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托勒密一世

公元前323年6月13日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拉古斯与阿尔西诺的儿子托勒密从亚历山大掌玺官佩狄卡斯手中获得了统治埃及的权力。作为总督，他迫不及待地以阿利戴乌斯的名义占有了此地，后者已经被宣布为亚历山大遗腹子出生之前帝国唯一的国王。

花一些时间关注托勒密一世（本书称他为“索特”，Soter，“救主”）的统治是值得的，因为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前50年的特点，只有通过这位统治者的活动才能看清楚。这一时期见证了托勒密政府的奠基。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如果从我们了解较多的公元前3世纪50年代来推断之前的历史，研究的视角将会大大扭曲。而且，当人们通过他们的个人品质有效地创造了历史之时，根据这些伟人的活动轨迹描述历史也就顺理成章了。

索特曾经独立指挥一支军队，追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阿富汗并返回。现在，他年仅45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充满了活力（他在60岁时才做了父亲，有了一位继承人）。他是一个实干家，精通外交手腕，不会因失败而沮丧。作为一位勇敢而老练的指挥官、贤明的人事仲裁者、回忆录作家与人见人爱的好友，他知道如何吸引男男女女的朋友以及如何得到他们的忠诚。这是一个人不能为朋友带来成功也就不能为自己带来成功的时代，而成功则取决于能否吸引足够多的仁人志士来完成那些也能给他们自己带来机会的任务，还取决于能否带给他们奖赏，能否保护他们，能否在政策创新方面持续和他们协商。索特之所以去了埃及，就是为了寻找一块跳板来满足个人的雄心壮志，我们根本不必再去寻找更深层次的动机。

当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在特里帕剌狄苏斯举行会议时（见原书第37页），索特的代表坚持认为，埃及是他征服所得，是“长矛赢得的土地”（ doriktetos ge ）。 那么，它是从何人之手征服而来的呢？肯定不是从埃及人之手，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提到埃及本地人曾经抵抗过他的征服。如果可能的话，只有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2年的征服提供了一点线索。 ^[1] 但是，这种说法几乎不可能使索特与其他竞争者们区别开来，因为大家的领土几乎都是来自亚历山大最初的征服。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是索特在公元前321年驱逐了佩狄卡斯，还有从瑙克拉提斯的克莱奥麦奈斯那里以武力接管了埃及。后者对埃及的统治权直接来自亚历山大本人。由于埃及曾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古代史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将其职务描述为总督，这无疑是正确的；某些当代史家猜测他是“行政长官（总督）”（ dioiketes ）则完全是多此一举。他利用其职务从埃及祭司手中抽取双份的税捐，还通过在饥荒期间无情垄断埃及谷物出口，要挟爱琴海诸岛与希腊大陆各邦。索特到了埃及，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将他诱捕并处死。

狄奥多鲁斯写道：“索特毫无悬念地继承了埃及。虽然对埃及当地人慷慨大方（ philanthrops ），但他继承了多达8000塔兰特之巨的财富，以此开始招募雇佣军，扩大军队。” 这条史料很可能来自卡尔狄亚的希罗尼穆斯的历史作品（后者本身就是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的一名外交人员）， 有一位现代德国历史学家 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段话来支持他对托勒密王朝二元对立特征的描述，即一方面对待当地土著人非常大度，另一方面却主要是依靠非埃及籍士兵来作为自身永久性的统治基础。这种说法太绝对了，但是就索特在公元前323/322年的活动而言却是合适的。转译过来的“ philanthropos ”（慷慨）一词不仅体现着一个国王在理论上应该有的、抽象的“慷慨”（ philanthropia ）品质，也指他个人的“大度”（ philanthropa ），即传统上埃及国王在登基时向臣民们所宣布的那些仁慈行动。 ^[2] 索特告诉他的新臣民，总督已经易人，新总督不会再重复他的前任的暴政。

狄奥多鲁斯对索特招募军队的特别说明符合常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依据丛林法则行事。面对各种叛乱与入侵，索特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用武力保卫自身的安全。公元前331年，当亚历山大大帝离开埃及向东方进军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支20000人的军队驻守埃及，基本由马其顿人与希腊人组成，统一归马其顿人巴拉克鲁斯和佩乌凯斯塔斯指挥。后者可能是孟菲斯守军的指挥官，因为在萨卡拉发现了一个提示希腊士兵们“不得越界”的告示。 作为埃及的都城以及通往三角洲地区与尼罗河谷的咽喉要地，孟菲斯肯定有驻军。巴拉克鲁斯可能在佩鲁西翁坐镇指挥，此地是从叙利亚进入埃及的陆路边境城市。泰拉麦奈斯之子波莱蒙则指挥着一支有30艘战船的舰队。索特极有可能没有改变这种安排。不久，佩鲁西翁就要抵抗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公元前321年，佩狄卡斯试图进军孟菲斯，但未能如愿。一部分军队可能还继续驻守在南部边境的埃勒芬汀。波斯人曾经在那里安排过一支犹太军队驻守（他们留下的一些阿拉姆语文献的年代最晚可以追溯至索特时代 ）。在那里还发现了一份草拟于公元前311年的希腊文婚约（根据它标注时间的方式，可能写于埃及），表明早在索特在位时期，那里就有希腊人存在。但是，他们的任务可能是民事的而非军事的。一份公元前250年前后的希腊文纸草信件提到希腊士兵被安顿在埃德富附近。索特所建的唯一希腊城市被命名为“托勒密”，它位于上埃及，在今天的阿修特附近。它的建立必定有利于加强这一地区的稳定。

从狄奥多鲁斯关于公元前312年的加沙战役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托勒密军队的战斗序列。 索特率领了一支由18000名步兵与4000名骑兵组成的部队向佩鲁西翁进军，这支部队包括马其顿人、雇佣军以及大量的埃及平民（ plethos ）；这些平民中，“有的带着投射武器与其他（特种）装备，有的则全副武装（也就是说他们组成重装步兵方阵），还有一些是军队后勤人员”。公元前307年，德米特琉斯惊奇地发现，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被俘获的托勒密士兵居然拒绝归顺他，因为“他们的随军行李或辎重（ aposkeua ）还在埃及的索特那里”。 在那个时代，雇佣军变换主人习以为常。德米特琉斯在公元前307年所俘获的那些士兵看起来似乎都是军事殖民者（ klerouchoi ），他们后来被称作屯垦者（ katoikoi ）。这些屯垦者被索特吸引到埃及定居，获得一块土地，充当预备兵。托勒密可能是在其统治初期做出决定要在埃及安置军事殖民者的。通过吸引那些经验丰富的士兵到埃及定居的方式，索特希望他们能够忠诚于自己：因为这不仅与他们选择的国家，也与他们的永久生计利益攸关。“小自耕农士兵”（the small-holder sodiers）这一概念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首先，它符合马其顿人的习俗；其次，它在法老时代的埃及也有先例，舍易斯统治时，每个当地士兵（ machimoi ）拥有10 阿鲁拉的份地，曾引起希罗多德的注意；最后是雅典的军事殖民制度，这一点必须要引起重视。 ^[3] 土地的征用首先引发了当地人对雅典军事殖民者的强烈敌意；没有任何现存证据可以证明是否相似的土地易主使索特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这种情绪可以在公元前3世纪50年代已经面貌大变的法尤姆地区找到些许证据）。很可能，埃及有可开发的但从未灌溉过的土地，这就不需要赶走原来的租佃者。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吸引外国人来埃及做屯垦者的决定暗含一种轻视埃及军人的意思。这种新办法要比公元前404年到公元前342年之间埃及人依赖希腊雇佣兵帮助来反抗波斯人的办法有更多的好处。当时，完成协议之后，这些雇佣兵便会带着解雇费——专门发行的金币，返回希腊的老家。现在，把这些屯垦兵安置在埃及的土地上，总督便将这些钱也留在了埃及，或许还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也为他的部队提供了永久性的居留地。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一项注定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的展示。事实上，这些新来的军事移民成了一个享有社会经济特权的阶层；他们向埃及各地的扩散也使得希腊生活方式越来越引人注目；而且，它也为占领国提供了一种隐形的军事解决方案。驻军的城镇在数量上很少，索特坚持实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策原则（它可能要古老得多），即军政与民政保持分离。

如果只有马其顿人或者拥有类似装备、训练和战斗意志的军队，才能与排成方阵的马其顿人进行对抗，那么，在以物易物的时代，也确实只有希腊人才知晓如何投入货币获取经济利益。此外，只有一位马其顿王后能够为索特生一位马其顿人可接受的继承人。尽管埃及女孩中不乏美女，但索特的众多后宫佳丽中，只有一位是埃及人。作为国王的特殊密友，公元前300年有文字记载的共有6位：安德罗尼库斯、阿盖乌斯、卡利克拉泰斯、马涅托、尼卡诺尔、塞琉古，他们是后来马其顿宫廷等级制度中的核心人物。其中，只有马涅托是埃及人。 没有任何公开的政策宣示或合作关系的禁止，这样的一种格局却逐渐形成。马其顿统治者将指挥军队或精英部队的权力、政府中的决策执行权以及宫廷礼仪的主导权都交给了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希腊语成为上流社会、政府管理、军队指挥的通用语言。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埃及人却需要通过新建的翻译机构（可以在后来的泽农纸草中看到）的帮助才能与政府接触对话。

上述观点并未得到近现代史家的广泛接受。一些学者认为，在初期，索特的总督政府有意实行埃及化，向亲希腊政策的倾斜只是后来的事情。他们提到了享有高级军职的涅克塔奈波（涅克塔奈贝夫）。此人在用（托勒密时代的）古埃及文字撰写的纪念碑文中说自己乃是“希莱与塞本尼图斯（即第十四诺姆与第十二诺姆）的州长、第十四诺姆的外国人军队司令以及王室军队的总司令”。这些官衔（很难精确地翻译）可能是过分夸大了。第三个官衔的意思可能是（犹太人？）雇佣军的司令官，最后一个官衔则是“埃及军队的总司令”。这个涅克塔奈波是一位埃及军队将领的孙子，他的外祖母是埃及最后几位本土国王中的涅克塔奈波 一世（公元前380—前363年）的妹妹。 这些学者也提到了珀托西里斯。此人既是祭司也是权贵，其家族势力极大，在埃尔穆波利斯拥有大量地产，他之前和之后的两代人都有据可查。他的坟墓很精致，上面的铭文充满了对无名入侵者（他们肯定是波斯人）的嘲笑和憎恶， 由此推断，他的坟墓建造和墓志铭的撰写均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另外，他们也注意到了一部对古埃及的同情之作（大部分被狄奥多鲁斯采用），由阿布戴拉人赫卡泰俄斯用希腊文于公元前315年前写成，因为忒奥弗拉斯托斯在这一年引用过它； 他们还注意到了索特与埃及祭司们的友好关系，这在用古埃及文字撰写的总督石碑 和奉献给法老卡巴什的颂词中均有体现。为了进一步支持这种观点，他们指出，索特担任埃及总督之初，并未立即在亚历山大里亚建都，总部仍在孟菲斯，在那里保持着一个皇家规格的宫殿，并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提供了第一个停柩之地。当时，亚历山大的灵队正在向西瓦绿洲行进的途中，在他的坚决鼓动下，亚历山大的遗体被劫持到孟菲斯。

但是，这些事例并不支持该论点。如果埃及军队确实被利用，涅克塔奈贝夫的事例就是可期望的最后一例；珀托西里斯是已知最后一位按照贵族传统风格设计并使用彩绘艺术建造家族陵墓的埃及地主。即便索特曾委托赫卡泰俄斯撰写过一本为他的官员辩护的书，也不会涉及任何延续法老政策的承诺；在年代无法确定的总督石碑上，索特被认为是埃及神庙神像的追回者，渎神的波斯人之前从埃及神庙中盗走了它们。但这种认可后来频繁地出现（例如，公元前258年的卡纳克陶片或公元前239年欧尔革特斯 的卡诺皮克法令），成为神庙与政府和解的一种公认模式。索特在孟菲斯的滞留从军事角度很好解释：只要他对自己的军队抵抗来自叙利亚的入侵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就会觉得孟菲斯比亚历山大里亚更具战略价值。总督石碑表明，索特迁往亚历山大里亚较晚，大约在公元前313年，这个年份比较可取。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埃及化向希腊化的转变。不论是博学的塞本尼图斯人马涅托用希腊文写成的埃及史，还是由皇室赞助并在尤摩尔普斯家族的提摩泰乌斯帮助下设立的萨剌庇斯崇拜，都属于索特在位时期。与他们的“埃及化”几乎同时，公元前297年，索特迎来了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他是亚历山大里亚博学院和图书馆的精神教父，指导索特运用和履行国王特权、权力和职责的良师，也是萨剌庇斯崇拜的支持者，他的眼疾痊愈被归功于这一崇拜。此前很久，索特建造了他的托勒密城，征召阿斯旺的希腊人为他服役（根据P.Eleph.I的记载，此事接近于公元前311年）。

在一个本国人远远超过外来者，二者之比差不多是1000∶1到100∶1的国度里，索特不得不在本地人中选拔官吏，寻求被统治者的合作。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240—前220年的请愿书中大量使用的一种表述模式被创造了出来。 人们这样概括他们对政府的期待：“首先使各方达成和解。如果做不到……”这一时期的官吏需要具备一种其后得到褒奖的品质：即被称之为 proedria 的品质，字面意义是“优先受到咨询的权利”。当遇到困境的时候，在讨论中运用并保留创议权的道德影响力就有可能力挽狂澜，防患于未然：例如，公元前249/248年，希腊牧羊人赫尔米亚斯向泽农报告说：“如果你的信使没有空手前来，我们将会坚持优先受到咨询的权利。” ^[4]

这么多主观论证之后， 笔者愿意提出两种一致的客观证据来作为结论。第一种是索特的钱币。在其早期发行的钱币中，索特将自己装扮成一位忠于腓力·阿利戴乌斯与亚历山大遗腹子的总督。个人野心在公元前312—前311年发行的钱币上开始有所表露。钱币正面是戴着象皮头盔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反面，原来的王座上的宙斯和铭文 Alexandrou 让位于雅典娜·阿尔西德穆斯与 Alexandreion Ptolemaiou （意思是：亚历山大里亚人托勒密的钱币）的图像。 公元前312—前305年，罗德岛或希俄斯岛标准一度取代了阿提卡标准。希腊语文献中的截头表音记数法应用于阿提卡地区，当然并非是唯一的计数法；也应用于埃及的纸草文件中，这已被近来在萨卡拉出土的纸草文献所证明 。可以猜想，正是在此期间，这种计数法开始逐渐让位于米利都人的“字母”记数法。从公元前305/304年起，索特的金币斯塔特尔、银币四德拉克马、铜币奥波尔就都打上他自己的肖像。这一系列钱币揭示出了他从埃及总督到国王的转变过程。

索特做总督和国王期间的纪年法提供了第二条证据链（前面已经提到）。直到称王第七年（公元前305年11月至前304年11月）的某时，索特才开始使用自己的纪年。希腊文文献中采用了一种与埃及世俗体文献不同的纪年法。他们从索特当总督那年起连续纪年，并将他执政的第一年回溯到了公元前324/323年（极有可能回溯到了公元前323年6月3日，亚历山大大帝去世那天 ，第40年就是公元前285/284年。埃及世俗体文献则将埃及祭司接受索特为法老的那一年——公元前305—前304年视作索特执政的第一年，这样一来，公元前285年就是索特在位第18年。实际上，也有人认为 索特成为埃及法老应该在埃及人的新年那天，即托特月1日，公元前305年11月7日。但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索特并不想将这两种纪年法协调一致。他宁愿把选择权交给他的埃及和希腊臣民。

在这个问题上，回顾一下埃及人生活的连续性可能会有帮助。首先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条件限制，最重要的地理因素是一条大河。 埃及就是尼罗河本身。从海边到阿斯旺将近1100公里。从地中海去内陆地区，旅行者们首先穿越的就是“尼罗河的赠礼”——富饶的三角洲地区。该地区的形状就像希腊字母表中第四个字母的大写形式（结果因此而得名）。它是顶端朝下，成为一个倒等边三角形，底部靠着地中海；它的顶点紧挨着现在的开罗，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巴比伦，也是埃及人的孟菲斯。尼罗河由此分成许多支流，成扇状散开。从这里向南到阿斯旺，埃及人生活在狭窄的、约880公里长的尼罗河谷中。这是一个处于不同颜色地貌的沙漠与群山之间的绿色走廊，没有任何地方的宽度超过30公里，平均宽度仅为11公里，而且有时候就像在西尔西勒山那样，只剩下了蜿蜒于悬崖峭壁之间的峡谷河道。在卢克索和阿斯旺，峡谷的景色和气候都是令人愉快的，即便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如此。更靠南的努比亚则表现出非常不同的严酷气候，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冬季有时寒冷，夏天却总是酷热难忍。尼罗河拥有最长的可以通航的河道。从阿斯旺往上都可以通航 ，进入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带（需要再走4300公里才能到达维多利亚湖，但是从第二瀑布或今日喀土穆南面的沼泽地带起，航程艰难）。通过利用河道，普通埃及人都会变成优秀的水手，尽管只是就内陆水道而言。他们驾着神圣的帆船，在节日期间载着诸神互相拜访；当整个尼罗河流域开始泛滥时，为了从他们的村庄迁到邻居那里，所有埃及人都“在船上虚度时光”。泽农纸草文献中的一个带注释的规划草图，标示出了一个使新居民点的神庙免受洪水与河流生物侵害的土建工程。 公元前321年，佩狄卡斯鲁莽入侵埃及，“爱国的”鳄鱼为索特至少吞食了1000名敌人，这甚至引起了特奥克里图斯的注意。 ^[5]

在河谷与三角洲地带，尼罗河为万物带来了生命。希腊人说，那里常年都是百花盛开，而不仅是在春天。那里盛产各种谷类、豆类、蔬菜、油料、枣子、水果、用于食用和酿酒的葡萄。牧场可以养牛、绵羊与山羊，沙漠提供了猎物，沼泽有野禽、鸭子和可口的鱼类，例如类似于鲑鱼的棱鳀鱼，根据泽农纸草，这种鱼曾经被贩运到亚历山大里亚，进入了当地人的厨房。每年的6月后期到11月（对于那些认为那个季节的河流水量应该变少的外国人来说是个谜），尼罗河都会涨水，淹没整个河谷；远离主河道的地方也能捕到鱼。对埃及人来说，这就是天然的假期和节日，因为陆地上什么活都干不成。洪水高峰通过之后，河水就会通过堤坝和盆地发挥最大的效应，被引导到难以灌溉的地方。当洪水退去之后，它留下大量孕育生命的泥沙。埃及是“黑土地”（ melangaion ），科普特语称为Kemit。这个冲积层为播种和种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洪水过后，为确定土地归属，满足财政税收的需要，土地核查（“geometry”，“几何学”的字面意义）即随之而来。

河谷两侧的山脉与沙漠形成了抵抗入侵者的天然屏障。内地不时会出现劫掠者，敌国军队也会从地中海或叙利亚向三角洲渗透。但是，北方与南方都提供了防御此类入侵的天然据点，东西两面也难以逾越。由于天性恋家，无法接受葬身异国，埃及人也就变成了一个热爱和平而非战争的民族。他们的自然防御体系倾向于将他们与周边世界隔绝开来。自然提供了一种既定的环境，它有可能培养出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存在于统一的政治结构内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正如一位比利时学者 所指出的，当亚历山大大帝到达时，埃及的农民仍旧生活在青铜时代。

用历史的维度考察客观的自然环境注定会带来主观的解释，试图用这种方法概括绵延3000年的文明史就会过于简单化。但是，社会与政治确实展现出了某些连续性。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一条河谷不能成为一个长久的政治实体。原先彼此激烈敌对的相邻地区，即所谓的“诺姆”（ nomes ），还有下埃及与上埃及“两个地区”的统一，以及整体的军事防御需要，都在呼唤着国王。一年一度的洪水的效果及其影响的评估需要测量员和书吏，简言之，就是需要一个官僚机构。国王及其官员们必须由直接生产者即耕种者来供养；耕种者们怀有恐惧心理，他们需要一种仪式来确保丰收、保证洪水按期到来、维持当前世界的持续存在，这就催生出了一个恪尽职守的祭司群体（原文第127—128页注22），依靠他们来调节耕种者与超自然神灵之间的关系。

耕种者整日劳作，每年超过2/3的日子都在干活。但是，尼罗河（在阿斯旺的尼罗河段的水位计测量其高度——实际上每个诺姆都测量）有时并不能在泛滥期间达到足够的高度，从而导致歉收。如果耕种者能自行控制人口数量（没有任何生育控制），河谷人口能保持在“较低的”尼罗河水位能够承受的数量，他们就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的人。人类的乐观主义和统治者们试图增加更多耕地的贪婪，进而使人口膨胀到只有“较高的”尼罗河水位才能维持的数量——这种概括只是一种猜想，难以准确验证。尽管劳动艰苦，还易于感染各种水生疾病和虫媒传播疾病（尤其是眼病），埃及的耕种者仍旧是邻国耕种者羡慕的对象。在西奈半岛的沙漠中，刚刚摆脱奴役的以色列人怀念起了埃及的烧肉锅。在托勒密埃及，耕种者们可能很少能吃到泽农的野猪杂碎；但可以猜到的是，节日里人们会享用那些先用啤酒（当地的大麦酒）清洗，再经过烧烤的乳鸽与鸭子，伴随宴饮的还有自由无拘的音乐与舞蹈、响板的嘈杂与说书人的戏法。从法律上说，耕种者是自由人，并非奴隶或农奴，他们与“那些更有势力的人”在国王的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

相形之下，国王的官员们为他们拥有职业额外津贴而庆幸。宣传性文学的整体基调是详述做一名书吏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相对于忍受鞭打之苦的贫苦农民或织工而言，古王国时期的贵族陵墓内的彩色壁画对此有非常逼真的展现，比如位于萨卡拉的提或梅勒鲁卡的马斯塔巴墓。在每年的播种季节，跟随测量员的书吏会发放谷种，登记收获之后应该交纳的粮食比率（这种比率是否应该被称作租金或税金是一个没法回答，也是没有意义的问题）。无疑，收获、储藏、陆上运输和沿河运输的景象与希腊文纸草中的描述并无任何不同。在托勒密埃及时期，所有这些服务都必须得到报酬，或是通过对收获物补充征税，或是由个人直接提供。尽管缺乏明确具体的材料来证明是法老的政策，但这种做法也绝非托勒密时期的创新。不论是法老时期，还是托勒密埃及时期，都可以征召耕种者以个人形式服劳役，例如维护运河和排水堤防、将搁浅的方尖碑运输船拖离沙丘、护卫国王的驳船等。在这两个时期，官僚机制都具有自我长期存在和自我成倍扩大的特点；它是否腐败取决于中央政权控制的力度。关于政府行政管理的纸草已经披露出了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王朝时期令人震惊的丑闻； ^[6] 托勒密埃及时期的腐败状况将在下文叙述。

当国王及其属下巡行时，他们可以征召马匹、骡子、驴。埃及人对此是接受的。征召小马时，“国王需要它”是一个可以得到人们认可的解释。而且还必须为国王提供娱乐和行宫。宫廷可以利用强权追求生活的优雅，强行征用各种赏心悦目的日用工艺品，享用宽敞的宫殿、别墅、漂亮优雅的女人、鲜花与诗歌。以神之名强加的类似需求也被无条件地接受。经过改造的日常祷告仪式在那些壮观的建筑物中举行；威尔伯纸草 表明，约公元前1150年，在法尤姆和阿修特之间有14%的可耕地被分配给了神庙。国王在礼拜仪式中也拥有重要地位；法老是人与神之间真正的中介。当他端坐于“现世荷鲁斯的王位”时，他是诸神之“子”，只有他才有资格向诸神献祭。暴君是诸神的敌人，是托勒密时期的文献中的 theoisin echthros ，即麻烦制造者 ^[7] 。在宗教仪式中国王加冕的那一刻，人们就将国王视作荷鲁斯本身（国王的矛盾性下文有详细阐述）。这一套程式可以看作神权政治与独裁统治之间的折中。这种平衡过去常常被打破，但却在托勒密治下得以再次恢复。无疑，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叙述有助于读者们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之外看待历史。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关注希腊人迫不得已的付出，却低估了埃及人的贡献。不可否认，希腊人带来了他们的首创精神、活力、智慧、新技术、外来者的经验与制度等，但是，埃及是一块尊重手工艺术和哲学思想（形象的而非逻辑的）、具有社会与政治稳定传统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土地，希腊人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使他们带来的礼物发扬光大。因此，埃及希腊化政府的几乎所有方面同时都有希腊或埃及的先例可循。历史学家必须分析它们之间的张力，分析“希腊解释”（ interpretatio Graeca ）与“埃及解释”（ interpretatio Aegyptiaca ）的对应。

与此同时，这种叙述也展示出了这项任务的魅力。埃及学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学科，希腊罗马史家对它所取得的成就只能表示钦佩。这些史家了解自己的巨大优势就在于他们的研究始于以人类活动和能量为基础的历史学；始于目击证人的叙述而非若干个经过筛选的数据，前者包含了人类在各个方面发挥的作用；始于他们求证时所需要的那些充足可用的文献资料以及他们潜在的假设和外露的偏见。埃及学家缺少这样的资源。他不得不使用一种由不能发音的符号所构成的、无法完全理解的语言系统来做研究。他能够得到的连续记载却出自非埃及人的笔下，它们出现在他们试图描述的事件发生2000年甚至更久之后。用古埃及文字写成的作品可以简单分类如下。 在象形文字文献中，神庙中的纪念碑铭文主要是礼仪性质的，坟墓中的铭文主要是丧葬套话、传统自传以及官员祭司的头衔。草书祭司体及其后出现的世俗体主要用于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创作；还可以用于大量涉及行政、法律、书信、商务以及私人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像威尔伯纸草中的调查清册，与哈里斯纸草中的皇室向神庙的捐赠清单这样的大型文件极为罕见。此类文献在埃及历史上分布很广，也很地方化，涉及范围很有限，这就使得它们只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埃及社会的残缺画面。由于这种资料涵盖时间有限，涉及范围有限，因此，埃及史研究者的研究不可能从一个公认的关于前托勒密时期埃及政治制度的记载开始，也不可能认识到托勒密王朝所引进的那些革新措施；实际上，相反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即把托勒密王朝的实践当成是法老时代的投影了。历史学家常常质疑托勒密王朝是法老时代的再现，但无法得到文献的证明：他们的直觉有可能被未来的发现所证明。例如，虽然法老时代的埃及并未有“勒索保护费组织”的相关记载，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那时确实不存在。我们也不可能确定无疑地说舍易斯与波斯占领时期的高级官员只是财政官员而非政治官员。 ^[8] 部分史家假定公元前342—前332年的波斯占领结束后，埃及的行政管理陷入了混乱，这种假设本身是合理的，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假设。 pdZoUEUmYgw7H+Q5JaDD1cnbAzL3sbYEjyB2+/Ng6hMv60QeBW0S3VgqA9cQ7tUE