收支，在主君需要时带领本族的军队参加战斗。比如，日本战国时代常说的德川家、织田家、岛津家等，并不是家庭的概念，甚至超出了家族的界限，带有独立政权的意味。在日本战国时代之后的德川幕府时期，幕府的主要官员均由自己的家臣担任。而当大名在江户参勤
期间，领地就会委托给家老（大名的重臣）治理，而家老的工作就是齐家。所以齐家其实相当于管理一块领地，放到现代来说就是在地方主政或是担任企业高管。
领主虽然在军事与外交上要服从封君的命令，但在自己的封地内通常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税收等权力。服务领主、缴纳年贡是封地内的平民或农奴必须尽到的义务，如不服从，领主有权对其进行惩罚。封地领主的自治权随着上级领主的强势而弱化。在封建时代末期，强势的封君通过制定统一的税率或司法原则来缩小封臣的自治权，封建制逐渐转向中央集权制。
但当封君的权威衰落时，各个封国的独立性就会增强。各国会打破原有的分封秩序，开始相互间的兼并战争。春秋战国时代便是这种情况。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各国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变法革新。而这些改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强化国家力量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个过程需要知识和智慧，先秦的诸子百家就是兴盛于这个转变之中，所以他们的著述基本是以封建时代为基础，但又包含许多向君权时代转变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点，人们就很容易误解春秋战国以及更古老时代的许多故事和思想。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年的作品，当时封建制度仍然比较稳固。如果按照君主集权时代的社会关系去理解它，自然会误读其中的一些内容。
如果认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的故事不实，那么孙子可以确定的事迹就只有两件：一、他写下了《孙子兵法》；二、他和伍子胥关系密切。还有一点推测，就是孙子在世时很可能并没有多大名气。
基于以上三点和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笔者猜测：
首先，孙子出身于下层贵族，世袭担任军队的参谋之职。孙子或他的祖辈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投靠在伍子胥门下。孙子是伍子胥的门客，并未直接出仕于吴王。春秋时代极为看重出身，下层几乎不可能身居高位。
其次，孙子的出名是因为他所作的兵法在他身故之后广为流传，也可能得益于他的后人孙膑的名气。
第三，伐楚时，孙子作为伍子胥的参谋随军出征，他的军事策略只提供给伍子胥。如果伍子胥认为可行，再以自己的名义将这个策略呈交吴王或发表在军事会议上。由于《左传》和《国语》只记载“重要人物”，所以并未记载孙子这个“幕后参谋”。而伐楚之后不久，孙子可能就去世了，或因病无法继续随军出征。所以《史记》在伐楚之后就没有关于孙子事迹的记载了。
如果真是如此，孙子的生平可以说和《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十分相似。克劳塞维茨虽然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但仅是以参谋的身份，并未亲自指挥过战斗。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军事理论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同样，孙子虽然没有像吴起、韩信那样的辉煌战绩，但这并不能撼动他因《孙子兵法》而成就的“兵圣”地位。
也许后世有感于此，尊称其为“武”——我并不认为“孙武”就是孙子的真名。“孙武”之名始见于《史记》，而《史记》中对于先秦人名的记载极为混乱。比如孙子的后世“孙膑”就显然是因为受了膑刑而获得的“艺名”（当然也有极小概率是真名）。可以说，“孙武子”之称，就是对《孙子兵法》作为“兵书之圣”的肯定。
先秦兵书在后世亡佚严重，唯有《孙子》十三篇一直完整保存。传世的两个主要版本都起源于宋代，一个是宋代官方编修的《武经七书》本（俗称“武经本”），一个是民间编著的十一家注本。后者因为有十一位前代注家的注解辅助，所以更具研究参考价值。两个文本虽然在文字上有所差异，但是对于内容的理解而言影响并不大。
十一家注本是宋人选取的十一位较有影响力的注家，分别是魏武帝曹操、南朝梁人孟氏、著有《太白阴经》的唐李筌、唐昭义军节度使门客贾林、编著《通典》的唐宰相杜佑、唐诗人杜牧、晚唐人陈皞、北宋人王晳、北宋人梅尧臣、北宋人何延锡、南宋人张预。十一家注本出版之后较有影响力的注家还有金代的施子美和明代的刘寅、赵本学。清人孙星衍虽然校勘了《孙子十家注》，但清代并无出名的注家。民国时刘邦骥、陈启天、钱基博等的注解也很受当代学者重视。
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就包含《孙子兵法》。经过专家整理，在1976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这是目前为止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孙子兵法》版本（简称“汉简本”）。汉简本与宋本在很多词句上存在本质差异，有些部分甚至与宋本相反。因此当代注家又有了另一项工作，就是对宋本与汉简本之间的差异做出辨析与取舍。
古代注家注解《孙子兵法》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解释其中难以理解的字词，第二种是通过进一步的阐述使原文的意思更加易懂，第三种是列举实际战例以论证其中的原理。
现代人读《孙子兵法》又有了新的角度，即将各篇中相关的语句摘录出来，然后结合现代军事、政治、商业或企业管理等学科加以解读。这一般统称为“应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包括大前研一、松下幸之助在内的许多管理学家和企业家对《孙子兵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企业的壮大发展，各种“《孙子兵法》应用研究”大量出现。它们的视角不乏新意，但也包含一些滥竽充数之作。不过这种方式只对《孙子兵法》的个别章句做解读，并不适合帮助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孙子兵法》。
在本书中，笔者还是仿效古代的注家，从《孙子兵法》原文的语句含义着手，对其中的思想进行分析解读。在原文之下，直接给出该句的译文。这些译文尽量追求语义准确，以方便读者理解文意。如果有多种理解，则会用阿拉伯数字序号列出。在阅读原文时，读者应主要以会意为主，而不应过于依赖白话文翻译进行理解。在译文之后，本书主要以分段解读的形式，分析阐释《孙子兵法》的内涵和思想。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笔者的观点与理解是否正确合理，还需要读者自己思考辨别。
阅读过其他《孙子兵法》注解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给出的原文和解释有诸多不同之处。自古《孙子兵法》的版本和注释殊异颇多，这本简明本大多直接给出结论。至于具体分析、取舍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本书的完整辨析版——详注本。
受时代的语言表达限制，《孙子兵法》的很多内容表述得并不详细。《孙子兵法》中的所有篇目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只给出目标，但是并不给出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而这也许就是《孙子兵法》可以超越时代的原因所在：“达成目的之手段不限于一二常法，而是需要根据时移世易而不断变革。但是，养成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就能够条理清晰的分析问题；制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并知道以何种原则行事、如何制定出巧妙的方案以实现目标。”
对于决策者而言，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孙子兵法》就是这样一部“虽然没有教人‘如何去做’，却教给人们‘如何去思考’”的书。
最后，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想再次强调：《孙子兵法》并不是一本名言警句合集，而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思考过程”，希望读者在阅读《孙子兵法》时留心其各句、各段、各篇中孙子“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
《孙子兵法》虽篇幅不长，只有六千多字，但并不是一本易读好懂的书。为求后世读者能够理解原文内容，历代多有研读者为其添加注解。到清末为止，有版本流传的注本超过二百种。
可惜现代注解《孙子兵法》的多数书籍只提供简单的译文，对于其中的内涵往往不做解释。一些作者断章取义地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名言附和一些古今事例编辑成一本“速食鸡汤”。而一些不负责任的编辑更是经常将《孙子兵法》与风格完全不同的《三十六计》合并出版，以致读者对《孙子兵法》的内涵产生根本性的误解。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的确值得中华儿女自傲。然而文化之所以值得骄傲，并不是因为其流传的时间长，而是因为中华文化包含着先贤留下的无数事迹、思想与艺术，供我们后人学习、欣赏、体悟、发扬。若舍弃这些文化内核，再古老的文明也形同无物。所谓文化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行为、器物、语言、风俗或制度，而是那些可以超越时间的智慧、可以磨砺个人品性的修养，以及可以丰富大千世界给人带来愉悦的艺术。回溯并发扬那些千百年来积淀的智慧、修养及艺术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
本书虽然不是艰深的学术著作，但也并非轻松的速食读本。笔者希望通过本书可以让读者更加透彻地理解《孙子兵法》蕴含的思想。此外，本书虽在个别地方涉及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内容，不过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告诉读者“如何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商业、管理”。但是笔者相信，全面掌握《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读者分析其他领域的问题或寻求更好的决策。
希望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汲取一些中华古典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